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热线]漆姚敏:浴火重生,交大抗战之重庆记忆[图]

16.09.2015  00:14

上海热线讯 抗战期间,交大部分师生被迫内迁,先设分校于重庆小龙坎,先升格为总校,并迁址九龙坡。面对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捉襟见肘的经费困境,交大师生依然百折不挠,斗志昂扬,埋头苦干,潜心育才,将交大打造成为了大后方的“教育高地”,为抗日前线和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了大量高端人才。  

2015年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交大在抗日战争期间亦经历了诸多苦难,并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谨此,以交大内迁重庆的抗战记忆,向70年前的伟大胜利致敬。  

克服险阻,迁校重庆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已在上海徐家汇校址上办学41年之久的交大,校园被侵占,交大千余名师生被迫疏散到法租界内,借震旦大学(今交大医学院)、中华学艺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处艰难维持。1939年8月,鉴于租界内校舍狭促、师资不足及局势难料、学校朝不保夕等客观原因,校方建议在四川筹备设立分校,暂时设立电机、机械各一个班级。这一提议立即获得教育部和交通部的同意,决定将增加电机、机械的经费,用于在重庆设立分校。  

抗战期间,交通大学徐家汇校舍被日本宪兵队、东亚同文书院占用

与此同时,大后方广大校友也一直为母校身陷孤岛、处境险恶而担忧,多次希望母校能够内迁。当得知设立分校的消息后欢欣鼓舞,校友们纷纷伸出援手竭力相助,以促成分校早日建成。交大四川同学会表示,愿意全力为母校服务,协助寻觅校址,并号召校友前往任教。重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厂长、交大校友王端骧(1930年电机)愿意将器材厂空闲宿舍借给交大作校舍,宿舍地处重庆市郊小龙坎,有平房2幢,大小房间60余间,可以成为分校的暂时栖身之所。1942年分校又迁至重庆九龙坡,校园大为扩充。  

现实版《围城》: 从上海至重庆

大家也许看过《围城》,方鸿渐、赵辛楣等人从上海内迁至重庆,一路上经历了重重困难,但艰辛中透露着许多诙谐幽默。交大的老师学生内迁重庆的历程,可谓这一段故事的真实版,只是艰辛程度,远远大于书中的叙述。  

1940年,位于上海租界里的交大被迫接受汪伪管辖后,不少师生不愿合作,愤而离校。同时,重庆九龙坡的交大升为总校,积极为离开沪校的师生提供内迁的条件。不久,师生纷纷背起行囊,悲壮地奔赴大西南。  

土木系教授康时清,是南洋公学时期的毕业生,后留学英国,曾被选为英国皇家科技学院院士,1928年交大复设土木科时来校任教。汪伪接管上海交大后,康时清不愿接受聘书,毅然退出从教十余年的母校。他变卖住房自筹了一笔路费,不顾自己体弱有病,携带全家老小,经过半年胆战心惊的水陆兼程,到达九龙坡总校任教。像康时清这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赴重庆的教师,还有钟伟成、熊大惠、沈奏廷、吴清友等多人。  

学生的内迁同样充满艰辛。在途中,有的学生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查,离沪时请皮鞋匠人把鞋后跟挖空,将学校签发的证件和成绩单藏在里面;有的由于缺少路费,几个月的艰难行途,每天只靠几个烤山芋维持生活;住的旅店又破又脏,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臭虫,灯一熄灭,就爬满了身体各部;有的染上了流行痢疾,当地没有治痢疾药,也没有补液的静脉注剂,只得把盐水注入骨瘦如柴的大腿里,大腿便膨胀得像一纸晶亮的灯笼,令人痛不欲生;有的女生为了躲避到处寻花问柳的日本败兵,只得闷在船壳夹层里,不敢外出……  

1943届校友、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许国志曾做诗一首,为我们描述了他当年奔赴重庆途中的一段艰难行程:  

崎岖七日似登天,几见骷髅倚道边。  

小店鸡鸣凉共被,酒家虎咽饱加鞭。  

南来北往多商贾,东云西输半帛烟。  

堪笑书生身瘦弱,行囊尤得假人肩。  

逾越险阻奔赴重庆的师生,在路途中得到了广大校友的大力资助。内地校友利用多在交通部门工作的便利条件,在各地车站、旅社张贴联络方法,给西去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车票,还发给一定的旅费补贴。赴渝的师生千里迢迢,途经多个省份,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克服重重苦难,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和辗转劳顿,最终有将近100名师生到达了重庆九龙坡,给正在扩建中的重庆总校注入了新鲜血液。  

