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二万户"一步三折返 动迁战役中他们才是真英雄
而今的长白新村街道228街坊铁门紧锁。门内，那些老旧的低矮建筑仍在默默诉说；门外，周边居民纷纷驻足，细读贴在墙上的有关该基地“城市更新”的详规，关心着遗址的未来。
上海最后的“二万户”，正式谢幕。新的起点，开始了。
尘埃落定，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捷终于大舒口气。他总算可以细细回味他在57岁时冒险但得意的一笔了。
陈捷有过18年区信访办工作经验，而这次，他所面对的，是动拆迁中的“摒牢群”：或因“价钿谈不拢”而成“钉子户”，或因贫困等原因留守。但与以往不同，此次动拆迁史无前例地提出3个100%——只有居民意愿征询率、协商签约率、搬迁交房率均达到100%时，动迁方可进行。而传统旧改模式中，协议率达85%左右，动迁即生效。
听闻3个100%，居民大喊“天方夜谭”，负责动拆迁的相关干部连连告饶。
陈捷却执拗相信，百姓一定是真正的英雄。
那么，这场“要么100，要么0分”的战役怎么打？
错与盼
蜗居30年，错失两机会，居春英已怨无可怨。
1986年，居春英一家三口，从杨浦百年老弄堂“八埭头”与人合住的6平方米阁楼，搬进长白一村194号24平方米的小间，也曾开心得“一天世界”（一塌糊涂）。
她的新居，典型的“二万户”，围困在敦化路、延吉东路、安图路、长白路地块中，即杨浦228街坊。
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共建造2000幢上下2层建筑，分布于普陀、杨浦等区，以解决2万户产业工人的住房问题。每幢建筑上下各5间，底楼左右两边都有一厨房、一卫生间，虽不奢华，但水电煤卫俱全，是工人阶级引以为傲的幸福空间。
然而房龄毕竟久远，居春英生活了不到4年后，“地板回潮，墙壁渗水，房梁蛀虫，一到黄梅天，白蚂蚁飞出来，吓得我们连饭都不敢吃；电线老化，三天两头跳闸，170号的屋顶和一间违章搭建都着过火；暴雨后更惨，一楼‘灶披间’（厨房），锅碗瓢盆统统浮在水上……”
住在193号6室里的韩勇伟，面积比居春英多5平方米，但终归挤不下8口人。姐姐一家住前屋，父母住后屋，韩勇伟一家只能借隔壁房子住，另违章搭了洗澡间。
这样的日子让人恨。
2002年旧改是个机会，纳入征收范围的524产居民，动迁了206产。当时，动迁组帮居春英找到一处两室一厅，23万元，自己要贴5万元。居春英没答应。她眼睁睁看着194号里10户人家搬走4户，只能怪单位效益不好，“要拿得出钞票，谁愿意呆在这？”
而对韩勇伟来说，2002年10月15日，是个让他终生懊悔的日子。这天，他跟动迁组下通牒，“给我21万元，我就走人”。3个月后，动迁组同意了。但房价看涨，韩勇伟不甘，又要价24万元。动迁组再无回音。
他后来晓得，仅因几万元甚至1万元差价而“谈崩”的住户一大把。
但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亲手斩断了幸福的机会，换来一场遥遥无期……
一直熬到2012年。靠近延吉东路的几幢建筑被测定为危房，最后也只敲定80余户搬迁。
2年前，在又一次电线过火后，一户家有四儿、靠不断“搭棚棚”度日的老人憋不住了，街坊邻居迅速响应，居春英也在其中，多次到区里、街道“讨说法”。每一回，区政府和街道都认真接待，直到去年初，居民们又登门，得到的回复是动迁“指日可待”！
幸福来得太突然，居民第一反应是“忽悠”，居然又去市里问。居春英而今回想，“我们这帮人太‘作’，害得街道办事处主任潘炜发急，‘都说指日可待了还不信？我街道主任话能瞎讲？’”
