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黄帝纪年”在学理上尚难成立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通行的公历是一个共同的时间计量和指称系统。如果某个国家自说自话改用别的系统，只会给自己和别的国家带来巨大麻烦，将是完全得不偿失的。 

用农历和公历并行使用，用黄帝纪元代替公元纪年，这是最近被提得较多的有关“历法”和“过日子”的话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张其成提出《设立轩辕纪年（XY）的理由与建议》的提案。提案写道，“轩辕纪年是以轩辕黄帝即位后创制历法的年份甲子年为元年的纪年方式。是根据黄帝历、天干地支及《帝王世纪》《皇极经世》推算出来的。”根据推算，轩辕元年即公元前2697年为干支纪年开始的甲子年。“轩辕纪元=公元纪元+2697年。如1912年民国元年就是轩辕4609年。公元2015年就是轩辕纪年4712年。” 

根据新闻报道，提议者提出：“2015年3月3日即是轩辕纪年4712年3月3日。对发生在轩辕纪年之前的事件，我们可以用轩辕前纪年表示。比如，轩辕生于轩辕前20年；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大约处于轩辕前2603-1603年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则约处于轩辕前4303-2303年时期。”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许文胜等也在网上倡议，中华纪年应恢复“黄帝纪年”，并征集支持者的签名。倡议者认为，所谓公元并不是真正的“公元”，而是基督教纪元，“公元前”的英文是BeforeChrist（基督出生之前），“公元后”AnnoDomini是拉丁文，意为“基督出生之后”。中国称之为“公元”，其实不确。西方国家明确称之为基督教纪元，而伊斯兰国家多用“伊斯兰纪元”。不少国家使用自己的纪元，只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用基督教纪元。中国农历虽然年份与公元一样，但实际上历法完全不同。 

倡议书中还提出了黄帝纪元的计算公式，称：“经过大量考证史实，参照夏、商、周的参考资料，再加上精密的推算过程，我们确认了黄帝纪元的起始问题，那就是以现在西元纪年体系表述的西元前2698年，这在《辞源》中也得到了验证。因此，我们得出了计算黄帝纪元的公式，即：黄帝纪年=西元纪年+2698年。” 

细心一看，可以发现，提出黄帝纪元的两个群体，所计算出的年份竟然还差了一年。此外，为了增加放假的天数，不少人认为应该增加农历的节日，并同时提出了提高农历地位的意见。 

改历改元都无必要

“没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两个都是考虑欠周的轻率提案。”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认为，黄帝的年代尚无确切实证，因此“黄帝纪年”在学理上尚难成立，怎么可能从一个没有定论的时间点往后推算呢？ 

本来提出一个有文化意味的纪年未尝不可。纪年与历法无关，只是对年份的累计指称而已。比如明清以来形成了一帝只用一个年号的传统，而在唐宋或之前，一个皇帝可能有多个年号，除了即位改元之外，皇帝遇到某些事情也会改元，比如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的年号。年号太多也容易造成混乱。 

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纪年，估计也不能满足提案者的要求，因为他们期望的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年代。 

改纪年的社会成本也非常之高，几乎所有的文献辞典都得改，对于用惯了公元纪年的人来说，将是非常不便的，这是提案者没有考虑周全的问题。 

江晓原说，农历的地位在实际使用中已经不低了，没有必要再提出进一步抬高的提案。我们每天的报纸都会注明农历日期，新闻联播也会播报农历日期。如果提案者的目的是增加每年节日的数量，这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是有积极意义的。节日增多可以适度放缓节奏，可以拉动内需消费。但何时放假，只需约定俗成即可，为此而更改历法，从学理说是多余的。 

中国古代历法的功用有三：其一是政治上王权的宣示，比如明清时代每年对朝鲜、琉球等属国的历书颁赐。其二是日常生活上的使用。其三是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流，需要一个共同的时间计量和指称系统。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通行的公历就是一个这样的系统。如果某个国家自说自话改用别的系统，只会给自己和别的国家带来巨大麻烦，将是完全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世界上绝少有国家只使用自己的纪年而不用公历的。 

历法的政治功能

在中国古代，造历由皇家垄断，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比如最早时周天子有向诸侯“颁告朔”之礼。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采用谁家的历法，就等于奉谁家的正朔，是谁家的臣民了。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行为，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表面看跟国际接轨，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历书上，都要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之类的内容。每次改历，“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而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代表还要政治化，他们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把政治理念宣传到穷乡僻壤去，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很好笑。 

这种传统甚至在孙中山身上也能看到痕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而是《改用阳历令》！虽然是改用西方的历法，但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在起作用——历法是统治权的象征。 

历法和历史事件年份日期的表达

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是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恺撒（即盖乌斯·尤里乌斯·凯撒）采纳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计算的历法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执行的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一年设12个月，大小月交替，四年一闰，平年365日，闰年于二月底增加一闰日，年平均长度为365.25日。由于累积误差随着时间越来越大，1582年后被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善，变为格里历，即沿用至今的公历。 

