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国企效益如何与中国经济活力划等号[图]

2014年12月30日，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宣布合并，以推动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进一步走向世界。资料图片 

任何一个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简单地讨论如何把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益做好，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使中国经济走向具有活力且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但也一直有着较大争议，无论在改革方向的选择，还是改革到达的阶段，政界、学界各自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点。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再度引发社会各有关方面对国企改革的讨论。10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安泰问政”系列论坛之九——“国企改革：难点与路径”上，与会学者再次发出了“国企改革是为了把国企搞好，还是把中国经济搞好？”之问。 

为何一定要改？

过去30年中，中国平均GDP增长速度9.8%，每7年翻一番，其中无疑国有企业功不可没。那么，国有企业缘何一定要改？ 

“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勇给出了他的答案。是不是中国国有企业如果什么都不改，会一直这样好下去？利润率一直如此高下去？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大量廉价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服务业中去，成就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路易斯拐点”总会不期而遇，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新增就业人口赶不上增加的用工需求，就业形势开始向供不应求转变之时，劳动力价格将大幅上涨并严重损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近年来，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发生在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民营企业身上。 

更为遗憾的是，民营企业的遭遇不断沿着产业链由下向上传导。换个角度来说，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部分国有企业的垄断价格扮演了击垮下游民营企业的角色。王勇形象地将处于下游的民营企业比作奶牛，“奶牛死掉，势必切断了对上游国有企业的给养，那么它势必会跟着死掉。这种情况下，国企要维持生存、维持利润，也不得不改。”上游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其生产率，否则上游成本就会压制下游企业的发展，拖延整个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那么，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究竟是高是低？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的观点是，一些国企的利润高，效益好，并不必然表示其生产率就一定高。因为，很多估算方法里面很难把价格的因素彻底排除掉。如果所有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的假设成立，生产力的估算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当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其价格的接受者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如果控制垄断租金等其他民企所不具备的因素，那么基于其利润对国有企业生产效率进行估算是不妥的。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民营企业的1/3-1/4。这样的国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为缺乏效率必然增大竞争失败的可能，改革势在必行。 

国企改革的动力由内而生，却也同时面临着来自国际大环境的倒逼压力。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已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对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国家资本提出了竞争中立的要求。如此，竞争中立规则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挑战。但是，对此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的看法并不悲观，“和十几年前中国加入WTO一样，竞争中立倒逼国企改革未必是件坏事情”。 

改革目标在哪里？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把国有企业搞好，还是把中国经济搞好？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眼中，这两个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个问题，但有的时候却是存在矛盾的。航空航天、南车北车等国家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对整个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兴衰与中国经济正相关。但是，有时如果仅仅着眼于国有企业自身的绩效，却有可能不利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经济需要提高效率，特别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在金融市场上，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为保障，国有企业即使效率低，也被金融市场判断为风险较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已存在。而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即便货币政策宽松，民营企业更加被认为是风险较大的贷款对象。新增的金融资源仍然大量流向了国有企业，以及有政府背景的项目，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或项目有高额回报，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低风险的。 

2008年以后，中国国有企业当中出现了不少运转失灵、严重亏损的企业。为了维持稳定，这些企业不惜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上，支付高额成本，获取金融资源。于是，宝贵的金融资源进一步流向了这些企业，宏观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要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黄少卿认为，就必须把资源从这些企业当中解放出来。如何让这些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如何让它们把这些资源转配到效率更高的市场中去，这是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真正研究的问题。至于是改制，还是破产，那只是具体操作方式的区别。 

今天，论及国有企业的话题不应局限于企业本身的效率高低与否、利润率高低与否，而应更多地将目光放在国有企业对于市场经济经济秩序的影响之上。任何一个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简单地讨论如何把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益做好，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使中国经济走向具有活力且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应当往何处改？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今天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企业体量依然十分庞大，覆盖面很广，不仅在垄断行业占据主体地位，在一些竞争性行业当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国有经济占整个上海经济的比重在40%以上。竞争性行业当中，国有企业依旧保持着30%左右的份额，百联集团、锦江集团等等都在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宏民表示，国企第一轮改革实际上已经操作了，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今，大部分的国企已经是很标准的现代企业的模样，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设置了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但是“形似”距离“形神统一”恐怕还有相当的距离，以致现实中闹出了公司停牌的消息，还要董事会秘书通知董事长的笑话。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完善并切实执行现代企业制度，无疑是“改”的第一步。 

国企当往何处改？黄少卿的看法是，与其强调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如把重心放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问题上。换句话说，改革的视角应该从国企的角度，调整到国资的角度。国有资本完全可以嫁接到不同的企业组织形态中去，可以和民营企业嫁接，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国有企业的组织形态存在，甚至随时转换形态，如果这个企业搞不好，完全可以抽出来投向更好更有效率的企业，关键还是在于效率高低的问题。如果国有资本要保值增值，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和最有效率的组织形态结合起来。 

“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软约束”，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认为，部分国有企业产能扩张过于庞大，却不追求利润。高管的业绩、权利、行政级别都与企业规模正相关，所以他有极大的动力去扩张企业规模，却缺失追求效率的动力。 

对于大型国企包括央企改革，潘英丽主张分拆：将央企下属子公司、分公司，全部分拆卖给民营企业。民企完全可以选择从原来的产业当中退出，进而购买这些分支机构，然后为央企提供配套服务。两者分工，央企应该做的是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事情，包括核心技术的研发；至于中间加工等等环节完全可以放给民企去做。 

“以银行为例，我的思路很简单，可以让银行拿出一千家分行做民营化试点。”潘英丽认为，可以将国有商业银行分拆卖掉的支行变成社区银行，并保持与大银行的母子关系，维持渊源的存在，甚至继续保留国有商业银行一定比例的股份。然后，由大银行为其提供人员培训、信用评估、信息系统等支持，甚至可以由大银行代管，为社区银行提供指导。这样，小银行和大银行之间就可以形成一种差异化的发展，而且是业务上优势互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国企而言，现在更重要是结构性的改革。对于银行等行业进行改革，应该将大企业进行分拆，而不是放开市场，准入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去开办新的小企业，以免造成产能过剩。在这之后，大企业完全可以把国内市场让出，然后走出去，实现跨国经营，抢占国外市场。  

来源：《文汇报》 2015.11.06 第20版 文汇学人 

原文： 国企效益如何与中国经济活力划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