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关于中华现代性的思考与展望
图1 法国早期刊物上反映清末剪辫易服的画报
图2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实用了“现代”一词。
图3《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
图4 《上海摩登》
去年以来，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为契机，学术界不断进行着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日前，由《复旦学报》《学术月刊》和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华现代性:反省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为近一阶段的思考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本刊摘录部分会议讨论内容，以飨读者。
第一篇：现代、现代化、现代性
魏楚雄(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代化指工业化，工业革命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部社会转型，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现代性一开始是艺术词语，后来被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持续到今天的社会文化观念就是反传统的。这个词本来是特指中世纪之后的特定现象，但后来成为表示一种非常普遍的、有关联的历史文化现象。它特指因现代化而导致的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行为、思想方面等各个领域里出现的反传统现象。这种现代性既有主观的方面，也有客观的层次，有个人的层次，有国家社会层次，有经济政治领域的，也有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现代性的标志、主要内涵是什么？ 很重要的就是，个人主义至上，主张自由平等，崇尚理性化和专业化，坚定信仰，社会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进步，以及人类走向完善的必然性。这也代表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一场运动，这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族国家以及相关的机构发展、公共教育等，是一个系统工程。
现代这个词最早跟现代性是不分的，到了19世纪以后，两者才区别开来。现代性是指对之前、对最近的过去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取代，而是重建。现代性同时具有历史的非连续性和连续性，具有革命性和非革命性。现代性其实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在各个领域里面出现的一种新型的、非传统的人类活动现象。但是因为它是分好多领域，所以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领域中发展过程并不一定同步，会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就是现代性在某些方面并非一定要在现代化的过程完成以后，它是可以输入的。比方说晚清中国要求妇女解放，妇女平等，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从整体发展来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因为有些人士提倡呼吁，就出现这样一些运动。同样，现代化也不一定就带来现代性，经济领域经历了现代化过程，不一定必然导致文化社会领域也出现现代性。比方说亚洲“四小龙”，经济上实现现代化，但保持了儒家传统，不主张西方现代性中的核心成分－－－自由与个性。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导致的现代性属于相对常态性。现代性在各个领域步调比较一致，总的来说先是经济上的变化，然后政治变革，然后是社会现代化，然后是文化现代化。比方说英国，在16、17世纪手工业工厂蓬勃发展，然后在1640年发生革命，革命之后在1760年代就开始了工业革命。法国在17世纪的时候就参与了殖民扩张，在北美占领了广阔的殖民地，18世纪晚期从英国引进了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然后又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工业化也差不多在18世纪晚期开始，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就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严重阻碍了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美国内战也是因为北方资本主义工人劳动制与南方奴隶制斗争的导致。实际上美国是经过19世纪20到60年代的工业化，到了20世纪初期出现了政治进步和民主规范，这时候社会道德规范也随着政治改革出现。中国现代性的性质由于具有革命性和突变性，所以也产生了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国的现代性又常常被政治性所取代，比如辛亥革命之后现代性以“剪辫子”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滞后发展，是在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化时期才开始。中国开始现代化过程时，已经看到了西方很多现代化的弊病，它已经有了某种先知先觉。
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就中国而言，在现代这个词以外，还有一个近代的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现代看成是历史的概念。但是我们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现代不是纯粹时间上的意义，更多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而现代化的理论呢，是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过来的，主要是中国人接触韦伯的思想，这样过来的。在我看来，现代性这个概念是对现代化历史过程的一个概念化，现代性，最通俗的理解就是“保持现代性质”，所以实际上是个概念化。因此现代化本身是反思的结果，它当然有具体的内容，所以这方面的讨论，各人的方式会有所不同。这三个概念本身界定的方式不太一样，“现代”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现代化”更偏向社会学的概念，“现代性”本质上我觉得是哲学的概念。