爱与怕
居民们盼得太焦灼，以致草木皆兵。
去年下半年，维修大队进驻228街坊，修理楼梯、电线。居民们罔顾自己怕半夜着火而睡不安心、老人多次从烂楼梯上摔下的事实，火速到区里反映:“你们这一修，我们还走得了吗？”
其实他们有所不知。
2015年5月，陈捷从四平路街道调往长白新村街道任党工委书记，区主要领导特地关照，“228街坊的事就交给你了”。所以，借着房屋修缮，陈捷暗中观察居民们的“抓狂”。他再次确认，百姓对于动迁的愿望极迫切，“这壶水，眼看要烧开”。
但228街坊自己必须争气！
区里反复商量、多次论证，最终大胆提出以街道办事处为整体协商的责任主体，采取“整体协商征收”的方法，只有居民意愿征询率、协商签约率、搬迁交房率均达到100%，才能启动动迁。如此一来，前期不动用政府资金，后期动迁亦不留尾巴。
“拼一记！用3个100%，为百姓的诚意加分！让老百姓从‘政府要我动迁’，变成‘我要动迁’！”区领导说。
于是今年春节一过，街道开始吹风：228街坊动迁“板上钉钉”，但必须实现3个100%，先确保拿下“大蛋糕”，才有“小蛋糕”好分。
听闻3个100%，老百姓又炸开了锅，“一头睡的夫妻都有意见不合，3个100%？开啥国际玩笑？”
动迁指挥部起初心里也没底，这可是将街道党工委的威信“顶在了杠头上”啊！
随着228街坊54名党员的大头照和先锋承诺上了墙，随着12场反复解释为什么必须实现3个100%的宣讲会的举办，征收工作在将信将疑中拉开序幕。
3月1日拆违头一天就遇阻。共12排房子，公平起见，从小号176号开始拆，一排排推进。176号1室薛明（化名）违章搭了5间房，一见挖掘机开进，便让老妈坐在违章房内，“你们敢拆，就是砸死我妈！”
围观者众，比薛明更蛮不讲理的居民也在里头看笑话。
薛明邻居张慧聪是位老党员，也有2间违章房，见场面尴尬，她挺身而出，“赶快，先拆我的！”
待拆完张慧聪的违章房，挖掘机折返1室时，薛明再无二话。
薛明其实不知，长白一村、长白路第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芳事先找过张慧聪，请党员带头。
头炮打响，此后拆违出奇顺利，38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仅用7天半就被神速清理，光垃圾车就运了422车！到3月15日，街坊内502名外来人员迁走，125间强占房清理完毕。
3月21日，征收公告、认定方法、补偿方案一并上墙。与过往动拆迁第一轮征询并不亮明底牌不同，这一回，居民对自己能拿多少钱已提前知晓。
4月21日起开始意愿征询，居民蔡元信早早签了同意书，随后每晚散步到公告栏自发宣讲：“阿拉底价就3万7，嘎好额政策，侬还要等到啥辰光？”
一周不到，97%以上居民都写下“同意”，唯独单身男章文昌（化名）拖了后腿。
章文昌有抑郁倾向，姐姐送饭来必须预约，还不让进门。他话虽未明说，但意图明显，就是想借动迁指挥部之手，不让姐姐分一杯羹。
那晚，动迁指挥部把章文昌请到办公室，一间只容3、4人的房间，前后进出5批人，居委会干部、动迁公司老总、律师、民警、和声细语的女同志，轮番说服，章文昌岿然不动。
时针指向午夜零时。4月的天气并不热，但从房间走出的人个个大汗淋漓。此时，动迁基地负责后勤的陈玮和民警再次走入，准备迎难而上。章文昌想走又不敢，楼下是一大群街坊邻居，在苦等他同意的消息。
章文昌从未说过“不想动迁”，这让陈玮始终觉得有希望。他劝：“你姐姐户口也在里头，总要给她弄一间，否则不地道。”
章文昌却扯其他，“我去医院挂号，护士手机会响，难道有人监控？”