格里高利历是公历的标准名称，是一种源自于西方社会的历法。它先由意大利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年代学家阿洛伊修斯·里利乌斯与克拉乌等学者在儒略历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后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颁布。而公元即“公历纪元”，又称“西元”。 

1949年9月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国际社会多数国家通用的西历和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年。 

用哪种历日来表达一个历史事件的日期，与用哪种历法来推算该时间的日期，完全是两回事。 

比如牛顿的生日就有1642年12月25日（儒略历）和1643年1月4日（格里历）两种表达，“十月革命”则有1917年10月25日（儒略历）和1917年11月7日（格里历）两个日期。英国直到1752年、俄国直到1919年才使用格里历，在牛顿出生、“十月革命”爆发时，事件发生的国家都还在使用儒略历。 

而天文学家在推算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时，既不使用儒略历也不使用格里历，我们使用“儒略日”——没有年、月单位，只有日的计时体系。例如，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发生于“儒略日”1340111日，孔子诞生于“儒略日”1520087日，等等。而“儒略日”与公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明确的：“儒略日”起算点为公元前4713年1月1日（儒略历）。 

历法·历谱·历书

说到这里，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历法、历谱和历书。 

历法，在中国古代其实是指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运行规律的方法。 

历谱，这才是是英文calendar的意义，是明确当年月份、日期的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话语中，也经常将它称为“日历”，它是要用历法推算出来的。 

历谱再加上历注（关于各种“宜”、“忌”的附注，如“宜出行”、“宜嫁娶”、“诸事不宜”之类），就成了历书，也就是以前的皇历（黄历）。 

江晓原说，现在谈到天文历法，人们马上会想到日历（月份牌），但编制日历，只是历法中极小一部分功能。 

历谱至迟在秦汉竹简中已可见到实物。历书在秦汉时也已出现，逐渐演变为后世之“皇历”及清代之“时宪书”。 

中国古代所称的历法，其文献通常在历代官修史书之《律历志》中保存下来。总计有近百种历法曾在中国古代行用或出现过，时间跨度近三千年。 

古代中国历法的典型代表，如唐代《大衍历》（公元727年修成），包括如下七章： 

“步中朔”章6节，主要为推求月相之晦朔弦望等内容。 

“步发敛”章5节，推求二十四节气与物候、卦象的对应，包括“六十卦”、“五行用事”等神秘主义内容。 

“步日躔”章9节，讨论太阳在黄道上之视运动，其精密程度，远远超出编制历谱之所需，主要为推算预报日月交食提供基础。 

“步月离”章21节，专门研究月球运动。因月球运动远较太阳运动复杂，故篇幅远大于上一章，其目的则同样是为预报日月交食提供基础——只有将日、月两天体之运动同时研究透彻，才可实施对日月交食之推算预报。 

“步轨漏”章14节，专门研究与古代授时有关之各种问题。 

“步交会”章24节，在前“步日躔”、“步月离”两章基础上，给出推算预报日月交食之具体方案。 

“步五星”章24节，以数学方法分别描述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之运动。 

江晓原说：“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典型历法，其主要内容，是研究日、月、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古代中国称为‘七政’——之运动规律；而其主要功能，则是提供推算上述七天体任意时刻天球位置之方法及公式。至于编制历谱，特其余绪而已。” 

那么古人为何要推算七政的位置？显然不是为了农业。如果是指导农事，二十四节气足够了，金木水火土关乎的是国家和君王的大运。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九成以上是为星占服务的。比如日食被认为是上天对帝王之警告，必须事先精确预报，以便在日食发生时举行盛大禳祈仪式，向上天谢罪；又如火星在恒星背景中之位置，经常被认为具有险恶不祥之星占学意义，星占学家必须事先推算火星运行位置。 

《尚书·胤征》中有“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的记载。有西方学者解读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羲和，因为酗酒，未能及时预报一次日食，就受到了死刑的惩罚，从此以后中国的天文学家再也不敢玩忽职守了，所以中国人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天象记载。江晓原说这段有点“戏说”色彩的解读，大体还是正确的。 

欧洲人制订了为清朝所用的《崇祯历书》

有清一代，最有意思的是钦天监的监正都是外国传教士，而清顺治初年开始使用的《西洋新法历书》更是脱胎于明末徐光启主持编纂的《崇祯历书》。徐光启本人没有看到历书出版即病逝，而崇祯帝因大臣反对长达十年不得颁行新历，待他最终决定要颁行时，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 

江晓原说，汤若望是个在政治上十分“灵巧”的人，在他的传教士同伴们大多跟随明王朝南迁时，他却在家里静心编书。他将《崇祯历书》上有关明王朝的内容删除，增加了许多自己写的短文章。文章字数总量占篇幅并不大，但是在目录中却体现得很多。清摄政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定鼎，正需要改历布新，以期天下奉其为正朔。妙就妙在《崇祯历书》并没有颁行过，技术上说完全是新的。汤若望的献历书之举就十分顺畅了。 

