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致远舰打捞：瓷片上篆书“致远”破解身份之谜
探寻致远舰。（陈悦提供）
致远舰水下探寻。（陈悦提供）
致远舰水下探寻。（陈悦提供）
致远舰水下探寻。（陈悦提供）
2013年，辽宁丹东港在筹备港口扩建过程中发现水下可能存在沉船，文物部门随即介入调查。经过数次的水下探摸调查，考古人员初步认定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系甲午海战中的“致远舰”。而今年的水下考古工作也在10月6日结束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同年9月17日中日主力舰队在黄海北部海域发生激烈海战，北洋水师共有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条战舰沉没在交战区，距今日121年。
曾经打捞“致远舰”数次无果，此次意外发现，终于让世人见到了这艘沉寂百年的战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舰冲向敌舰的一幕，犹如《甲午风云》中挥之不去的影像一样，被人们再次记起。
文、图/广州日报特派丹东记者张丹（除署名外）
2013年下半年，当丹东港的一条船在海洋红港进行挖掘作业，触碰到水底金属物时，几乎没有人想过，它会是北洋水师沉船——致远舰。但出于谨慎，丹东港还是找来了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陈悦，根据无意中捞上来的一些金属物，他们还是将“水下有金属物体”上报给了国家文物局。
2014年，考古人员在丹东黄海海域发现一艘体量在1600吨左右的沉船。初步探明，沉船为中日甲午海战沉没战舰，该战舰被暂命名为“丹东一号”。
“致远”坐标
“不同于过去的‘致远舰’坐标！”
2008年前后，为了进一步研究甲午战争，陈悦在日本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记载。在1905年出版，由日本海军司令部编纂的《廿七八年海战史》，一般是研究甲午战争专家的主要根据。
在《廿七八年海战史》中，详细记载了致远舰、经远舰、超勇舰、扬威舰四艘北洋水师舰船，在海战中沉没的具体位置。而之前多次对致远舰的探摸工作，也是针对这本书中提供的坐标展开。
但出于对更加详实资料的需求，陈悦进一步查阅了《廿七八年海战史》的底稿。在底稿中，他查到了与书中不一样的经纬度坐标。“两个坐标究竟哪个是真的？哪里才是致远舰的沉没海域？”这些问题对于当时的陈悦来讲，没有能力去辨别。
他告诉记者，这个坐标完全不一样，之前也没有人用过。但是靠他自身的力量去验证一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坐标，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验证坐标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很难实施”。
这个全新的坐标尽管没有办法验证，但依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2013年，丹东港作业船发现金属物时，他才又一次记起了这个无法验证的坐标。
它会不会就是致远舰？针对这个问题，陈悦说，当时几乎不敢去想它就是致远舰，因为，就这么将几十年来多次探捞的致远舰找到，就像是做梦一样感觉不真实。
多次探捞
在此之前，中国也多次试图寻找、打捞致远舰，但始终没有结果。
其中，在上世纪90年代，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多方联合组建的“致远舰”打捞，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
199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大鹿岛。
记者在当年“打捞致远舰”办公室的宣传册中看到，国家打捞致远舰办公室的机构及名单一栏，足可见当年进行致远舰打捞的决心之大、规格之高。
“总指挥：张序三（中将），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会长（军科原政委、海军副司令）。”
“领导小组组长：张柏，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副组长：俞伟超，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尹干洪，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副局长；王天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大校。”
