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上海交大周林：经济学家缺少“靠谱”的客观经济数据
经济学研究都是基于数据的，但是如果各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相互打架，如果企业提供的数据不够真实，如何指望经济学人基于这些“问题数据”得出靠谱的政策建议？想必据此得出的“经济学家不靠谱”的论断也是有失公允的。并不是说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能力，关键是他手上没有“靠谱”的数据。
问题一：人们把经济学看作社会科学的“皇后”，认为它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因为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多运用了数学，但经济学数学化或称模型化，也遭到不少诟病。
问题二：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屡遭公众诟病，甚至有网友发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几个能说真话？”的质疑。
问题三：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本土博士求职形势越来越严峻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在本土培养出一流的博士才能称得上真正成功的教育，而本土博士艰难的就业现状势必影响到我国一流本科生、硕士生未来的选择，进而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缘何本土博士受歧视？
周林，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2006年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周林教授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89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任教。
为何公众会对于现代经济学理论或者经济学家存在这么多质疑？
为何受伤的总是经济学？
日前，记者把问题统统抛给了周林教授。作为经济学家，作为本科时主修数学的经济学家，作为海外顶尖高校执教后归国实践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他对于这些问题有什么理解？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学工具
文汇报：您生于学术世家，父母都是数学教授，您本人是复旦大学82届数学系毕业生，而这个班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班级”。“数学基因”对您的经济研究有多大的帮助？
周林：我本科学的是数学。虽然我父母都从事数学教学，家中数学造诣最深的当数我的伯父周毓麟院士，他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以及其计算数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并且对中国核武器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60年代初离开北大到九所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家人都不了解他在干什么，直到“两弹一星”工程解秘之后，才知道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我的兄长周青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数学家。对家人感到惭愧的是，我数学本科毕业后就转了方向。
但是，我得以顺利转向经济学研究，不得不说是得益于我的数学背景。1985年，我参加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筛选考试，由邹至庄先生亲自出题。复旦考过的5人全部都是学习数学出身，其它学校的情况也类似。
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在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时，一方面要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另一方面要有依赖于计量经济学方法或统计方法的实证检验和预测。这是经济学领先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地方，也是经济学不同于其它人文学科的地方。我既然是学习数学出身，娴熟掌握数学语言和统计方法，转到现代经济学门下就不像当年在国内攻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学子们那么痛苦。
文汇报：数学模型被很多学科广泛应用，也就是说掌握了数学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很多扇“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了经济学呢？
周林：1982年从复旦数学系毕业留校，并没有留在数学系，而是去了管理科学系，也就是今天复旦管理学院的前身。在管理科学系工作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现代经济学，那时还称“西方经济学”，看到了优化理论和博弈论等数学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经济问题。而当我发现经济问题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就特别地兴奋，而经济学对我就更加有吸引力了。
我一开始主要是自学，阅读了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有厉以宁和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仅仅是基本的现代经济学的内容，但这已经是那个年代国内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水平了。80年代初期，出国深造的机会多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出现，为对现代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我因此有幸到普林斯顿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从而彻底地转变了我学术研究的方向。
经济学研究决不是经济学家自娱自乐的一场游戏
文汇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一直批判数学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状况，认为数学固然使经济学变得精密而优美，但同时也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看不懂的和无法使用的理论，使经济分析变成了一种游戏。您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fellow），对此有何看法？
周林：关于数学与经济学之间联系的争论早已有之，然而，我认为数学工具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无可厚非。
数学是纯粹的逻辑关系，本身并没有任何现实世界的内容，它只是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理论，但是它可以被社会科学应用。
一分为二地来看这个问题，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问题，是具体的社会现象。但是其研究方法却是高度量化的，需要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比如，描述经济运行状况自然离不开CPI、PPI、工业增加值、出口、新增贷款等繁复的经济数据，这些都是量化的概念。研究过程也不是简单的数据堆砌，必须要有分析的框架和模型。如果仅仅是数据的罗列，那就变成了统计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建立数学经济模型，分析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分析与预测，为决策提供方案。
科斯教授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产权理论的研究中也有很多数学的模型。
另外，在思想性方面，数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问，其严密的逻辑性对于追求精确和理性的经济学研究之影响不容小觑。
假定这是一门科学，且不讲经济学，不论核物理，还是原子能物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终归是晦涩难懂的。不能根据多数人的无法理解而判定某个学科为伪科学。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无疑还是要有经济理论的应用。
当然有一些做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内容或许很偏、很专业，和应用离得比较远。这是任何学科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也包括经济学。翻开一本经济学术期刊里的论文，势必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是无法应用的，至少短时间内，看不到其应用性的，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整个经济学依赖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错误。
在普林斯顿学习期间，我的宏观经济学任课老师是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教授（BenShalomBernanke）。事实上，伯南克长时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大部分生活都与校园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分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源，还是研究美国金融系统失灵，都是非常抽象的科学语言。除了近年来大受追捧的畅销书《金融的本质》《大萧条》外，他所写的《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等基础学科教材才真正影响了更多的经济学学子。
在学术领域的建树，并不妨碍伯南克转身成为美国人心目中那个带领整个国家摆脱经济低迷的最大功臣。我举伯南克的例子，是想说不能说把经济学理论研究透了，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反而做不好经济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的管理者一定要有经济学研究的学科背景。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经济学研究决不是经济学家自娱自乐的一场游戏。
