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77级生科院校友袁钧瑛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当地时间5月2日，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了2017年度院士增选名单。复旦大学1977级生命科学学院校友袁钧瑛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家组成的组织，当选为院士被认为是美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之一。
袁钧瑛，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后以CUSBEA项目赴美。1989年获哈佛大学神经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0年受聘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现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终身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美国科学院院士。
袁钧瑛是细胞凋亡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开拓者之一，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2012年以“顶尖千人计划”身份，在上海牵头成立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 of Biology and Chemistry, IRCBC），并担任中心主任。
董康耘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2009级学生，曾参加复旦大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现就读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的她师从袁钧瑛。谈及袁老师，她表示：“能成为袁老师的学生是一件十分幸运且幸福的事情。从袁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她对科研的无限热忱，每一次我们的课题取得进展，她都由衷地开心，每一次我们的课题遇到瓶颈，也总能得到安慰与指导。在这里，我们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可以探索感兴趣的问题，尝试新的实验思路和实验方法，当我们寻求她的帮助，无论邮件电话，无论中国美国，她总能第一时间给你回应。袁老师本身也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天道酬勤。对我而言，选择一个导师，不仅仅是为了学会一项技能或者为了获得一个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树立一个标杆、寻找一个前进的方向、努力成为一个你想要成为的人，我想这就是袁老师带给我的榜样的力量。”
袁钧瑛：向诺贝尔奖进军
（2013年，校友刊物《复旦人》有幸对袁钧瑛校友进行了专访）
2013年，校友刊物《复旦人》有幸对袁钧瑛校友进行了专访。现在让我们重读旧文，了解这位杰出校友的成长之路。
二月末的阳光淡淡地铺在零陵路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白色建筑上。我们来到预先约定的君谋楼，穿着工作服的研究人员正埋首于各间实验室，阳光的照拂让屋里各类庞杂的仪器不再显得尖锐冰冷，穿行其间，让人感到初春的温暖。
77级上海理科高考状元、哈佛著名教授、国家千人计划顶级专家，在我们的心目中，声名如“袁钧瑛”者，该如这幢楼，或这些高端精密的仪器，棱角分明而通透高远。
见到袁钧瑛是在十一楼的办公室，房间不大，装修简单，一张长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苹果笔记本，一张小巧的圆形玻璃桌配几把会客椅。袁钧瑛身形较高，她开门迎接我们，与我们握了手，掌心柔韧而有力。阳光从落地窗投射进来，温暖宜人。
袁钧瑛爱笑，采访中她常常会先格格地笑起来，笑声如阳光，透着灿烂，后来我们发现这是“袁氏标准笑声”。女科学家“袁钧瑛”竟然如此温润，采访便在谈家常般的轻松中展开。生物化学的各类名词如调皮的细胞在谈话间跳跃舞蹈，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铺展出科学家袁钧瑛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至今没有跳出爷爷的手掌心
在袁钧瑛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让一个原本有可能成为工人的袁钧瑛有机会成为一个世界有名的生物学家。
袁钧瑛出生书香门第，家族里不乏教授学者。在“文革”中，家族受到冲击，父亲在袁钧瑛还未长成时因意外离世。“家里乱套了，母亲几乎垮了”。年幼的袁钧瑛过早体会到了人间悲凉，但心里特别稳的袁钧瑛挺了过来。如今说起，袁钧瑛眼中偶尔会闪过一丝悲伤的“凝重”，但很快就被她的笑声盖过。
高中毕业后，袁钧瑛在上海机械厂做车床学徒。“高中的班主任陆老师对我特别好，认为我一定是要进大学的，但是当时我们家是如此境地，如何敢想大学。”在10年“文革”中，像袁钧瑛家庭这样出来的小孩是不大可能进大学的。77年高考前夕，听说邓小平要恢复高考制度，陆老师想尽办法，从被封的图书馆里把文革前高中课本偷偷拿出来给袁钧瑛，袁钧瑛用了四个月时间自修，把荒废了多年的学业课程一一补齐，最后以1977级上海市应届生高考状元的成绩超值兑现了陆老师对她的信任。
