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冯绍雷：当代国际政治研究的思想回归
● 冯绍雷 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合作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外事咨询专家、俄罗斯瓦尔代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理论、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的历史与当代问题、社会转型研究、冷战后大国关系。著有《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一个欧亚大国的沉浮》、《转型时代丛书》等。
上世纪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出现了重新分合的新态势。根据我的观察，国外学术界的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历史与思想研究领域，探讨的话题与发表的着作出现“国际转向”，这是其一；其二，国际政治研究开始向思想与历史研究靠拢。这些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领域正在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不仅十分值得关注，也会给我们讨论、思考当前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带来启发。
思想与历史研究的“国际转向”我们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人文社科重要概念的发展变化，不只看其自古迄今在欧洲本身的发展变化，尤其要研究这些思想、范畴、概念在远渡重洋、传播到中国之后，其内涵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几年前，一位同事推荐我阅读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五十年的分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
阿米蒂奇先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研究与历史、思想领域的研究出现了逐渐分离的重大变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一部西方历史学的开山之作可以看出，古希腊时期的历史研究、政治研究、思想研究与国际研究、国家间城邦间关系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近代以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重要思想家也始终把国际政治的演化与其关于思想和历史的研究糅合在一起。但是，国际关系研究同政治思想与历史研究相分离的现象，却在二战后出现并延续下来。
阿米蒂奇教授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政治思想与历史领域的研究，怎么会逐渐着重于各国的国内领域，而忽略了国家外部行为的变化及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呢？我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现象。最近几年，我持续关注了阿米蒂奇先生的作品，发现其思想在进一步推进。他认为，由于同政治理论、思想史研究分离，当前的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对于历史学科，阿米蒂奇有一句比较极端的批评——“历史学从来就是民族主义传统影响深厚的领域”。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过分集中于国史研究，造成了外国史研究的边缘化，也进而影响到世界史的研究。思想文化领域也受到这种分离的影响，比如政治理论研究基本只关注国家理论及国内发展，而分离出来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则饱受批评，被指责为准备不足、抱负过大。
也许，正是为克服这种分离造成的缺陷，思想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国际转向”出现了。就史学界而言，一二十年来逐渐兴起的全球史、国际史和地区与国别比较史为代表的跨学科门类的出现，就是该转向的一个很好的标志。比如，坐落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被誉为全球史研究的基地之一，其研究范围包括国际劳工史、移民史等领域。这些研究并不天马行空，而与人们的工作、移居以及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又如，比较史研究，也可以为我国处理逐渐增多的外部挑战提供智慧与启迪。众所周知，法德两国自普法战争以后就是宿敌。但是，二战后法德为什么能够迅速实现和解？不可否认，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创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如煤钢联营、欧共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对于两国民众的历史教育。
据了解，法国的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法兰西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时，一定陈述同时期德意志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而德国的史书在论述本国史的同时，也必须讲解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这样一种沟通与交往，使得法德两国民众相互对立的观念迅速瓦解，使得根本意义上的和解成为可能。这段历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多年来对全球史、比较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因为，其意义远远不止于知识的增长，它们对国家之间的沟通理解、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平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好处。
此外，思想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关注国际研究”的类似变化。我身边有不少杰出的年轻同事正在研究重要思想、范畴、概念的“国际旅行”路线。如“民主”、“文明”、“市场”、“民族国家”等，这些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基本概念、范畴，是如何传播到东方的？具体路线是怎么行进的？传播过程中，其内涵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如何影响到当今国际政治现象的？事实上，文本的转换从来都远不止于语词的翻译，而是涉及到更丰富的观念及其内涵和社会土壤的变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向国外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人文社科重要概念的发展变化，不只看其自古迄今在欧洲本身的发展变化，尤其要研究这些思想、范畴、概念在远渡重洋、传播到中国之后，其内涵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国际政治研究向思想研究靠拢与其他已然中断、面目全非的古典文明单位相比，中国作为政治单位或承载文化的政治实体，却能伴随其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发展至今。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福山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严重缺乏第二种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国际政治研究本身开始向思想研究靠拢。这一转向出现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是，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显然，教育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于重大国际事件更容易较早地作出反应。
就冷战的终结而言，亚洲与西方的反应就有明显的差别。尼尔·弗格森曾这样来转述福山在其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里对冷战终结的看法。他说，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终结。自此以后，东西方之间不会再有国家形态与意识形态的重大争论。当时，福山既是承袭了黑格尔式的表达方法，从思想史的范畴去理解冷战的行将终结，也是将此运用于观察当代世界重大变化进程的一个先行者。
但显然，福山也明白政治思想上的争论不会停止，他只是试图以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来表达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而已。有趣的是，新世纪以来，福山本人的思想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他提出了对自己的质疑：冷战结束之初，国际大势看似走向单一世界，为何迄今为止出现了如此丰富复杂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尽管受到挑战，但依然存活； 然而，广大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却十分艰难，并表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有不少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市场经济与民主制，看似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稍过几年就出现了亨廷顿所称的“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现象，即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与市场经济很快转而失效。福山提到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早年民主化取得成果，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便荡然无存了，陷入了毫无意义的、没有尽头的争斗。福山甚至还公开提到，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其议员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而福山认为，特别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已然中断、面目全非的古典文明单位相比，中国作为政治单位或承载文化的政治实体，却能伴随其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发展至今。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福山在反思，他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严重缺乏。从福山这位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的思想路径的转换，已经可以看出，国际政治本身出现了向思想研究的靠拢。