民警道：“哪有这事？纯粹瞎想，要是不放心，明天你报警帮你调查下？”
“我身上3个毒瘤，看不好……”陈玮接腔：“明天帮你联系医院。”“我吃低保……”陈玮耐心道：“明天带你去街道咨询相关政策。”3个要求全答应后，章文昌又开始信马由缰。时针指向0时30分。窗外，隐约飘来楼下居民的议论声。大概是觉得“作”无可“作”，章文昌突然来一句，“我签吧”。
一直在门外候着的干部大喜过望，赶紧递进纸笔……
快与拖
这一次，韩勇伟和居春英们签字最爽气。
和他们同样积极的，还有2012年危房动迁中的6户“钉子户”。他们有最痛、最切身的领悟：现在动拆迁阳光政策一竿子到底，靠拖，拖不出好处。
居春英一家5个户口，自己贴30万元，拿下2套房。市区一套自住，郊区一套给女儿。当年搬进长白那种幸福得快要冒泡的感觉又回来了。
但她邻居刘文涛（化名）却特磨蹭。
刘文涛30岁，自小父母离异。他在这里结婚生子，一家三口再加父亲和后妈，共5个户口，按政策，能拿市、郊各一套房。父亲看中市区房，要儿子贴钱才肯拿郊区房。而动迁组外调时，刘文涛发现奶奶过世时留给自己的钱，竟被父亲挪用买了房。他出于愤怒，电话关机玩失踪。
居春英急得不行，跟多位居民群策群力，挖到了刘文涛丈母娘家的地址，打算冲过去。
与此同时，韩勇伟也不淡定了。
与他关系不错的一户人家，4个家庭，分到4套房，口口声声“亲情为重”，背地却紧咬着利益不放。在争得迟迟没有眉目时，韩勇伟一头扎入调解。
他开门见山，“总共4套房，你们有意见吗？”
大伙摇头。
“既然都同意，为啥不签字？”
“签下来后，分配问题怎么解决？”
韩勇伟思路清爽：“先签字，再调解。实在调解不了，从搬家到动迁款到账，还有2个月，这段时间足够你们打官司。家庭内部矛盾，有必要拿政府当出气筒伐？有必要拖集体后腿伐？”句句在理，他们默默签了字。
韩勇伟蛮佩服这个游戏规则。放在过去，协商签约率超过90%，已签约的人家就开始搬家了。但这次不同，前一轮实现100%之后，才能进入下一轮环节。已签约的居民便被“囤积”起来，滚雪球般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能量，去说服“钉子户”。对于说服邻居签约成功，韩勇伟颇有成就感，“第一次体会到，抓住了群众，便抓住了舆论阵地！”
这时，玩失踪的刘文涛溜了回来。“正能量”居民的一句比喻一直刺激着他，“这次动迁好比火车进站，千万要把握好辰光，上了车再挑头等座（市区房）、经济座（郊区房）。关键是辰光一到，火车就开了跑……”
此前，228动迁基地现场总指挥黄才友早就叮嘱过居春英，“你家隔壁一有动静马上喊我！再晚都行！”
居春英乐得盯梢。那晚22时，刘文涛刚回来5分钟，黄才友以迅雷之势赶到。
居春英见证了这个场景——消失多日，刘文涛若被其他居民看见，几乎要“千夫所指”了，可黄才友明白小伙子的苦衷。他轻拍刘文涛的肩膀，诚恳道：“我们两个能谈谈吗？”
那晚，刘文涛的心结被打开，流下男儿泪。次日，他签约了。
人心毕竟都是肉长的，纵有难念的经，可街坊邻居间，一起长大，慢慢变老，怎忍心耽误他们的幸福？
陈捷有三原则——有政策按政策办；没政策按道理办；没政策没道理，坚决不办。
他事先摸底，“钉子户”名叫王悦（化名），母女都是党员。户口本上2个家庭，根据方案可分得2套两室一厅。但母女俩非要一套两室一厅、一套三室一厅，还鼓动周边抱团拒签。
陈捷对王悦说：“你的党员身份暂且搁一边。我们的政策是前后一致的。在228街坊，哪户人家跟你同等条件但拿得比你多，请告诉我。”
王悦振振有词：“长白路154号也是5口人，不就拿了一套两室、一套三室？”
李芳在旁纠正：“人家孩子超过20岁，根据政策，适婚年龄可增加面积，但是侬小囡只有10个月。”