悬梁作书桌 : 九龙坡的艰苦岁月

九龙坡地处距重庆市区大约20公里的长江江畔,远离闹市,环境优美。但是,与其他内迁院校一样,国难期间的交大校舍简陋,图书仪器稀缺,生活艰苦。  

教室是竹篾、糊泥为墙的简易房屋,用土坯垒起来或用木料钉成简单木架,搭上木板,便成了桌凳。学生住着篱笆墙抹白灰的大宿舍,一个班级三四十人挤在一大间里,喧闹拥挤,空气混浊。床铺分上、下两层,仅有的少量桌椅供放置脸盆及招待来客之用,没有专供自习用的桌椅,学生们便各具匠心,睡下铺者用衣箱当书桌,用床铺当坐椅;睡上铺者用绳索吊木板悬挂在屋梁下,当作书桌,两腿下垂,高坐在上铺上,伏板自习,偶一欠身就摇摇摆摆,好像演杂技一样。  

教师大多住在校内,住宿条件比起学生宿舍也好不了多少,即便教授也是如此。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归来的青年博士张钟俊教授,住的就是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宿舍。室内仅有一张斗桌,一椅一凳,还有一竹架、一床,房间便显得很拥挤。房间的窗户朝西开,正好对着相隔仅两米远的大厨房,以至于室内光线很暗,厨房里的油烟味,一天三次飘入室内。他很有风趣地说:“我是最先享受到饭菜的香味,太幸福了。”这种乐观情绪,带动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把学校办得很有朝气。  

战争年代,很多学生家乡沦陷,日常费用接济不上,生活十分困难。不少学生连笔记本都买不起,只得将用过的一面翻过来,再用一次。学生的用书,也是“代代相传”的。上届学生用过的书,大都留给下届学生,学生们还通过这种书缘关系因此成为至交。因囊空如洗,学生的伙食是差之又差,常常数日难见荤腥。饭厅里也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吃饭。这种情形被同学们形容为“饥肠辘辘野蔬香,日进三餐立桌旁”。不过,学生们也有改善伙食的机会,那就是碰到老师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的日子。虽然生活清苦单调,但是师生接触较多,上至校长吴保丰,下至一般教师,自家的餐桌上有时会有三五个学生客人。一遇到师长请客,学生们便以风卷残云之势,将饭桌上的菜肴一扫而光。所以吴保丰把这帮客人笑称作“蝗虫”。  

重庆九龙坡校园内朝气蓬勃的交大学生

生活标准“低三下四”,考试标准“高不可攀

抗战开始之后,西南地区的基础教育比较薄弱,严重影响了重庆交大的招生质量。尽管如此,交大仍然坚持“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要求高,考题难,择优录取,尽力确保新生质量。  

抗战期间,政府当局在各大中学校实行贷金、公费制度,继续鼓励发展工科院校,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生源质量的回升,加上交大历来的办学声誉和毕业出路较好的优势,前来投考交大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竞争激烈,入学率。在重庆渝校,“学校单独招生,考生约四五千名,几乎全是各中学的优秀学生,擅长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是一位当年“上线”考生日后写的回忆,从略带自豪语气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报考交大的火爆场面。  

交大素以严格要求学生而著称,课业重,课时紧,考试多,要求高。抗战时期的渝校教师在万般艰难困苦当中,皆抱定为国培养抗日和建设人才的决心,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在渝校,考试分为学期考试、临时考试、补考、甄别考试、会考等五种,题量大难度高,交大学生虽属沙里淘金筛选出来的,但要考得八九十分,却如挟泰山以超北海,绝对难以做到。多数学生的目标是60分,如果问一个学生考了多少分?他若回答“我赢了,他输了”。就知道他及格了。所谓“他输了”,是指教师而言,没有将他考倒。  

交大的低分标准,还曾引起一次交涉。当时安徽省政府规定:凡得80分以上的安徽籍在校大学生,可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就急了,推派代表去安徽省教育厅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诉,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他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在65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  

国立交通大学九龙坡校园(今四川美术学院)

科工救国,投笔从戎,舍身捐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一带工厂企业纷纷内迁,内地工业建设任务繁重,急需大批交通、工程与管理人才。交大校友怀揣救国热忱,奔赴内地,服务国家工业工程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1915届土木科校友、交大校长凌鸿勋先后担任陇海、粤汉、湘桂、天成、宝天等铁路的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辗转于西南、西北各省的筑路工地,实地指挥铁路、公路的修筑、抢修工程以及开辟国际通道等,兴建新路1000公里,测量路线4000公里,管办公路5000公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运输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铁路之父”。  

贡献卓著者还有1915届电机系毕业生冯简,他在重庆主持建设我国第一座短波电台——The Voice of China,在整个抗战时期,日寇不断对重庆狂轰滥炸,而The Voice of China坚持对全世界广播,从未中断。这是我国自己建设的第一座短波电台,也是抗战期间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日寇对这个电台恨之入骨,称之为“重庆之蛙”。  

