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照顾瘫痪丈夫15年后将其杀害 割腕自杀获救

20.06.2015  12:34

  昨日,杀死瘫痪丈夫的崔大妈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在三中院受审。崔大妈情绪激动,她的辩护律师上前安抚老人情绪。

前日,崔大妈在家中等待第二天出庭受审。

  “我杀了我的丈夫!”昨日上午,三中院法庭内,崔大妈瘫靠在自己坐的轮椅靠背上,痛哭不止。去年的3月6日,这位63岁的老人在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家中,将自己悉心照料了15年的瘫痪丈夫杀害,在割腕自杀后获救。

  崔大妈当庭承认“杀夫”的指控,称自己年事已高身患重病,自感无力继续照顾丈夫,又不想拖累子女,才有了杀死丈夫再自杀的想法。庭审中,崔大妈的辩护人出具了死者家属的谅解书,及村民联名请愿书为其求情,检方也建议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听闻“故意杀人” 大妈失声痛哭

  昨天上午,身有残疾的崔大妈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法庭。当法官宣布开庭提及其“涉嫌故意杀人”时,崔大妈情绪失控,失声痛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庭审结束,期间法官多次安抚其情绪。

  在哭声中,崔大妈断断续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农民,小学文化,最初在村里打点零工,在丈夫1999年瘫痪在床后她便什么也没干,在家专心照顾老伴。

  根据检方的指控,崔老太与被害人周某(男,殁年63岁)是夫妻,崔老太自认无力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周某,遂于2014年3月6日上午8时许,在怀柔杨宋庄村的家中,采用绳索悬挂重物勒颈的方式将周某杀死,导致周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崔老太作案后自杀未遂,随后给女儿打电话报警,民警在现场将其控制。

  在法庭上,当被问到犯了什么罪时,崔大妈哭喊着说:“我杀了我的丈夫。”随后瘫靠在轮椅背上,被法警扶住。检察官随后让法警出示案发时的照片和作案工具,崔大妈刚看了几页,便称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

   杀夫后自杀 只为不拖累儿女

  在检方出示的一份警方笔录中,崔大妈说:“我和周某结婚快40年了,他卧床不起这么多年来,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照顾他,我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也被确诊为二级残疾。我觉得自己再也照顾不了他。

  崔大妈一直哭着讲述事情经过。她介绍说,受丈夫瘫痪一事拖累,家庭贫困,儿子也一直找不到对象,为了不拖累子女,她才临时起意,想杀死丈夫。

  庭审过程中,崔大妈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子女的愧疚,在回答公诉人“你不能照顾丈夫了,为什么就要杀死他?”的提问时,崔大妈说,别的父母不仅帮孩子找工作还买房,而自己和老伴平时的积蓄都买药花掉了。

  “我的身体也不行了,也需要别人的照顾,这样就会拖累子女。”崔大妈说,自己的儿女平时在城里上班又很累,周末回来一趟真的很麻烦,所以最终才想到用结束自己和老伴生命的方式来了结这一切。

  本案没有当庭判决。

   焦点1公诉

   开听证会听取意见

   邀请法学教授、监督员等参会;最终提起公诉

  新京报记者在庭审后了解到,此案被移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后,在是否对崔某提起公诉,检方一度出现不同意见。

  支持公诉的意见认为,作为故意杀人案,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态度才能实现刑罚目的,培育国民对生命的尊重。崔大妈接受审判能够给她带来赎罪感,还能向社会公众传达一个信念:无论多么困难都不能放弃生命。此外,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社会,家庭照顾老弱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重,希望通过该案的审判可以唤起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尽量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认为不应公诉的意见则称,崔大妈是出于对子女的关爱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心情可以理解。如果作出不起诉处理,能够给其子女一个抚慰和继续孝养母亲的机会,以弥补内心的创伤。而通过对此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能够唤起全社会对于“居家养老”制度的关注,社会效果比较好。

  为此,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曾召开了命案公开审查听证会,邀请3名法学教授,3名人民监督员,以及当事人近亲属、辩护人参会,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检方昨日介绍,根据《刑法》,崔大妈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因而对崔大妈提起公诉。

   焦点2量刑

   于情可悯于法难容

   辩护人希望缓刑;检方建议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崔大妈的辩护人所出示的证据中,有一份杨宋庄村村民的联名请愿书,称崔大妈和丈夫感情深厚,丈夫瘫痪后仍悉心照顾其15年。“此事发生属迫于无奈,恳请人民法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村委会也出具证明,指出崔大妈照顾丈夫多年,非常周到。民政局曾针对低保户出台照顾政策,可以把病人送到敬老院,但崔大妈怕丈夫受委屈,坚决拒绝,多年来亲自照顾老伴。

  同时,死者周某的姐姐、弟弟、妹妹也联名写下谅解书,称崔大妈在照顾丈夫的15年中,付出极大,自己患重病后对丈夫仍不离不弃,从无怨言。对崔大妈的行为表示谅解,也希望法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还出具了崔大妈的病历及残疾证,显示其患腰间盘突出、脑梗塞等疾病,并身患残疾。建议考虑到崔大妈的身体状况,希望法庭能对其处以缓刑,或者免予处罚。

  “于无奈间杀死丈夫后自杀,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办案检察官称,经过调查发现,崔大妈在其丈夫瘫痪15年期间,一直尽心尽职,悉心照顾。其良苦用心,也被左邻右舍看在眼里。

  但检方同时表示,即便崔大妈丈夫成为植物人,其生命权也不容剥夺,生活的困境不能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借口,希望法庭能依法定罪量刑,也对社会起到警戒作用。根据宽严相济的法律原则,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考虑到案发原因及获得死者亲属谅解,建议对崔大妈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探访