巴斯蒂(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不一样的。在中文里，现代化和近代化都是从日语中来的，开始只有“近代化”，没有“现代化”，后来才出现“现代化”。现代化和近代化都表示一个历史过程－－－怎么样跟文明这个概念有关系？落后的文明发展到现代的文明，这样一个过程的内涵是什么？等等。近代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领域，而是发生在很多领域。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意愿，比如德国近代化、意大利近代化，是不一样的，我们法国的近代化也如此，每个地区的近代化也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过程，所以没有一个概括的理论可以去套用。现代性是另外一个理念，我不知道在中文现代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好像是最近，以前是不用的。现代性不是一个过程，是你达到了一个文明的最高领域，是完全的，是标准的。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 史系教授）：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喊“现代化”，这个概念当时受到了美国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相应的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预设了以美国为标准的一套现代化理论，以帮助不发达国家尽快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现代性”到了90年代以后才出现，和现代化非常不一样，甚至对现代化有强烈的质疑和反思。9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性，不再是一个中心，而是蕴含着多元的现代性，有欧洲的，有美国的，后来也出现了亚洲“四小龙”、日本的多元现代性。甚至对现代性在世界整个演化中它自身的历史有一种批判和质疑，所以现代性的含义更复杂。
黄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所理解的现代性，其实和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不必然的有对应的关系。它是知识界创造出来、用来进行思想分析的一个概念。这可能是它的一个核心。另外它有憧憬，有强烈的价值倾向－－－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在讨论现代文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可能它是有主观成分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概念这么模糊，不同的人对现代性内涵有自己独立的认识。如果把现代性看成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文明有某种追求，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它和现代、和当代世界的发展之间的关联。现在我们面临全球化这个背景，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在世界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先例。对现代性的讨论要考虑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也同意各位说的，要回到历史当中才能辨识出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举个例子，各个国家的启蒙运动不一样，差异性很强。法国启蒙运动讲自由、平等，在这个当中发展现代性，其经济纬度、社会纬度、工厂制、劳资关系和组织的市场方式等，有自己的特征。在历史进程中看，现代性在各个国家有具体体现。
第二点是，要理解西方所谓多元现代性，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成长历程和实践方式是不一样的。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在中国的背景下重新反思、理解和实践。除了要在历史中理解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产生一种博弈。现代性不是唯一的，不是几个人占据有利的位置说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现代性，要让所有的人，包括弱势群体都参与到这场博弈当中去，现代性的展开和最后的确立就不一样。
章可(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我主要想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看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在近代中国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大家用这样的一些关键词而不用其他的词来表达。
先讲“传统”。第一个想法是，尽管我们现在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反传统的运动，但实际上在1920年以前，没有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或者反对者，用过“传统”这个词。现在我们看到“传统”，最早是1919年，而且是通过日本的渠道。一开始我考虑，是不是后来的学者把新文化运动中被反对的东西称为“传统”。第二个想法是，“传统”这个概念现在有多种变化。比如我们说，这个人思想太传统，可能是指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并不是指落后保守的文化。
中国古代文献当中有“传统”研究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基本上出现在正史中，大部分在实录中。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尽管很多研究者不把“传统”视为一个新词，因为古代文献当中也有“传统”，但是“传统”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新意的“传统”，在汉语里面是1919年之后才出现的，实际上是受到了日语用法的影响。与其他源自日语的新词不同，在大正初期，相对应中华民国初期这个年代，日语当中“传统”这个词本身发生了变化，它的含义从传承皇统，慢慢变化到传承文化、文学上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等等，是日语中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有的学者觉得它可以对译西方的 tradition，所以有了这样对译的关系。英语中的tradition，目前所知最早的用例出现在1380年。tradition主要指口头的传递，后来慢慢有了尊敬、责任这样的含义。到了20世纪初，tradition带上了负面的意思，保守、过时。
新意的“传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申报》1919年的材料中，说所谓“‘传统的’排 日 主义者……”。梁启超在1920年说“国民视其固有之传统的思想”。郭沫若在1927年写了《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章是用日语写的，后来他的同事翻译成中文发表。最早的一些讲传统的例子，就是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重新讨论中国传统是什么。