高考填志愿时，祖父给她指出了方向。袁钧瑛爷爷袁开基是上医的有机化学教授。袁钧瑛就跑去问他应该选什么专业。”祖父说：“化学是方向，女孩子适合选生物，所以就学生物化学吧。”袁钧瑛听从了祖父的建议，填报了复旦的生物化学专业。“当时最热门的专业还是物理和数学。在‘文革’把中国与世界隔绝10年后，爷爷能对科学的发展方向作如此精辟的预言，真是不简单，对我后来的发展很关键。”袁钧瑛说。
在复旦，她遇见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俞强。她和俞强，一个成绩优异，是班上的团支书；一个组织活动能力强，是班长。三十年后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令人艳羡的一对还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对象。袁钧瑛在老师同学的眼里，一直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学生，她与当时班上的陈卫、王侃并称“三大才女”。
本科毕业时，成绩优异的袁钧瑛把上海的研究机构考了一圈，又和俞强双双通过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面试，赶上了第一拨出国潮。在CUSBEA考试中，尽管聚集了全国生物学领域的骄子，袁钧瑛依然成绩优异，被哈佛医学院的神经生物学系学选中攻读博士，后来成了哈佛终身教授。
CUSBEA部分同学在哈佛大学校园合影，左一袁钧瑛，左二俞强
祖父像一位老法师，两句话便念诵了她未来的道路。“在复旦我学了生化，后来去哈佛学了神经生物学，现在又倒过来用化学手段研究生物，所以我就说，搞了三十多年科研，还没有跳出他的手掌心。” 袁钧瑛笑着坦言， “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我还是选择这个方向。”
好的研究方向源于逆向思维
袁钧瑛在生物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绩，若追根溯源的话，与她在哈佛读书时就确定的研究方向关系紧密。而找到这个方向则和她善于逆向思考和一究到底的研究习惯密切相关。
在哈佛的一次神经病理课上，导师把亨廷顿舞蹈症病人带进了课堂。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肌肉和四肢像舞蹈样不自主运动，随着病情进展逐渐丧失说话、行动、吞咽甚至思考的能力。目前“亨廷顿症”尚无法医治，医生所能做的只是给予一些减轻症状的药物。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患上就需忍受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痛苦，最后走向死亡。亨氏患者坐在轮椅中颤抖着无法自我控制的样子，深深触动了袁钧瑛。通过文献的研读，她发现亨廷顿症是由于神经细胞选择性死亡形成的，这使她对神经生物学中关于细胞死亡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当时，意大利神经生物学家RitaLevi-Montacini因其发现神经生长因子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通过学习，袁钧瑛知道，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有大量的神经细胞会死掉。因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保护神经细胞不死，这激发了大家致力于研究神经生长因子的热情。但是很少有人会问，细胞在没有神经生长因子的情况下是怎么死掉的？大家普遍认为一定是“饿”死的，是一种被动性死亡。
当时只有研究生一年级的袁钧瑛就想到了一个反面问题：“细胞是怎么死掉的？”她想到，发育是一个由基因严格控制的过程，如果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在发育过程中也会有大量被动性的细胞死亡，这好像与发育是基因严格控制的事实不太相符。”这个观点也成为她日后研究细胞死亡机理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细胞死亡在当时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当她提出这个课题时，发现哈佛医学院几百个实验室甚至还没有相关课题的立案。老师就建议袁钧瑛去哈佛大学本部或者麻省理工学院（MIT）自己去找。一圈找下来，她只找到MIT的一个实验室在线虫里面做细胞死亡的机理研究。
袁钧瑛与导师Robert horvitz(左一)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在那里，她遇到了导师H．Robert Horvitz（罗伯特•霍维茨，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由于细胞死亡不是这个实验室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所以很长时间里，只有袁钧瑛一个人在做。后来只要会议或研讨会涉及相关话题，Horvitz就干脆把袁钧瑛送过去作报告。细胞死亡机理的研究者如此凤毛麟角，所以袁钧瑛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了，博士一毕业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所以要做成东西不能选今天最热门的东西，要选有潜力、对将来有影响的学科， ” 袁钧瑛总结道，“一个人要做开创性的工作，一定要敢于走在潮流的前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的选择没有错。这背后也体现了袁钧瑛在科研方向上有着过人的直觉。
从楼上跳下去了，落地还挺漂亮
有了实验室，一般人都会在原来的方向上做好基础后，才敢有新的设想。哺乳动物和线虫的细胞死亡研究在技术上差很远，两者是否具有关联性，当时没有人知道。做线虫细胞死亡机理刚刚有点眉目的袁钧瑛又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人体里面有没有同样的机理？于是她开始了对哺乳动物细胞死亡机理的研究。
