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学生社会实践关注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他们是城市的过客，还是归人？近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何谓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给出了这样的界定：主要指“80后”、“90后”农民工，目前在农民工里占到60%，大约1亿人。
能否利用专业知识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出一份力？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硕士生龚梦婷等同学组成的社会实践团队通过走访上海市浦东新区，运用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四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进行调查后，提出农民工融入城市“四部曲”。
日前，这一实践成果喜获2014年第六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大赛一等奖。
调查显示农民工融入度不高，但是并不排斥上海
浦东新区的外来人口数量连续多年来居上海市第一位，龚梦婷团队将调研目的地选在了浦东新区。她和其他四位团队成员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制定了访谈提纲。暑假期间，她们调研了100名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年龄集中在20-29岁，覆盖了“80后”、“90后”两代人，调研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进城时间从1年到10多年不等。
工作经济方面是否融入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基础。调研团队从劳动就业、收入与支出、休闲和娱乐、住房和居住环境等四个指标着手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调研团队发现，上海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大都是层次较低级的简单劳动职业，这些能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经济收入，但是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劳动，并且缺乏向上流动的空间。在收入这方面，相比其他城市，他们的工资相对较高，近一半人月收入在3001至4000元，不过他们的个人消费也比较大。至于休闲娱乐方面，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是宅在家里和逛街，休闲娱乐方式较单一。他们大多数是租房，由于上海房价太高，多数人都能安于目前的居住环境。
调研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户籍问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调研团队对新生代农民工入户上海进行了重点调研。她们发现，在所调查的100名新生代农民工中，所有人都没有上海户口，只有约1/5的人表示会争取上海户口。
政治参与是衡量公民融入城市的重要标准。调研团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很关心国家的大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政治参与有较高的热情，但是，他们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程度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参加。
文化心理方面是否融入城市是关键。调研团队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您是否会上海话？”一半人选择完全不会说上海话。在是否了解上海风俗方面，占绝大多数的人对上海风俗的回答是“不是很了解”或“完全不了解”。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上海话和上海风俗的融入度不高，但是大多数人都比较喜欢上海的生活和自然环境。
综合分析后，龚梦婷和同学得出结论，多个维度显示，上海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但是他们并不排斥上海，他们对上海的各方面都比较满意。
上海居民普遍认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既包括农民工自身的态度，又包括城市居民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龚梦婷说，项目团队开展了专门以上海市居民为调研对象，题目为“上海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的第二次问卷调研。
在工作方面，当问到“您所在的工作单位需不需要与新生代农民工打交道”时，近2/3的人回答“不需要与农民工打交道”。在生活上，当问到“在您日常生活交往的对象中，有没有新生代农民工”时，绝大多数人选择“没有”。调研团队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人都接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自己的同事、老板、邻居和朋友，对农民工的子女与自己的子女交朋友也表示赞同，但是当问及是否愿意自己的孩子与新生代农民工谈恋爱时，绝大多数人持反对态度。
如何评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接受调研的上海居民普遍表示，上海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收入偏低，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不成比例。当调研团队问及“您是否赞成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这个敏感话题时，1/3的上海居民表示，有条件赞成，这些条件主要包括高学历、有技术、有稳定的工作、一定居住年限、有特殊贡献、无犯罪记录、有购房能力等。
龚梦婷说，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素质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相对较高，但是他们在融入上海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困境。他们大多来自外地的农村，有较浓的恋乡情结，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想回去，他们想在上海生根发芽，可是苦于上海较高的生活成本和有限的发展空间。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明显提高，但是受本地居民观念上的偏见等因素影响，边缘感强烈。
调研提出破解对策，助力农民工达成梦想
“他们渴望过更美好的生活，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调研团队说，在中国梦成为共同理想的今天，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城乡边缘群体实现他们融入城市的梦想，可以从提供制度保障、文化技能融入、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心理融入四方面着手。调研团队将之形象地称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四部曲”。
龚梦婷说，提供制度保障主要是指改革户籍制度及附属制度，这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措施。她说：“户籍制度改革蕴含着两条改革路径，一是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变为城市市民，从而自然获得城市市民享有的制度优惠；二是采取渐进措施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制度差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实现基本功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职业和技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资本。调研团队建议，政府、社会、企业要相互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术、技能教育，加强政府、社会、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开发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而新生代农民工也要自我激励，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此外，要注重开展职业维权教育，让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维权的重要性，掌握防止职业伤害的必要知识以及发生工伤后的必要法律措施，一旦发生侵权事件后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基于农民工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现实，调研团队从就业、住房、医保、教育、社区、工会、非政府组织等方面入手，建议政府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完善社会支持网络。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由于多方面的不适应，往往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不解决，会弱化城市融入的实效。”调研团队建议，政府采取措施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不良情绪的疏导，关心新生代农民工情感生活。
龚梦婷和同学将调研成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四部曲”做成了一个十来页的小册子。“希望能给上海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上海作参考。”龚梦婷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