为什么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结构中会出现“传统”?19世纪大部分士人思想世界中没有整体的“中国传统”概念。我觉得传统概念最大的变迁是大家把它视为一个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存在。1900年之前大部分中国人不需要思考这个概念。后来怎么会有呢?首先有了中和西的空间差异。另外一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空间叙事的冲击和打破，割裂新和旧的时间。这样割裂出来，就有了“传统”，有了“当下”。传统是普遍的，各个地方都有传统，有了这样一个新的普遍的意义对空间叙事的冲击之后，最后，就是“传统”在我们整个思想和语言结构当中被对象化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再谈“现代”的出现。首先在中国古代文献当中，“近代”“近世”非常多见，但是“现代”很少见。近代、近世可以指最近的时代，清朝人可以说明代是一个近代。是先有“近代，”后有“现代”。汉语和日语不一样，日语现在还有很多近世、近代这样的说法，但是汉语现在都说现代性。在引入了西方的三代分期历史观念之后，近代这个词身上有一个包袱，它需要和古代发生联系。近代中国以来，我们经常说知识分子的体验不断加速化。很有趣的现象是，不管在晚清还是五四运动时，很多学者，他们用近世、更近世、更更近世……说明他们认为时代变化太快了。
“现代”一词最早是在1902年，梁启超在 《新民说》 当中说，“凡此皆现代各国之主动也”。1904年《余之死生观》 说，“美国博士占士李者，现代著名之哲学家也”。现代这个概念是怎么样从单纯的时间概念向一个价值概念提升的? 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逐步被表述为一整套的标准和一种理想，所以它超越了当下性、超越自然时间概念的提升。现代的核心问题是自我确认。1930年代有很多“现代化”大讨论，讨论“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同样在1930年代，出现了“传统”和“现代”对立的表述。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一开始它创造出来是为了表达文化上的延续，但“传统”很快遭到了很强大的敌人－－－现代。
第二篇：现代性的特殊性、差异性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中华文化的交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我们任何的言说背后都有全球化的背景。我们基本主张是这样的，世界各大文明体独立的发展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个对话的时代。怎么样促进对话?如果真的承认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价值上是同等的，未来就应该是多元模式的相互对话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竞、视野的交融和知识共同体的催生。
我想讨论的是知识共同体中的现代性。要建成这种知识共同体，有许多问题要梳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现代性就是其中一个。和罗马社会相区别，归于基督教的社会，古代和现代的区别有一些基本的特征。首先它崇尚理性；第二个特点是，能代替一些超越性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主人；第三是分门化的确立。这些特征进入中国，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一些特点，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就像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后发的，中国的后发的现代性本身能不能持续，能走多远?成为一种问题。中国的现代性展开过程当中始终伴随着深深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我们肯定现代性，甚至张开双臂拥抱现代性；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深深怀疑，甚至反抗。疑虑、反抗、怀疑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
究竟如何在知识共同体的背景下理解并且尊重现代性? 怎样理解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怎样认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落实到中国的语境，怎样认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冲突? 怎样认识中国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未完成性? 怎样在坚持启蒙的同时拒绝后殖民主义理论? 要基于历史的逻辑，又离不开人们的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了30多年，我们眼界也开了。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的观察有许多来自前见。前见是合理的，但许多也片面化了，成为了偏见，所以又的确有许多误判。怎么样真正地发现中国?中国怎么样真正地说明自己?这些都是问题，我想，在此过程中，中西方最好都不要太固执于自己的判断，还是要回归到知识的平台中去。
高瑞泉：我想谈的是“未完成的中国的现代性”，这个题目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尚在途中，也意味着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是有疑问的。中国人希望不希望达到，这也是有严重分歧的，特别表现为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经验做概念化的时候，现在比较主流的话语是更强调民族性。这多少也解释了现代性研究最近若干年比较沉寂。和上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相比，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闹。这是我讲的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第一个意义。
第二点，我在合理性的诸形式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我们承认有多元现代性，或者多重多现代性，多元和多重有点不一样，这两个提法还可以分析。但是多元现代性和多重现代性一开始都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多元现代性或者多重现代性的提法实际上是为中国的现代性的提法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假如不承认现代性是多元的，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其实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关于多元现代性和多重现代性的观念已经意识到现代性最初从西欧、北美扩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演化成一个单一的现代性，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历史的现实。但是如果从合理性的诸形式这个角度，我们又要承认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性只是因为中国经历了特殊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因为有特殊的传统与国际环境而可以呈现为不同的概念化。中国的现代性不过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所作的概念化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状态而生成的。