1944年秋抗战后期,交大渝校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征调军中翻译员、组建青年军入伍抗敌的政策,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学子们掀起报名从军的热潮。1944年秋—1945年春,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45人,政工人员6人,海军81人,空军高级机械班17人,空军飞行及领航12人,译员16人,总计177人,占当年在校生的13.21%。其中,不乏舍生忘死、英勇捐躯的抗日烈士。如1942级机械系四年级学生杨大雄,时任国民党第79军美军翻译官,多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45年6月,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国立交通大学部分从军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董金沂、杨大雄、罗祖道、严棣;后排左起俞鲁达、施增玮、朱城、李呈英、夏邦瑞、程学俭2

承袭传统,精英辈出

日军侵华的浩劫,使交大失去了校园,在物质上遭受到从未有过的损失和煎熬。然而,交大师生在民族危难之际,体谅时艰,自强不息。教学师资基本上来源于校友,原在他校任教或学成归国的20多位交大校友响应母校号召,相继从大后方聚拢而来,组成以校友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在设备简陋、经费短绌、生活困苦的条件下,几十位交大优秀教师认真执教严格要求,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的年轻学子。  

曹鹤荪,这位交大1933届高材生,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时任航空委员会下设的成都空军机械学校基本学术组组长。1940年暑假,曹鹤荪到重庆招生时,得知交大将设分校的消息,当即前往进谒筹备主任徐名材,主动要求回母校任教。徐名材当场决定聘他为分校教授,使这位年仅28岁的年轻学者得以在交大一展抱负。曹鹤荪来校后聚集起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教授,在艰难困苦中主持成立了航空工程系,成为交大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  

比曹鹤荪低一届的校友张煦,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学位,毅然在祖国母亲最困难的时候踏上了回家的路,听从母校的召唤,受聘为交大重庆分校电机工程系的教授,在低矮昏暗的简易教室中,悉心传授着国外先进通讯理论和技术。曹鹤荪、张煦等一批刚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精力充沛,爱国爱校,坚忍不拔,成为一支富有朝气、掌握世界科技先进知识和前沿动态的优秀师资力量。  

1942年8月,迁往九龙坡新校址,顺势升格为交大总校,规模日益扩大。11月九龙坡总校正式开课时,增设了航空、土木、管理三系,连同原有的电机、机械共有5个学系,也逐渐恢复了工程、管理相结合的传统学科体系。1943年暑假,学校增设了工业管理系和财务管理系,将原设管理系改为运输管理系,三系合成一个管理学院。至此,学校规模迅速扩充,人数急剧上升。到抗战胜利为止,重庆交通大学已经发展到9个学系,2个专修科,1个研究所,囊括“陆海空”在内,门类较为齐全的工科专业,教育层次上以本科为主,兼有专科和研究生教育,学生达到1700多人,教职员有280余人。  

人才培养方面,交大成就丝毫不逊战前。抗战期间,从交通大学走出来的院士(包括中国两院院士、美国两院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多达32人之多。其中,从交大沪校走出来的院士11人,如1940届数学系吴文俊,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1944届化学系同班同学后成为院士夫妇的“中国稀土之父”徐光宪、化学家高晓霞,等等。从渝校则走出院士则更多,有21之多,如1945级造船系、“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1944级造船系、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的设计者许学彦,1945级电信所女研究生,电子计算机专家,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夏培肃,1943届机械系、中国运筹学奠基人许国志、1946届航空系、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家吴耀祖,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教育家、实业家、文化名人都在此时就读或执教于交大。如茅以升,举世知名的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并随校南迁贵州平越。1943年,茅以升曾被选为交大渝校土木工程“部聘教授”,在九龙坡授课二年多;还有钟兆琳,我国电机工程创始人,中国电机工程专家,电机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兰成(1934届交大电机系毕业,抗战期间曾任交大渝校电信研究所客座教授)著名电磁波专专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周同庆,著名物理学家。1943年起受聘到重庆九龙坡的交大物理系任教,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复员上海,后又任交通大学理学院院长。1952年调往复旦大学任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萌发于唐文治掌校时代,经过二三十年代不断实践大致定型的交大教学传统——重视招生质量、要求严格、注重基础和实践教学,在抗战时期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并得到继承和发扬。在物质几度贫乏的情况下,交大人的精神却岿然屹立,创造了交大校史上的奇迹。  

1943年在抗战大后方培养出的第一批交大学生毕业,图为吴保丰(前排左五)等与毕业生在九龙坡校园文治堂前合影  

抗战胜利后,交大逾两千名师生,前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分六次陆续复员回沪。三百余亩校园移交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该学院即今西南大学前身的一部分。1950年,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随解放军入渝,选址交大渝校旧址,创建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一九五九年改制更名为四川美术学院,渐成完备之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从国难时期的交大,到西南女师,再到四川美院范,冥冥之中,不负斯土,一方文脉,起承转合,由科学而艺术,不啻为九龙坡文运之传奇。值可谓:危难之秋,青云之志不坠;风雨七十六载,弦歌之声不绝。  

来源:上海热线 2015.09.15  

原文: 漆姚敏:浴火重生,交大抗战之重庆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