当时的柴勇军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主任、秘书长。
打捞领导小组总指挥张序三中将曾让柴勇军整理文字，为什么要打捞致远舰。柴勇军总结理由称：想通过打捞致远舰让一些人产生危机感。
他告诉记者，当年尽管没有探摸、打捞到致远舰，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当年也探摸出水了一些东西”。
“打捞致远舰本身，其实是在打捞一种精神，即‘致远精神’。”柴勇军说，只有更好地对历史进行反思，才能推进历史的进步。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打捞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
“打捞致远舰”一度沉寂。
发现踪迹
“2013年10月，我们就开始启动了对‘丹东一号’的探摸工作”。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丹东一号”沉船考古调查领队周春水介绍说，考古调查队此前共进行了三次探摸，包括2013年10月、2014年4月、2014年8~10月。
2014年4月的那次探摸，考古调查队终于找到了沉船的位置所在。而在2014年8~10月的探摸，则基本锁定了沉船为北洋水师的。
据介绍，“丹东一号”沉船遗址地处丹东市西南方向的海上，距大鹿20多公里、丹东东港市50多公里，曾为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时的交战海区。
2014年10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对“丹东一号”沉船考古调查成果中称，“据考古调查，沉船绝大部分深埋于沙下，基本上保持正沉状态。目前探明长度从桅杆至艉部约50米，宽9~10米。船体残存外壳为铁板构建，铁板以铆钉相互连接，两侧舷边多因崩塌而平摊于沙层中。整个船体外轮廓形态保存尚可，但舱中损伤较大，受战火及其他因素影响，杂乱分布较多碎木板、铁板、机器零件等物品，并发现多处火烧迹象，与史料吻合。可确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
“调查中，陆续确认沉船桅杆、两侧舷边、船艉等重要部位，并清理出长达50余米长的船边。调查时先后发现炮、子弹、炮弹等武器弹药残件，伴出有大量铆钉铁甲板、木质船材、带英文字母瓷片等遗物”。
全程参与“丹东一号”探摸工作的陈悦告诉记者，当时还无法确定沉舰是致远舰还是超勇舰，但是，出水的格林炮与他在日本横须贺市的三笠公园见到的，日本曾在致远舰上掠走的一门格林炮，几乎完全一致。
“种种证据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当时还不敢确认。”陈悦说。
瓷片定论
今年9月17日，意外出水的一组白色的瓷片，将“致远”的名字，清清楚楚地显示在考古队员的眼前。在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爆发。
瓷片上篆书“致远”二字，成为破解“丹东一号”身份之谜。“根据现有的诸多出水文物，可以推定，它就是100多年前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周春水说。
据介绍，“致远”舰和姊妹舰“靖远”舰都是由英国公司设计建造，配备的全套餐具也是特别定制。船上的瓷器都是由英国皇家瓷厂，模仿从广东进口的瓷器样式打造。出自“靖远”舰的一组餐具，盘子中央部位标明船名“靖远”。以此作为对比，瓷盘碎片经拼接后出现的同为篆书的“致远”标记，就成了锁定“致远”舰的最有力证据。
在这组瓷片出水之后，又陆续出水了多个有着“致远”标记的瓷盘，进一步印证了该沉舰为致远舰的可能。此外，在船舱内还陆续发现了钥匙、港币等生活用具和货币。至于出水的“云中白鹤”的印章，专家分析疑似邓世昌的私人物品。“云中白鹤”语出《三国志·魏志·邴原传》裴松之注引《原别传》：“邴君所谓云中白鹤，非鹑鷃之网所能罗矣。”这里比喻志行高洁之人。
对此，陈悦则认为，由于出水印章非常小，只有拇指指甲盖大小，与邓世昌的身份略有不符。“很可能是船上的船员自己练习篆刻的小东西”。
自今年8月1日出港至10月6日结束回港，考古队员用了67天采集回了涉及船上构件、武器、个人物品等在内的60个种类的120余件文物。周春水告诉记者，在探摸的过程中，抽沙是最大的困难，由于抽沙量非常巨大，抽沙的范围有限，因此，不可能了解沉舰的全貌，只能通过抽一点、看一点的方法，逐步地了解沉舰。
“我们并不是进行打捞，而是在进行调查。”周春水强调，他们的调查只能通过出水的一些文物，推断沉舰的身份，了解沉舰的局部，以此来评估整条沉舰的保存情况，而通过这些评估再确定是否打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