袁钧瑛事后才知道朋友们背后对这件事的议论，“你出去后我们就开始议论，感觉钧瑛胆子太大了，从线虫一下跳到了哺乳动物。好像从楼上跳下去了，可是跳下去竟然还没摔死，不光没摔死，还安全落地，动作很漂亮。”袁钧瑛又格格地笑起来。她能敢于相信自己的直觉，认准一个方向，并把它付之于行动。
袁钧瑛年轻实验室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就是两年后在《细胞》杂志上连发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基因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具有异体同型（homology），第二篇则是关于人体基因细胞诱导凋亡（induceapoptosis）——世界上第一篇细胞水平（cell based）的细胞凋亡论文。
这是袁钧瑛第一次写论文，两篇论文相隔时间很短。考虑到第一篇已经在《细胞》杂志上发表,她把第二篇论文送到《自然》杂志。没想到第二篇论文的命运还颇有些曲折，两周后先收到拒信。“当晚我就重新修改，很自信，又把文章投递到Cell。”没想到过了两天收到了《自然》杂志编辑部的电话，告知她，非常抱歉拒错了，希望论文再送回去。第一次遇到此类情况让袁钧瑛无所适从，她打电话给《细胞》杂志的编辑求助。《细胞》杂志的编辑很老道，一眼就知道这篇论文的价值，当机立断问道：“你手边有没有笔？我讲你写：‘I withdraw my submission toNature.’”当然，《自然》杂志只能后悔莫及了。这两篇论文现在都有超过1-2千次的引用。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袁钧瑛已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论文达140余篇，根据国际权威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的统计，这些论文总计已被引用逾40,000次，有三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引文索引数据库列入当时引用最多的前十篇生物学论文。袁钧瑛非常能写，随时随地都能写，就是在照顾孩子的间隙，也能静下心来。她写文章的天赋在高中时候就初露端倪，往往一堂作文课下来，她已刷刷写了十几页纸。
袁钧瑛对于细胞凋亡的研究在毕业后两年就做出成就，其影响和价值也在日后日益凸显出来，她的导师Horvitz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颁奖大会后，周围许多朋友颇有惋惜地说她关于细胞死亡的研究进展太快了，如果再晚几年，可能“评奖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袁钧瑛用远比他人短的八年时间，在2000年顺利晋升为哈佛的终身教授。
近七、八年来，袁钧瑛的实验室始终专注细胞坏死（necrosis）方面的研究，其发现原以为不可以调控的细胞死亡过程其实是可以调控的，并且找到了很好的化学抑制剂。这又是袁钧瑛实验室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她对此充满信心。
目前，袁钧瑛是世界细胞死亡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细胞凋亡基因的发现者。该发现已为世界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奠定了研究性的基础，引发了世界上众多实验室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细胞死亡进行系统的研究。
“做得比较成功的人其实都很专注，对做的东西又都喜欢，这是很重要的。”“哪怕是写一篇文章，你是superficially草草了事还是钻下去，都会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从俞强的角度来说，妻子袁钧瑛的成就，一部分归因于她的“敢于”和“开创性”，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判断力：“gut feeling”。回想袁钧瑛确定研究方向的那段时间，“其实她选择这个课题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做不出成果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她将来的事业。”俞强说，“feeling它会指引科学家。你的knowledge、掌握的深度，可能让你一开始并不了解它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性就会慢慢显现。”俞强赞赏妻子的另外一点，是她强大的执行力，这两者缺一不可。“中国人聪明的很多，但是执行力强的人不多”，俞强说，“一是判断是否准确，二是一旦下定决心，是否能够承担风险，坚决地执行下去。”
他们以为妈妈做实验很容易
目前的袁钧瑛头顶着众多头衔，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是复旦大学、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等众多机构的名誉教授，是美中生物医学专家协会理事，众多国际大型药物公司的咨询专家，是科学家研究员实验带头人，同时也是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从俞强处得知，袁钧瑛在家中也是家务的一把好手。待人接物上，袁钧瑛像做实验一样细心。俞强对于这位“孩子他妈”深为佩服：“不论到哪里开会，她都会买礼物。每一次过节、出差的时候她都会想到我们，包括孩子、我、我们的父母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每一个细节都面面俱到。这个我是做不来。”