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稍后，亨廷顿在其着作《文明的冲突》中，从文明史、同时也是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角度提出：文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在他看来，不光文明间冲突将会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而且，西方体制的难以被复制，也深刻影响着当代国际政治的前程。
事实上，当今国际政治是如何深刻地受到文明与文化影响，这也是我国著名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先生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孜孜以求希望获得解答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王缉思、王逸舟与我以及一些朋友，时常到陈先生家里请教，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后来在陈先生的倡议下，决定由王缉思牵头，写成一部集体着作 《文明与国际政治》，以作为对 《文明的冲突》 的批评与回应。这部象征着中国学者参与到文明与国际关系讨论的作品，在国内与西方都受到广泛关注。这是国际政治研究向思想研究靠拢的又一个标志。
中国外交需要理论思想的提升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困难条件之下，更要把握机会，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我们更应当关注理论、历史、思想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为和平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决策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2003年至2004年之后，中国经济不仅开始新一轮稳定强势的增长，而且外溢到周边国家，成为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的“主体性”被确立的过程。中国在构建大国的进程中正在被确立的“自主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道路问题”，也即如何在强大政府推动之下，探寻契合自己历史和文明特点的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下，在我看来，中国外交面对的挑战，关键在于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思想的提升。
比如，关于“外交离不开国家构建本身”。习近平主席非常强调国家治理，首先就是包含了这个意思。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快速成长为大国的国家。但是，现在通用的国际理论，大多来自西方。现有的国际法规，如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的民族国家原则与主权原则，如何落实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构建中，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中国并不是欧洲式的、典型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关系还在构建中的多民族大国，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因此，我们应充分关注我们国家构建进程中的特性，这与现有的、基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所谓“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国际体制之间，需要进一步的互相适应。这无疑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理论和历史问题。
即使在欧洲，有关当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制的问题，也是学术争论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我在欧洲时，发现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时常围绕民族国家理论展开争论：一些政治学家认为，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以后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使得国家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疆域与主权，使得现代国家的构建有了明确的目标，因此，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使得战争的频度与强度大大提升，战争对人类文明造成的损失空前增加，因此，很难苟同于前者的结论。有些史学家认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历史还很短，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时间存在的，其实是帝国与国家联盟。因此他们提议，从治理机制的角度，来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合理的治理方式的智慧，以实现更加有智慧的全球治理，建立更加和谐的区域关系，为多样化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空间。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多元民族传统的国内环境之中，同当年欧洲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建构并不相同。我们也不是生活在欧洲式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具有较为独立、较为明确的权力和利益区分的相互关系的世界中。欧洲好似一幅“油画”，色块与色块之间，界限相对分明； 而亚洲就像一幅水墨画，水墨渲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况要复杂得多。所以，我们既要学习当今国际政治引以为基础的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经验，同时又面临着探索基于本土经验的亚洲区域治理框架的急迫任务。这是两个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重大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又如，关于“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前一段时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但同时，坚持以合作的精神和方式处理周边问题。会议指出，我们应尽一切努力维护和平，争取确保中国的发展还有更长时间的、稳定的国际环境。
不可否认，基于当前国际体系仍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基本现实，我们当然要坚持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原则立场。凭借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政治智慧的丰富以及政治意志的坚定，我们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意志，一定可以找到合理的方式。但正如中国历来主张的，“东方西方，心理攸同”，也只有进行心灵的沟通，才能得道多助。
有一次，我国驻荷兰的一位前任大使曾对我感慨道，实际上，我国还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国际合作空间。例如，每年8月15日，阿姆斯特丹的主要街道都会挂出国旗，以纪念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苦难（二战时期日本侵占印尼时，荷兰女性移民当中有不少人被迫成了慰安妇）。这说明欧洲一些国家与我们都有战争伤痛的共同记忆。中国外交工作的关键之一，就是要以恰当的方式，找到与其他国家民众的共同语言，使正义得到伸张，使战争的责任得到彻底的追究。
去年9月，叙利亚局势出现和解的可能。事实上，早在2013年4月，美俄间的磋商已经差不多接近于取得共识。当时，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了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我有幸与俄罗斯东方学所的一位资深所长进行了交流。当我问到，美俄两国为何经过了多次谈判，在彼时出现了和平的意愿时，这位所长明确回答道：美俄两国都意识到，如果再打下去，恐怖主义势力的兴起，将难以避免。而美俄双方先前在围绕伊朗核问题、美军撤离阿富汗问题进行博弈时，都曾深刻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正在借机复辟，而且来势凶猛。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已成建制地出现在叙利亚战场，数百名车臣极端主义者也出现在叙利亚。这样的局面，对大国来说，毋庸置疑就是进行合作的必要时机。所以，虽然2013年春天的日内瓦会议没有开成，直到2013年9月，俄美才最终达成妥协，同意把解决化学武器问题作为和平谈判的前提，使叙利亚局势得到根本扭转，但其实，美俄间合作的念头早就存在了。
越是在国际局势趋于对峙和紧张的时刻，越是要努力发掘合作机会是否可能重新出现。2013年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查尔斯·盖蒂教授（Charles Gade）一本关于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新书在华盛顿特区首发。布热津斯基先生在这个发布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讲演的最后，他突然提到：“中、美、俄之间重新妥协的时机正在到来。”虽然，这一判断看似与当下局面相去甚远；人们也不知道，这种艰难的“妥协”能不能实现。但我认为，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困难条件之下，更要把握机会，改善自己的国际环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更应当关注理论、历史、思想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为和平发展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决策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这样，中国才能更加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尊重与友好合作，中国的大国理想才能更脚踏实地地得以实现。■ 阅读原文
来源｜ 解放日报 编辑｜ 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