江晓原介绍说，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1582年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到达中国澳门，经过多年活动和许多挫折以及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之后，利氏找到了当时在中国顺利展开传教活动的有效方式——即所谓“学术传教”。1601年他获准进北京朝见万历帝，并被允许居留京师。利玛窦入居京师之时，适逢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改历之议已持续多年。利玛窦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很快作出了参与改历工作的尝试，他在向万历帝“贡献方物”的表文中特别提出，他可以帮助中国修订历法，不过他这番自荐未被理会。 

1629年，钦天监官员用传统方法推算日食又一次失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先后召请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1565-1655）、邓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和罗雅谷（Jacobus Rho，1592-1638）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它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成为此后中国王朝官方天学的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学者学习天文的主流教材皆源出于此。实际上绝大部分工作出于汤、罗二人之手。 

改历主要偏重于历算方面的修正。而历法本质内容的修改并不多。 

农历中的阳历成分和阴历成分

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历书》，完全采用当时欧洲的天文学方法。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由紫金山天文台编算，其历算采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 

现行农历是阴阳合历，涉及农时的部分的是阳历的二十四节气。农历的历年长度是以回归年为准的，但一个回归年比12个朔望月的日数多，而比13个朔望月短，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农历时，为使一个月中任何一天都含有月相的意义，即初一是无月的夜晚，十五左右都是圆月，就以朔望月为主，同时兼顾季节时令。 

汉代太初之前，闰月安排在年末。汉太初历开始，实施十九年七闰制（即在农历的十九年中，有十二个平年，每一平年十二个月；有七个闰年，每一闰年十三个月），并采用“平气（假定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是匀速的，所以二十四节气时间长度相等）平朔无中置闰法”，闰月不再强制安排在年末。汉之后，星历家发现十九年七闰有时与天象不符，不够精密，所以有时置闰并不完全按十九年七闰来安排的。 

为什么采取“十九年七闰”的方法呢？一个朔望月平均是29.5306日，一个回归年有12.368个朔望月，0.368小数部分的渐进分数是1/2、1/3、3/8、4/11、7/19、46/125，即每二年加一个闰月，或每三年加一个闰月，或每八年加三个闰月……经过推算，十九年加七个闰月比较合适。因为十九个回归年=6939.6018日，而十九个农历年（加七个闰月后）共有235个朔望月，等于6939.6910日，这样二者就差不多了。 

在十九个回归年中有228个节气和228个中气，而农历十九年有235个朔望月，显然有七个月没有节气和七个月没有中气，这样把没有中气的月份定为闰月，也就很自然了。 

南北朝时祖冲之的《大明历》，采用三百九十一年一百四十四闰制，相对十九年七闰要精密一些。从唐朝的《麟德历》开始，采用平气定朔无中置闰法。唐朝一行的《大衍历》，用定气法（即考虑了太阳周年视运动的不均匀性）进行历算以提高历算精度，但编制民用历谱时，仍用平气法。 

告诉你算法，人人都能编历书

网络上曾经有一个传言，说海峡两岸农历的定朔不同，导致2033年后有两年会差一天，直到2035年中才会恢复统一。还有一种传言是现行农历只编制到2050年，2050年之后的农历将会出现两岸的偏差。江晓原斥之为“流言”。他说，“只要告诉你算法，人人都能够编历书。” 

紫金山天文台每年都会颁布年度版《中国天文历法》，比如今年的2015年，非常厚，定价达200多元。普通民众如果是过日子根本没有必要去买，但是如果是想算公历和农历的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则可以翻翻这本小百科全书，很多计算月份牌的数据基础来源于此。 

比如2015年版的《中国天文历法》的目录就包含：序言、天文常数、行星轨道根数、日历、节气、太阳、世界时和恒星时、太阳直角坐标、太阳球面位置、日出日没、晨昏蒙影、月亮、月亮（黄经黄纬)等等内容。 

详细如天文常数一节，有大家熟悉的光速c=299792.458×103米/秒；也有不熟悉的高斯引力常数k=0.01720209895、地球自转角、地球自转角变化率、引力常数G、日心引力常数GS。地球赤道半径6378136.6米、地球平均自转角速度ω=7.292115×10-5 

弧度/秒、月亮与地球质量比μ=0.0123000371、一天文单位的长度au=1.49597870700×1011 

米、一天文单位的光行时间τA=499.00478384秒。平黄赤交角（标准历元J2000.0）ε=23°26′21″.406、太阳视差π=8″.794143、太阳质量S=GS/G=1.9884×1030千克…… 

以上种种，让人“不明觉厉”，更别说让普通人编制历书了。 

江晓原透露，去年紫金山天文台历书编纂室想公布历书编制规范行业标准，来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行业标准在紫金山天文台手中就行了，根本无须公布，因为没有必要授权他人来编算历书。更重要的是，根据同样的数据和算法，做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又何必多此一举？万一有人算错了，反而徒增麻烦。 

江晓原反问道，制造农历只算到2050年流言的人，难道认为公历不需要计算，天然地存在么？实际上公历同样需要计算安排，只不过这是一种阳历，计算方法比较简单，而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计算比较复杂一些而已。 

来源：《文汇报》 2015.03.20 第16版 

原文： “黄帝纪年”在学理上尚难成立——访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