萧红，被唏嘘淹没的真相
这个秋天，萧红又一次“火”了——随着电影《黄金时代》的上映，关于她的传奇，继2012年由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之后，再度引来无数的唏嘘。
拍摄名人的传记片，从来是一件自讨苦吃的麻烦事，然而《黄金时代》的创作者这回似乎找到了办法，那就是让片中的人物成为面向镜头的叙述者，不同人的讲述互相补充，也互相拆解。甚至在二萧分手的关键情节上，如《罗生门》般拍摄了萧红、萧军的两个版本。
正是这种笔笔有来处、句句有考证的叙述手法，使强挤国庆黄金档的《黄金时代》6天仅获3000万票房。但即便如此，三个小时的长度依然显得言犹未尽。也正因创作者的小心敬畏，银幕上的萧红在当今一些不熟悉那段文学史的观众眼里，成了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作女”。
萧红曾经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一次次飞蛾投火般扑向自由的爱情，渴望着来自对方的欣赏和保护，又一次次惨烈地败下阵来……1942年1月22日，31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留下无尽唏嘘。70多年过去了，她的文学成就已无异议，但关于她本人的“生死场”，关于她的抗争和不甘，依旧是一个纷纷扰扰的“罗生门”。
萧军拯救她也伤害她
提到萧红，萧军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核心，和所有最终不幸福的爱情一样，他们互相成就，同时也互相伤害。更因着鲁迅的提携，二萧在左翼文化中金童玉女般地存在，他们的爱情被他人赞赏，他们的分手也成为一件在他人眼中不该发生的错误。在后来不少二萧朋友的回忆中，这个错误，似乎萧红要承担更多。
《黄金时代》以聂绀弩为重要叙述者，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初鲁迅做东请饭第一次将二萧引入文化圈，聂绀弩在座；此后二萧在西安分手，聂绀弩也是亲历者。在萧红，可能是因为童年时祖父的疼爱、父亲的冷漠，让她对亦师亦友的男性长辈有放心的倾诉，尤其是在鲁迅去世并经历了与萧军的情感创痛之后。
聂绀弩发表于1946年1月22日《新华日报》上的《在西安》，文中记叙了1938年春天二萧在西安的分手: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这些，我虽一鳞片爪地早有所闻，却没有问过他们，今天她谈起，在我，还大半是新闻……
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在胡风夫人梅志的回忆中，1934年初到上海的二萧无疑是快乐的一对小文青，深夜竟然还会在宵禁的马路上与胡风赛跑。但在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笔下，二萧的分手，在上海时已见端倪:
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
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终于她到日本去了。直至鲁迅先生死后才回到上海来。
1937年1月从日本回来以后，二萧之间合合分分，期间萧红独自找了个寄宿学校，离家出走了。两人之间的不和，在梅志笔下慢慢清晰:
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溜马路时，女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男子汉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仅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和所有萍水相逢又结合于患难中的情人一样，他们共苦于饥寒交迫，追求着精神上的富足。然而苦尽甘来，原本追求的幸福厮守却成了悲剧的开始。这里有两人气质、体格的差异，但萧红命运的悖论在于，她与萧军的结合始于她早早萌芽的女权觉醒，以幼弱的身心挑战了一个庞大的父权夫权的时代，但最终，她依然输给了这个时代，通过她最爱的人的大男子主义、暴脾气以及不忠。她以为的平等，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是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了，他也只是这个父权夫权的一分子。
端木蕻良娶了她也葬了她
萧红离开萧军，和端木蕻良举行了她一生唯一的婚礼，虽然她肚子里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但朋友们似乎都无法接受二萧分手，他们对端木蕻良的反感，在萧红去世后，更是达到了顶点。因为骆宾基写下了《萧红小传》，说端木抛下了病重的萧红，又说萧红怀念着萧军:“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端木蕻良本人对此长久沉默，以至于天长日久，沉默似乎更坐实了骆宾基的一面之词。
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对萧红最后的三天是这样写的:
十九日夜十二时，萧红见C君(骆宾基)醒来，眼睛即现出“你睡得好么”的关切神情，又微微笑着，用手势要笔。
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写最初九个字时，C君曾说:“你不要这祥想，为什么……”萧红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
21日晨，骆宾基离开医院，渡海到九龙处理因陪伴萧红耽误的私事。
一月廿二日黎明，C君回到香港，手里捧着一大盒面包和罐头，走到“玛丽医院”。大门已挂上“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日本哨兵用刺刀截住了他。被无理地搜索之后，C君问:“这里的病人到哪里去了？”然而哨兵没有理他，退了回去，他也就捧着盒子，跟在他身后，走入了医院。六楼的病室完全空了，床上，墙上一个纸条也没有留。
一月廿二日午前九时，T君(端木蕻良)偕同C君到了红十字会临时设立的圣提士反临时病院。据T君说:“萧红晨六时就昏过去了。”
萧红仰脸躺着，脸色惨白，合着眼睛，头发披散地垂在枕后，但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红，后来逐渐转黄，脸色也逐渐灰黯，喉管开刀处有泡沫涌出。
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她非死于肺病；实际肺已结疤，验痰无菌。
廿四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葬。
廿五日将近黄昏葬于浅水湾，地近“丽都花园”海边。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接受萧红研究者葛浩文采访时，端木蕻良终于公开了他记忆中萧红最后的日子。他谈到因养和医院误诊开刀，萧红病况更糟，他于兵荒马乱中四处奔走，终于说服玛丽医院同意接受萧红，时为1942年1月18日:
香港这时交通已断绝。从玛丽医院到城里来回80里路，有汽车是很方便，可当时就靠我一个人走路，萧红怎么送过去？那时汽车都被日本人征用，要找汽车只有找日本人去。是什么后果就难说了，因为这样我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看到两个日本记者在用英语交谈，我就上前用英语说我是端木蕻良，不想他们知道，了解我的要求后，他们说好，于是一位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找来车，把萧红送到玛丽医院。玛丽医院很快就被军管了，我又送萧红到法国医院，法国医院和大夫人非常好，我以前还记住他名字。后医院又被军管，法国大夫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个临时救护站，我问他:萧红还有希望吗？他说:假使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是有希望的，我可以保证这点，现在这个情况，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维持现状。我尽量把现有的好药都拿出来，使出我最大本事。这样使萧红维持了一段时间。
萧红临死有这样的一个遗言:要葬在鲁迅墓旁。但当时情况做不到，我说只有将来办到了。她说:那你把我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这样我选定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骆宾基根本不了解这情形。当时日本人军管，死人很多，都是乱七八糟地埋在一个公墓，我当然不能让萧红埋在那里，将来根本无法辨认，成了万人坑了，日本人就搞这种万人坑嘛。我去找管理的人，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文，我用英文跟他说，他问葬在那儿，我说葬在浅水湾，他也不知浅水湾哪里，因为那里根本不能葬人，但他批准了。我当时没有用他的车子，我是抱着骨灰瓶走去的。
我想立墓碑在当时没有条件，就找了一块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当时连锹都没有，是用手或拿石块挖的，那是人家的一个花坛(在当时的丽都酒店前方)，面向大海，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埋她，我心里很不放心，我知道香港是一定要收回的，但这个墓会不会保存呢？将来英国人是不会保存这个墓的，因为这不是埋人的地方。因此处理骨灰时，装了两个骨灰瓶。那时候，买不到骨灰盒，是敲开古玩店的门，买的古玩瓶，一个埋在浅水湾，一个后来埋在圣士提反女校中。
萧红去世后，端木有18年未婚。每逢萧红纪念日，都以深沉的感情、凝练的诗篇，寄托自已的哀思，并托香港的朋友扫墓。端木留下萧红一绺青丝，辗转风雨50年，一直藏于身边。萧红故乡呼兰建立纪念馆，端木把这绺青丝献出，并题字“萧红之墓”。
1996年，84岁的端木蕻良去世，留下一部长篇小说《曹雪芹》，这是否就是萧红绝笔中的半部《红楼》，不知。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