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被唏嘘淹没的真相 依旧是纷纷扰扰的"罗生门"

17.10.2014  06:47

图片说明:电影《黄金时代》剧照。汤唯、冯绍峰扮演的萧红、萧军在鲁迅(王志文饰)寓所中。这是萧红人生中最温暖最舒畅的时刻。

  这个秋天,萧红又一次“”了——随着电影《黄金时代》的上映,关于她的传奇,继2012年由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之后,再度引来无数的唏嘘。

  拍摄名人的传记片,从来是一件自讨苦吃的麻烦事,然而《黄金时代》的创作者这回似乎找到了办法,那就是让片中的人物成为面向镜头的叙述者,不同人的讲述互相补充,也互相拆解。甚至在二萧分手的关键情节上,如《罗生门》般拍摄了萧红、萧军的两个版本。

  正是这种笔笔有来处、句句有考证的叙述手法,使强挤国庆黄金档的《黄金时代》6天仅获3000万票房。但即便如此,三个小时的长度依然显得言犹未尽。也正因创作者的小心敬畏,银幕上的萧红在当今一些不熟悉那段文学史的观众眼里,成了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作女”。

  萧红曾经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一次次飞蛾投火般扑向自由的爱情,渴望着来自对方的欣赏和保护,又一次次惨烈地败下阵来……1942年1月22日,31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留下无尽唏嘘。70多年过去了,她的文学成就已无异议,但关于她本人的“生死场”,关于她的抗争和不甘,依旧是一个纷纷扰扰的“罗生门”。

   萧军拯救她也伤害她

  提到萧红,萧军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核心,和所有最终不幸福的爱情一样,他们互相成就,同时也互相伤害。更因着鲁迅的提携,二萧在左翼文化中金童玉女般地存在,他们的爱情被他人赞赏,他们的分手也成为一件在他人眼中不该发生的错误。在后来不少二萧朋友的回忆中,这个错误,似乎萧红要承担更多。

  《黄金时代》以聂绀弩为重要叙述者,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初鲁迅做东请饭第一次将二萧引入文化圈,聂绀弩在座;此后二萧在西安分手,聂绀弩也是亲历者。在萧红,可能是因为童年时祖父的疼爱、父亲的冷漠,让她对亦师亦友的男性长辈有放心的倾诉,尤其是在鲁迅去世并经历了与萧军的情感创痛之后。

  聂绀弩发表于1946年1月22日《新华日报》上的《在西安》,文中记叙了1938年春天二萧在西安的分手: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地。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这些,我虽一鳞片爪地早有所闻,却没有问过他们,今天她谈起,在我,还大半是新闻……

  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在胡风夫人梅志的回忆中,1934年初到上海的二萧无疑是快乐的一对小文青,深夜竟然还会在宵禁的马路上与胡风赛跑。但在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笔下,二萧的分手,在上海时已见端倪:

  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

  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满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终于她到日本去了。直至鲁迅先生死后才回到上海来。

  1937年1月从日本回来以后,二萧之间合合分分,期间萧红独自找了个寄宿学校,离家出走了。两人之间的不和,在梅志笔下慢慢清晰:

  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

  “怎么搞的?以后可得小心呀!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溜马路时,女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男子汉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仅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和所有萍水相逢又结合于患难中的情人一样,他们共苦于饥寒交迫,追求着精神上的富足。然而苦尽甘来,原本追求的幸福厮守却成了悲剧的开始。这里有两人气质、体格的差异,但萧红命运的悖论在于,她与萧军的结合始于她早早萌芽的女权觉醒,以幼弱的身心挑战了一个庞大的父权夫权的时代,但最终,她依然输给了这个时代,通过她最爱的人的大男子主义、暴脾气以及不忠。她以为的平等,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是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了,他也只是这个父权夫权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