第三点，关于依照合理性的诸形式来理解现代性的路径，多元现代性和多重现代性终究还是现代性，这个说法我比较多的接受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一本书 《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它的背景和韦伯、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有关。在那本书里，他把合理性理解为基于行动的，从而也是置身于历史行动和建制当中的。他把诸种合理性分为三种。以往韦伯讲的合理性就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之间的非常强烈的冲突。按照希尔贝克的说法，把合理性分为工具合理性、解释的合理性和论辩的合理性。在那本书里，他把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性作为历史的概念化，而且他说，19到20世纪，基于特殊的时节，民众运动及其精英让工具合理性、解释合适性、论辨合理性以相融合的方式促进了现代化的过程。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到达丹麦，指北欧是我们另一个理想。曾经我们是要到达美国，但现在美国有那么多问题，而北欧把福利国家、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结合得那么好。希尔贝克所说的，一方面现代性是合理性的诸形式，但他的核心是诸种合理性的融合。所以现在说到达丹麦，大约我们是将中国的现代化指向了诸种合理性的融合，而不是合理性的分裂和紧张。那么，当我说未完成的中国现代性，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远远没有达到诸种合理性的和谐。我们的工具合理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价值合理性的问题很严重，论辩合理性也有很大缺失。
许纪霖：现代性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华、中国又是特殊的，这里面就有一种特殊的普遍，这是很有意味的问题。我们今天终于和80年代有了最大区别，80年代中国
要向西方看齐，追求的是普遍性。现在风水轮流转，要在一个所谓多元的现代性里面寻找中国特殊性，这里面就有一种紧张。
去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0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我们都称为历史自觉、文化自觉。但这个文化自觉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自觉? 因为文化自觉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要走普遍的道路，我把它称为文明的自觉，另一种自觉是说我们要追求特殊的道路，我把它称为文化的自觉。我基本的一个分析就是，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一个最大的纠结和焦虑就是在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形成一个很大的紧张。这个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最早意识到 紧张的是19世纪的德国，因为19世纪德国相比较法国和英国是落后的，他们一方面产生了文明的自觉，要学习法国，法国代表着文明。另一方面，拿破仑入侵以后，德国又试图用特殊的文化对抗法国所代表的文明。就使得19世纪德国同时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自觉。
在历史上，因为我们比周边国家的文化都要高，所以中华文化同时就是中华文明。如果韩国人说韩国文明，是蛮奇怪的，普遍性的文明他们没有贡献过。但是这样一种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合一，到了1840年以后，受到了冲击。中国碰到西洋文明，实力比我们强，文明比我们高级。晚清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文明和文化断裂，晚清以后的保守主义底气已经弱了很多，只讲要守护特殊的文化，而不敢再自称我们依然是对全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文明。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中国要学西方，学的主要是西方的“富强”。把富强看作是最重要的。这是受到社会达文主义推动，用我的话说是富强压倒了文明。但是这样一种思潮到了1914、1915年发生了变化，特别到1917年这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文明有问题，所以开始对以富强为中心的这样一套观念有一些反思，意识到光讲富强不行，还得思考最终的一套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五四时期有启蒙和保守的各种争论。争论的核心已经发生了变化，讨论的是世界文明的方向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恰恰又和中国自身的传统有关，因为中国传统一直是天下的传统。五四的潮流基本上还是文明的自觉。到了“九一八”，思想的整个风气发生变化，要救亡，要自身的民族意识。这时候所谓中国的文化主体意识慢慢有了空间。
中华和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就是文明自觉和文化自觉的紧张，这是至今没有被解开的困境。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是撕裂的，现代性和中华性也是撕裂的。下一个百年能不能重新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真正要思考的。
李天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五四肯定是作为我们一个现代性的开端，中国的现代性、科学民主价值体系都应该是从五四开始的。欧洲学者已经把现代性推到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有一个长长的序列，有一个现代性的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国有没有呢? 我觉得，至少从中西交往来讲，我们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现代性。另外，如果更加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去，可以看看我们有没有一种内生的现代性。我觉得五四以来我们的现代性中有这个缺陷。这要回到利玛窦以来的中国文明主义。欧洲在17到19世纪的时候，认为中国是个现代国家，因为中国的世俗主义、人文主义，所以中国是现代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是早就有文艺复兴了。西方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的－－－一个具有早期现代性的国家。徐光启提出一个更好的观点，他提出回到汉学，接通西学。这个想法在我们现代性的讨论中应该被提出来，中国的现代是从明末就开始了的。
