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结婚却没房 三十年前的上海青年有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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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鸯楼不是鸳鸯住的，所以不在西郊的上海动物园，但鸳鸯楼也的确是“鸳鸯”住的，在北面普陀的志丹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专门供想结婚却苦于无房的青年夫妇过渡。

　　鸳鸯楼有个大名是新俪公寓。自它问世后，喊“新俪”的少，也有叫“青年公寓”和“结婚公寓”的，但后来叫开来的却是“鸳鸯楼”。想想也是，哪个不是“愿做鸳鸯不羡仙”。

　　结婚要有一个窝，上海人叫“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鸳鸯筑巢难以上青天。

　　1979年10月14日，市建委《关于在三年调整时期加快住宅建设解决居住困难的报告》披露：本市居住矛盾十分尖锐。结婚无房户29200多户，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16600户。

　　1982年，志丹路上4个月就建起全市、也是全国第一幢鸳鸯楼；建筑面积3100平方米，共6层楼。每层当中走廊，南北两排房，房型面积一样，共132个单间。一户一间，每套建筑面积23.87平方米，居住面积11.4平方米。消息一出，前来普陀区房管局申请的就有新俪几千对。那时，我在电视台新闻部采访科，去采访的同事阿庞也报了名，同事叶兄听阿庞一说，也连忙跟进。

　　 【拿红派司呃本本族】

　　鸳鸯楼，其实就是新婚户过渡房，只有租赁权，租期两年。入住三条件，一大龄青年，二无房结婚，三是所在单位签字承诺两年内给住鸳鸯楼员工分房。使房循环使用，造福更多新俪。能住鸳鸯楼不易，主要是三方协议签不下来，这等于一只脚踏进房，拿到了单位分房保证书。

　　1983年2月9日，大年初一。第一批新俪入住。平均年龄30.8岁，其中30岁以上占61％，最大一对新郎50岁、新娘40岁。阿庞拍下了这条电视新闻，感到镜头前的这些人，从此人生将会不同。他说，“有了这个房子，真的是踏入天堂那种感觉都会有。”他和叶兄也成为其中的幸运儿，都分在4楼；阿庞住朝南，叶兄住北，后换到向阳的南面。

　　按当时国家城建总局口径，人均居住4平方米以下，12岁以上男女同室等作为困难户和不方便户。据1981年市房地局与新华社上海分社对上海住房问题的调查：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困难户44.5万户。有40万达到结婚年龄的青年无房，其中2.8万多女青年的年龄过30岁。

　　按1979年上海颁布的《关于推行计划生育的若干规定》：“晚婚年龄：农村，男25周岁，女23周岁；城市，男27周岁，女25周岁。据《上海民政志》，“由于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出生者相继进入婚龄和大批大龄未婚知青返沪，1981年上海出现结婚热，据1～6月统计，全市批准结婚登记183376对，比上年同期增加124％。”在整个1981年，上海的结婚率高达4.8％；几乎每40个人中就有一对新俪。

　　有人说：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没房子，连坟墓都进不去。上海人不如北京幸福。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张大民媳妇要生了，添丁要增地。他把靠树的墙向外挪了一米，搭了个房中包树的四平方小屋。虽被对门的亮子用砖头拍了个头开花，但这鲜血流得值，蚊子肉也是肉，毕竟有了个巢。再说，多吃点猪肝就能把血补回来。

　　当时已拿结婚证书“红派司”的，不少人因无房而成为有名无实的本本族。就说第一批入住鸳鸯楼的陈家俊夫妇。家有两房，一间父母，一间他们三兄弟住。陈妻沈月英的娘家同样住房紧张，黑龙江插队的哥哥回城并结婚；沈月英让出住房，搬到了单位华东纺织工学院宿舍。

　　为婚房，不知上演了多少出酸甜苦辣的人间活剧。我采访过一位博士研究生，硕士毕业时，为能分到房子，放弃留校，去了爱人所在的市一医院。想俩人同一单位分房总比一个人有优势，但没如愿，只得考回一医读博。孩子与他挤集体宿舍，家具寄老丈人家。兜了一圈，房子还不知在哪块天上飞。

　　我一堂兄，借私房结婚。记不得新房在什么路，只记得在底层。房门是中间推开的两扇门，像电影里见到的农村房门，上海少见。

　　 【煤卫独用“扎台型”】

　　上海人的理想住宅不仅在面积，更在乎要有煤卫独用，其中的“煤”就是有煤球炉或煤气灶的厨房“灶披间”。

　　那时，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是灶披间就是卫生间几户合用；生活不便利，还造成许多矛盾。在那时不少人的换房诉求里：放弃面积求独用，或放弃地段求独用。

　　“鸳鸯楼最引以为傲是煤卫独用”。叶兄的话唤起我的记忆，当时去过阿庞家：进门的过道就是灶披间，因地方小，煤气灶不能放双灶，只能放个单眼灶。卫生间只有2平方米，是上海人眼里只有马桶的“小卫生”，没“大卫生”浴缸，洗澡靠桶。沈月英对此难以忘怀：先在桶里放水，洗完澡后再一勺勺把水舀出去倒掉。