   勒杀瘫夫 15年煎熬后的爆发

  前日,新京报记者前往崔大妈在怀柔区杨宋庄村的家,探望这位取保候审、将于次日在法庭受审的老人。在当地村民看来,崔大妈杀害瘫痪丈夫,是这位老人15年煎熬的爆发。

  “她啊,太苦了”,村民们说,15年间,因为崔大妈每天为其翻身、擦拭身体,瘫痪的丈夫一直都没有生褥疮,但最终衰老的身体和艰难的生活摧垮了她。在村民联名的请求法院轻判的请愿书上,60多个按下的红手印表达着对这位老人的同情。

   老人自责 “为什么我没走成

  崔大妈的家在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问路的时候,一名路人指着一棵高大的槐树说,“那里就是了。

  槐树往北百米,就是崔大妈的家,普通的水泥墙平房。轻声询问几声后,东屋传来了十分微弱的声音:“我就是,我在。

  躺在床上的崔大妈挣扎起身,相比身份证上十余年前的照片,她显得瘦弱不少。

  “我以前身体很好,就是照顾老伴给累的,年纪大了,得了高血压、脑梗、腰间盘突出。”在沙哑的嗓音中,崔大妈艰难吐出了这些字。

  她说自己杀夫并非蓄谋已久,检方提供的警方笔录也证实了这点。“身体不好后,就不想拖累孩子们,我一直想过死,事发前一天晚上,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第二天一早就这么做了。

  崔大妈伸出胳膊,抚摸自己左手腕上的刀疤,这是一块约5厘米长2厘米宽大小的刀疤。去年3月6日,在她把拴着两个桶四块砖的绳子挂在丈夫脖子上不久,她拿着壁纸刀划过了自己的手腕。

  在写给儿女的遗书中,她说,“儿子女儿,妈走了,没给你们留下好的念想,家产你们俩考虑着来,你们会好的,妈走了以后不要伤感,让妈安心地走吧……”崔大妈女儿证言称,她接到母亲电话赶回家,发现屋子都是血,母亲躺在床边奄奄一息。她拨打了120,母亲最终获救,但父亲却已死亡。

  “为什么我没有走成”,崔大妈不断摇头自责。她说,那天她感觉自己差不多的时候,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回来,“我想着她回来我也就死了。

   村民惋惜 “她就是一时冲动

  “她就是一时冲动”,邻居曹老太对崔大妈的遭遇感到惋惜,许多村民对崔大妈过去15年照顾瘫夫付出的努力抱以同情。

  “前期老周还能下咽,后面成植物人后,她就咬碎东西用管子喂。”在曹老太印象中,崔大妈对丈夫的照顾已经到了极致,每天喂饭、喂水果、喂药,十分细致周到。曹老太说,崔大妈也曾找她倾诉,多次流露出轻生念头,自己也劝说过:“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不要胡思乱想”。

  崔大妈门口小超市的老板单先生,无数次目睹曹大妈推着坐在轮椅车上的丈夫出来遛弯,”老周刚患病的头十来年,每次都出来遛弯一个小时,从没间断过”。而在周某已经不能动弹的时候,村民武先生曾去探视过,“(崔大妈)把屎把尿,房间收拾得一点味道都没有。”

  村民张先生回忆,崔大妈原本身体很不错,但后来就慢慢发现她行动迟缓。“这就是没日没夜累的。

  村民透露,崔先生的一双儿女在北京城拿的都是低工资,接济老两口的能力也有限。崔大妈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悉心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一晃就是15年。为了给老伴治病,崔某省吃俭用、四处奔波、寻医问药,几乎把全部钱都投在了里面。

  崔大妈本人也证实了这个情况,“常年买药开销大,家里也没有啥经济来源,儿子曾经连对象也找不到。

   追访

   怕丈夫受委屈 拒送养老院

  杨宋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加资介绍,在周某瘫痪最初的几年,崔大妈一家曾享受过低保,最开始一人100多元,后面逐渐提高到500元左右,享受了五六年。但崔大妈的子女有了工作后,他们一家收入就超标,无法再享受低保。“我们当时也想继续给他们办,但是都是联网查的,就没办法。

  张加资说,杨宋庄村在产权制度改革后,村民依靠出租土地等每年都有股金收入,“他们家大概能分到8000到一万元。

  据介绍,在此期间,村里也打算送周某去养老院,但是崔大妈认为没人可以比自己照料得更好,而且丈夫也对自己有了依赖,担心丈夫在养老院受委屈,就坚决拒绝了。患病初期,崔大妈还经常带丈夫到医院看病,并通过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过一部分医药费,但是自费的部分对于崔大妈一家来说数目也不小。

  张加资回忆,在事发前1个多月的春节,村里还对崔大妈家进行了慰问,但并没有看出任何异常。

   专家说法

   提供帮助 政府可先“摸底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鹏表示,崔大妈在15年的照料以后,采取了这样一个过激的方式,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发展、支持家庭照料者制度。政府在原有的低保之外,考虑到有这样一个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给予一定的照料补贴。另外,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每个月购买服务,有人来替换她一下,使她能够喘口气。再有就是一些社会工作者给予一些支持,包括心理上的一些疏导。

  “这个案件也提示政府应该做一个摸底,看有多少老人是处于这样的状况,有多少这样的高风险的家庭”,杜鹏认为,社会力量以及一些慈善组织介入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这些家庭在哪儿,是什么样的状况,才能分门别类地给予他一些社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