另外一点看法是，我们在讨论区域性的问题时，中华现代性只是一个相对的划分。我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有一个东亚的现代性的问题。中国、日本、韩国现在应该说都是现代国家了，但是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中有没有共享的现代性呢? 以前儒学、佛学、道家在中日韩都有传播，是东亚共享的，那么今天的东亚有没有一些共享的现代性的价值? 我个人是认为，讨论中华的现代性，需要我们从更广的范围来讨论，然后建立学术共同体，来反省我们所经历的100多年，以及更早以前的历史。
第三篇：上海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王宁(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教授):我想讨论的是“从上海摩登到上海的后现代(From Shanghai Modern to Shanghai Postmodern)”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时，现代性还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也有人和我提到过，后现代仍然是可以在现代性的框架里讨论的，因为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上海摩登》里回望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那么“上海摩登”在今天有没有过时呢?我想，上海摩登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的现代性的一个独特的例子。
上海已经是世界级的大都市，我认为上海虽然一部分是摩登，但是你去看上海的郊区、里弄，其实还是保留了很多传统。为什么上海的现代性、上海摩登会如此呈现呢? 上海摩登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民国时期上海离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很近，而上海地理上又靠海，同时有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的因素。当时的上海已经对西方帝国充满了吸引力，列强纷纷试图占领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的地位一下子被削弱了，而上海在金融、航运等领域的重要性始终保持，上海城市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强化，是一个直辖市。文化方面，完全不同于京派文化的海派文化也很发达，海派文化更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我们今天讨论上海摩登也依然是有意义的。上海具有张力，具有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上海的中心化表现在，上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形成城市的时候，其摩登程度是标志着中国的中心的，在民国时期是对南京这个中心的解构。上海可以说是中国进入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最早的城市，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文化势力登场角逐的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对于上海而言，“现代性在当下是未完成”，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上海摩登，也就是上海的现代性，包容了很多后现代的因素，把后现代放到现代性的领域中来讨论，后现代时期的现代性是无处不在的，是延长的现代性。我想，通过上海摩登和上海后现代性的个案，我来解构了西方的现代性。《上海摩登》这本书是21世纪初出版的。当时在国内推广的时候，第一站选择的是上海，然后才去北京。为什么选择在上海? 我想也不是偶然的。另外要讲的一点是，上海又是最早进入后现代、后工业化的城市，并且现在仍然是走在后现代道路上的国际性大都市，独具特色又国际化，这里最容易吸引外国人，而外国人居住在此，又能够感觉到上海和西方其实还是很不一样。
高瑞泉：我一直觉得，从1860年一直到1960年代的上海，在我看来是整个中国工具合理性发育最完善的城市，这种完善表现为城市管理的水平。上海城区的道路，从1949年到1966年，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地标也没有改变。上海居然每天能承载那么多人的上下班运输需求。上海是最早取消公交车里的座位的，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以前上海的线路是精细化管理，比如本来一条线路有20个公交站，但是高峰时期只设5个。另外还有调头站，比如本来20个站，但是到了某一段人特别多，可能就在那个站调头了。上海的公交车上车就要买票，因为一上车你就知道具体要坐几站，是非常清楚的。1949年以后，我们全盘接收了上海已有的城市管理方式，上海人的生活也很精细，精细到请客吃饭，点的菜总是差不多吃完，不浪费，北京人是觉得受不了的。我们现在越来越趋向于这种精细化的生活，而其中上海人是最精细的，我相信全国大概只有上海的粮票是有半两粮票的。我还有朋友和我讨论过怎么使用月票坐车更节省。这种精细化，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工具合理性。
上海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价值并存，其实是具有后现代性。上海的多元价值不表现为强烈的冲突，而是并存。我们很难说出上海统一的价值，也许它是变化的。但奇怪的是，上海这个城市有它极其顽固的文化。“文革”以后很多老年人执意回到上海，愿望非常强烈，他们的祖先可能也并不是上海人，这种回归不是叶落归根意义上的，而在于他们的文化意识是建立在对于上海的现代文明的认同上。上海人又是最愿意出国的，一开放，上海人跑得最远，这非常有意思。
接下来再谈谈合理性的发育的问题。上海人可能并不敢自称文化中心，但实际上1949年以前毫无疑问是文化中心，鲜明的海派文化。出版社、报纸，都是上海最多。另外，从生活上看，上海人是光吵架不打架的。上海人喜欢讲道理，吵得一塌糊涂也不会打起来。上海人总体上也很讲规矩，重视商业上的信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做生意的人觉得上海人很难对付，一开始总是要讲很多条约，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是基本的商业伦理。我自己觉得，上海的诸种合理性发育是比较充分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讲未完成的现代性时要提到上海呢?上海能不能代表中国? 我以前觉得不能，上海就是上海，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城市。而我又说它是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还在往前走，我坐地铁时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么多的年轻人要涌到上海来，愿意来上海经受风险，上海的现代文明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这个现代性现在看来是有前途的，诸种合理性的发育，这样的现代文明是有前途的。至于现在的诸种合理性最后能不能实现融合，则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