当被问到如何平衡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时，袁钧瑛笑着说：“实验做不好可以重复，孩子带不好可不能重来，走错一步都不能修改。家庭环境非常重要。所以这二十几年来，我在孩子身上放了很大一部分的精力。”
培养细胞难，培养子女难上加难。和她的实验一样，袁钧瑛对孩子的教育成果斐然。袁钧瑛回忆，在波士顿六点多天不亮就要起床了，因为七点多要赶校车，孩子们不起床，袁钧瑛就把他们拍醒。在美国，学校下午三点就放学，袁钧瑛就经常夹着书本、电脑去接孩子，放他们在一边玩或者上课练琴，她继续写报告、看书，“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晚上等孩子洗完澡睡觉了，袁钧瑛就又开始工作了。
俞强对孩子的教育属于“放养式”。十年前，俞强回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当时孩子还小，但她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必须支持丈夫去做喜欢的事。培养两个孩子的任务就这样全部落在袁钧瑛的肩膀上。
十年下来，尽管很忙，有婆婆的支持、朋友同事的帮助，袁钧瑛的一双子女已长大成人。现在她的女儿在哈佛大学上学，儿子在澳洲，并且都对生物产生了兴趣。在被问及是否受母亲影响时，袁钧瑛又是格格地笑起来：“我相信他们肯定都会这么想，这个事情连我妈都能做，那我也一定能做。他们以为妈妈做实验很容易。”直到儿子近期在MIT的实验室经受苦熬，才发现母亲的这份科研工作如此不易，“very risky”，承认自己还有太多太多需要向妈妈学习。
我想回来能给他们引引路
目前， 袁钧瑛作为中科院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首批入选者之一（另外两位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王中林教授、美国普渡大学朱健康教授），在上海成立了生物和化学交叉研究中心（IRCBC），中心与中科院有机所和药物所共办。这也是她思忖良久后做出的决定。“想了很久，发现确定自己想干什么很重要。”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是想做一个研究平台，结合生物和化学，把世界一流的生物学家和化学家组织在一起，综合运用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和人类疾病相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诊断治疗方法展开多方位、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新药开发。IRCBC将首先以神经系统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为核心，展开生物和化学两大领域的交叉与合作研究。
“中国做新药的环境比较困难，缺乏原创，全世界对于疾病也缺乏好的target（靶点）。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把基础研究搞上去，形成一个研究平台。”袁钧瑛坦言：“中国还是很缺乏顶尖的科学人才，最好的都留在了美国。现在的年轻学者虽然非常努力，但知识面还不够。国家对于科研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若能维持，十年后科研水平一定会大大改观。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人来用这笔钱，如果没有很好的training或者是没有独立见解总是跟风就不行……我想回来能给他们引引路。”
2003级化学系校友张涛目前是这个中心的一员。袁钧瑛的为人和学问，都令张涛赞赏有加。“袁老师视野确实不一样，在她的带动下，我们都激发起学习和研究的热情，我马上也要出国，回来后，再到袁老师的中心去应聘。”
袁钧瑛对于这个研究中心的理想是两个字：融合。融合不一样背景的人，在一个房子里见面、开会、聊天，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营造一种研究社区的氛围。在未来的五年内，中心将从“青年千人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30名从事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分子药理学、药物化学、生物分析化学等研究领域的优秀青年人才。
为了推进中心的尽快建成，袁钧瑛现在每个月都回国，面试应聘者。俞强非常了解袁钧瑛的性格，“她一想到一个事情，明天，甚至今天，马上就去做，一点都不能耽搁。约人来谈，白天面试好后，晚上立即给人offer。”俞强透露，袁钧瑛亲自跑到张江，参与中心装修风格的设计，招生计划和聘任合同也已经在做……
有时候，人生就像打鼓，踩准了点就把握好了人生的节奏。1977年，袁钧瑛成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1982年，她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出国，博士期间便找到了研究方向，一毕业就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八年后成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30年后又作为顶尖人才被引进回国……每一步，袁钧瑛都踩到了点上，达到了旁人不可企及的高度。可是认识她的人，提到更多的是她的判断力、执行力，她的专注、踏实、仔细……看到的是她三十年来在实验室渡过的日日夜夜……这些都赋予她女科学家的独特气场和魅力，令人赞叹、钦佩，一种理性与感性完美的结合。
俞强的评价则更简洁， 他乐呵呵地说：“她就是我们家的全能woman。”（封面图来源：《复旦人》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