国内经济发展给经济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文汇报：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您去了耶鲁大学执教，成为最早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担任教授的“开路者”之一，并提出了“周氏议价集”。后来，又成为美国杜克大学的终身教授。2010年4月起,您全职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国发展？
周林：其实，在海外有很多华人经济学家，都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何去何从，完全是看你的所学在哪里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无疑，国内经济发展给经济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当然，这并不局限在经济领域,其他学科应该也是这样。
在国外的话，我们更多就是做一个教授该做的事情，而且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改变。因为从学科的发展来看，国外各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在那里，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学者，拥有你的学术地位，但是并不需要你去影响这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固然经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发展，并得到完善，但总体来讲，大家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同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在国内，大家对于现代经济学还是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更多人一起探讨、研究，或许有助于更快地摸索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向。
事实上，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回来都是在做教育的。坦率地讲，我现在花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已经很少，而是把精力更多地放在研究怎么样把现代经济学教育办好上了，并且乐在其中。
文汇报：您觉得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学人应该把眼光或者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
周林：既然立足于中国，肯定是要关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我觉得很多学者，甚至于大多数的学者，应该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之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这跟任何一个学科都一样，有应用，也要有理论，中国学者也有责任为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屠呦呦先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这无疑鼓舞了每一位中国学人。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其实也是聚焦在学科理论大厦的一个具体的点上，绝对不是颠覆医学或者药学的一整套体系。
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写博士论文，题目非常大，比如《谈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免有些不切实际。问题在于这并不是个案，也不是仅仅体现在博士论文当中。很多学者或多或少地会走进这样的误区，似乎眼界不高一点就别当经济学家了。
事实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一步一步积累而来的。任何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都是一小块一小块堆叠起来的，不能好高骛远。
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建立可以比较好地刻画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或许可以供那些跟中国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参考，比如说印度或者非洲国家。
文汇报：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屡遭公众诟病，甚至有网友发出“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几个能说真话？”的质疑。作为经济学家，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周林：其实不只是公众，很多的企业也好，政府部门也罢，都会批评经济学家给出的东西“不着边际”。其中有些批判的确是对的，但有些时候学者也确有难处。
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还存在很多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就像我前面所讲，经济学研究都是基于数据的，但是如果各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相互打架，如果企业提供的数据不够真实，如何指望经济学人基于这些“问题数据”得出靠谱的政策建议？想必据此得出的“经济学家不靠谱”的论断也有失公允。
我们习惯于拉着经济学家，让他即兴谈一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看法”。坦率地讲，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瞎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没有这个能力，关键是他手上没有“靠谱”的数据。
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对于学者更加开放，让学者有机会接触到最新的、客观的数据。
有些数据要人家提供，有些数据是可以自己搜集的。西南财经大学有一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抽取28000户家庭进行全国调研。我认为，他们收集的数据就很有价值，调研得出的经济分析也就更加准确。
文汇报：您现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现代经济学教育上,又在海外教学多年。在您看来，国内现代经济学教育情况如何？
周林：我不敢说今天国内高校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已然与国际接轨，但至少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拿本科教育来说，就我们今天的课程设置而言，如果一个学生能够沉下心来学习，我认为完全可以打好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或许我们的欠缺之处更多地体现在学术环境上。对于教育而言，课程本身只是一个方面，整个高校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氛围也是非常重要的。
学术的追求究竟是什么？学术研究是“目的”还是“工具”？恐怕，现实中，我们往往更多地把学术视作了工具，而非目的。很多时候，研究行为并非真正地出于对于学科自身的追求与热爱。这样讲或许有些绝对，但是问题确是存在的，不能漠视它的存在。
今天，以安泰为例，我们的师资队伍呈多元化趋势，很多教师都有海外的求学经历，包括我在内。当然，我们学院里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本土培养出来的，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遇到的问题，认识得更为深刻。
我认为，目前高校偏好海外招聘的现象，只是阶段性的，情况是在慢慢改变的。我们会通过一些渠道，为本土培养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能说我们高喊着“办国际化一流学校”的口号，而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却不能够在这样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教课，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我也想借此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高校会偏好“海龟”？这其中也有些许无奈。首先我们的教师一定都要有博士学位，而博士生的培养受学术氛围等因素影响较大，就这一点而言，国外一些好的学校明显做得要好很多，这就又回到了前面所提的“学术氛围”的问题。另外一点，从生源角度来看，总体来说至少在研究生层面，比较好的学生，尤其是想做学术研究的学生还是更多地选择出国深造。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高校海外招聘的普遍现象。
从日本、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随着教育水平、学术氛围不断改善和进步，好的学生不一定会再选择出国留学，这也会反过来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现在我们一些本土培养的比较优秀的学生，也有机会去海外任教，比如去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当然未必是海外的一流院校，但是这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海外高校招聘更多还是依据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情况，受包括语言障碍在内一些因素影响，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海外执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不过，客观地讲，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进步得很快，论文发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人才，这是今天每一所中国高校的目标，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希望通过努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否则我们回来也没啥意思。
来源：《文汇报》 2015.12.25 第11版 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