　　在11.4平方米的一室里，凭结婚证买的一套家具“三十六只脚”放得下吗？我一大学同学，婚房不到10平方米。他把家具按比例用硬板纸剪出，不断排列组合，螺蛳壳里做道场。最终拼出最佳方案，从纸上搬到房里。

　　叶兄说，他的家具没有脚，组合式。“家具只能放组合式，根据房间面积和自己的需求定做。”他的房间放进了大橱、大床、两人沙发，还有写字台。

　　鸳鸯楼美中不足的是：一旁是68路公交车终点站，特别到了宁静的夜晚，进出站的公交车，刹车、发动有点吵。在阿庞家的阳台，看得到楼下终点站。另一个就是上下班要过光新路铁路，碰到火车一放栏杆，时间就被耽搁了。

　　鸳鸯楼的房租按房屋朝向和层次略有不同，朝北比朝南便宜；但总体比其他工房来得贵，每平方米租金平均1.14元。2年期满如未搬出，加收50％。据《上海房地产志》，“这种租金接近于1992年住房改革方案的成本租金。”要知道，到1988年，上海公房月租金才每平方米0.214元。在1991年推行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两次调整租金后的1995年，也只有每平方米0.75元。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俪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住到一起来了。大家感到，鸳鸯楼像个大家庭。譬如，会水电工的，在楼门口贴个友情告知：愿意为大家义务修理水电。这样内容的纸儿有好几张，叫人心里暖洋洋呃。

　　阿庞认为，“入住的人，感觉到这是社会这是国家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他们觉得非常感激。他要回报，或者是自己要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鸳鸯楼有专人管理和服务。门房间的3个炉子专为大家烧开水，一分钱一瓶。陈家俊还记得：“我们上班的时候把热水瓶带下去，下班的时候，把我们的热水瓶拿上来。上面都标着411，自己拿橡皮膏贴好。” 411，就是他和沈月英爱的小屋。

　　 【沉甸甸的“联合国人居奖”】

黄浦区集管局鸳鸯楼

　　一年后，第一批入住鸳鸯楼的新俪生小囡了。一到下雨天，楼内整个走廊飘起上海人叫“万国旗”的尿布。此时的1984年，上海各区共建17幢鸳鸯楼，建筑面积达56681平方米，平均每套建筑面积增至25平方米。2252对新俪，挥手告别荡马路数电线木杆、挤外滩“情人墙”或到公园抢占长椅。

　　1981年1月26日，市府颁发沪房发（81）9号文件，其中规定：各单位的自建住宅，根据谁建造、谁分配的原则，在安置动迁户和补偿公共建筑面积后，全由自己分配，用于解决本单位大龄结婚户和特别困难户，落实政策和照顾有贡献的技术人员、劳动模范。从而大大调动了各单位建房的积极性。翌年，市府进一步明确：“所有企业单位有解决自己职工居住困难责任”，“建房单位的困难户、结婚户应该由单位来解决，房管部门应该尽可能帮助这些居住困难户、结婚户；向建房单位反映，督促单位在分配时考虑解决。”

　　市相关部门也大开绿灯；市建委根据各系统困难户多少，审批其建房计划。对职工翻建私房，改善住房条件；城建部门在审批执照时给予支持，单位在经费和材料上予以帮助……

　　“自家的孩子自己抱”，集全社会之力共同解决住房难。各行各业行动起来，多渠道筹措资金，出现了工厂企业的自建房、共建房和参建房等。我当时跑地区集体事业条线，都是实力较弱的街道厂和里弄生产组；有顺口溜：“工资18，年龄28，啥辰光做阿爸？”其中的黄浦区集管局想方设法，利用老厂房改鸳鸯楼，先解决已婚无房超龄青年。李环球今天拿到钥匙，第二天粉刷一下就进来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为住房制度改革上下求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试建结婚过渡用房（鸳鸯楼），还有改革住宅建设体制、补贴出售商品住宅和出售旧公房试点等。

　　1987年4月，市府实施解决住房困难工程，并列为要办的“10件实事”。于1987、1988两年，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特困户15221户。“在1980～1990年11年间，由于集中力量解决居住最困难户，共解决481576户，平均每年解决43780户，占解困总数的46.7%。”（《上海房地产志》）

　　上海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推广。1993年，上海市住房解困办公室被授予“全国城镇住房解困先进单位”。《上海房地产志》写道：“至1995年年底，已解决10092户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就在这一年，“上海住房解困项目”获1995年联合国人居奖。

　　据《上海通志》记载：“1980年，上海市区女性晚婚率99.6%，1985年93.5%。90年代，女性晚婚率下降，1993年降为79.8%。”晚婚率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婚房资源匮乏已走向好转。

　　首批入住鸳鸯楼的阿庞和叶兄，都因本单位没分房而到期无法搬走；于是续约，共住4年。“凡住进鸳鸯楼的人，所在单位一般不再另行分配住房，这就造成鸳鸯楼有租无还，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且建设资金又有限，难以大量发展。如作为商品房出售，又因这种房型面积小，生活不便，因此就不再推广。”（《上海住宅建设志》）

　　当年的鸳鸯楼虽是杯水车薪，却给无助的人以温暖，给无望的人以曙光。这段记忆虽已远去，但其曾经解人燃眉之急的意义会被许多家庭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