王悦不吭声。
陈捷正色道：“我倒要问你，当初你是怎么入党宣誓的？你作为党员的先锋作用在哪里？我还没叫你牺牲自己利益呢，不过是叫你在同等条件下先带个头……”
王悦面有愧色，辩称母亲的思想工作难做通。
陈捷不紧不慢：“那你就先别上班，在家说服你母亲，直到做通为止。我想你母亲不可能不讲道理吧？”
王悦第二天就签字了……6月15日中午11时55分，随着360户人家最后一户签约，第2个100%画上句号。
笑与泪
搬迁交房时仍有状况。
胡耀（化名）有些偏瘫，想从作为承租人的哥哥那里获得更多利益，僵持不下，索性不搬，住到医院避风头。李芳和居委会主任徐红娣赶去看望时，胡耀躺在床上作无奈状：“要我搬可以，可我是偏瘫，谁肯借给我房？”
他一连开出5个条件：不能离开长白、离医院近、一室户、底楼带天井、租金不超过2500元。
李芳和徐红娣两位妇女，把胡耀从医院里抬上车，接送他看了不下5处房源，还好说歹说说服房东降价。胡耀总算选到满意的房子，当场交完定金，接着便约搬场公司。
待他搬家时，李芳和徐红娣又去相送。这位男儿也流泪了。
7月5日，228街坊最后一户人家搬离。从意愿征询到人去楼空，不足3个月。
6月21日这天，居民自发组织了散伙饭，搬出各家的圆台面、八仙桌，在228街坊中心砂石地上席开21桌。凉拌黄瓜、白糖番茄，还炒掉了150个鸡蛋。受邀赴宴的区委、区政府领导及街道、居委会干部们，执意出了“份子钱”。
居春英那天特激动，她高喊：“让我们一起欢呼吧，我们终于成功啦！”
70岁绰号“大龙虾”的老人，7岁起就开始住“二万户”，有生之年终于“解套”，他抱着黄才友，老泪纵横。
望着居民们从心底绽放的笑与泪，李芳觉得，3个多月里的曲折、惊险、一步三折返，那都不算事了。
6月那个无比闷热的夜晚，散伙饭久久不散。因为，居民们不会忘记。
居春英就住在居委会对面，今年以来，所见都是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充血的眼睛、沙哑的喉咙和直不起的腰。她在饭桌上一一道来：“李芳书记，以理服人，没一句虚话；徐红娣主任本事大，再‘出口成脏’的居民都能搞定；街道主任潘炜天天坐镇；陈捷书记三天两头来督阵……”
韩勇伟插话了：“那天选房到凌晨2时半，潘炜主任和黄才友始终在现场。现在想想要检讨，挑三拣四，阿拉实在勿识相……”
有居民突然来一句：“他们这样没日没夜的，我们拿到房子了，他们又拿到什么呢？”
可区领导却说：“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场100分的动拆迁，让陈捷珍惜、感恩。他始终觉得，3个100%是可以复制的，关键在于干部的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执政者事事以百姓利益为出发点，就能赢得民心，才能产生人气，才有底气、锐气和勇气！”
228街坊的4个高音喇叭已完成使命。4月以来，居民眼睛一睁开，便能听到喇叭里滚动播放的征收政策和宣传口号。他们觉得，喇叭一响，播报最新进展，距离幸福就更近了。大功告成时，喇叭里放的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歌曲。
而街坊不远处，区信访办稍显冷清。他们纳闷：这次228街坊拆迁，怎么一点上访都没有？
居春英是6月23日搬家的。这天上了车，她又下车，请居委会干部帮忙，给他们全家和老房子来张合影。
照片叙述的是终点也是起点，连同那些动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