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 宋炳辉：比较文学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长久以来，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饱受诟病。对此，学界不断进行反思。前不久，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发言指出，对比较文学人文使命的思考，显然不能限于学科内涵式理解，而要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验敞开。

　　以语言、文化、国族、学科等跨越性研究为宗旨的比较文学，从其萌生期开始就始终面临着差异与普世、多元与整体的形上命题的挑战。克服差异、寻找相似、发现类同，乃至提升普世性，从来就是这个学科最基本的运思逻辑。正是在这一跨越差异、寻求认同的过程中，比较文学承担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根本关联的人文学术的使命。但对比较文学人文使命的思考，显然不能限于学科内涵式理解，而应从它的演化历史和当下态势中，不断重新发现它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历史时空中所呈现和蕴含的“观察时间窗口”，从而使这种理解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验敞开。

比较文学遭遇焦点性悖论

　　作为自欧洲萌生发展，中经欧洲与北美的互动激荡而扩散至亚洲、拉美等地区，终于成为国际性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在并不久远的学科历史中所发生的、来自学科内外的、从不间断的有关“学科危机”乃至“死亡”的质疑，正是这一学科在跨文化流转中不断经受挑战的过程。这种持续的质疑与挑战不是同义反复，每次挑战都是比较文学及相关学科谱系重新调整的反映。

　　最近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质疑”，当以世纪之交的苏珊·巴斯奈特为代表，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都曾是该学科表现形态的事实。巴斯奈特在1993年和2006年的两次不同的反思中至少坚持了两点：一是肯定了欧洲之外比较文学的发展；二是认为比较文学危机的症结在于对研究范围、对象的过分规定性，将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人为规范，从而束缚了学科发展。对此，中国学界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无论比较文学第三阶段论、中国学派说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如何，都是这一国际比较文学整体格局转变的产物。但是，如果简单地接过巴斯奈特对东方比较文学的肯定而直接为本土学术张目，其情虽可原，其学术意义却有限，也遮蔽了巴斯奈特问题所蕴涵的真正意义。

　　问题的关键，仍需回到比较文学与生俱来的差异与普世的形而上命题上。而对中国比较文学或人文学术而言，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焦点性悖论：如何在文化政治意义上反对、抵抗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不陷于新的民族文化狭隘性？进而，如何在人文学术理路与范式的变革上，既反对美国学派的“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式抽象的普适性追求，又避免一盘散沙式的文化相对主义，使人类文化归于无可沟通的失序状态？

　　面对这个悖论，民族文学的传统与经验是一把双刃剑。民族性之剑越是不假思索地出鞘，便越容易使自己受伤，越容易走向原本出发点的反面。但要命的是：比较文学的中外历史恰恰表明，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资源是我们无可回避、又不得不借助的人文资源。我想，这才是“巴斯奈特质疑”的核心所在，也是所谓后欧洲时代比较文学的宿命。而如何从这一宿命中寻找出路，当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当代使命。

在世界人文学术整体中反思

　　问题是系统性的，对问题的应对也需要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从各自视域提供不同的思考。对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基础领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而言，我们有责任从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发生演变中，思考比较文学的当代发展和人文学术的使命，也更应努力将中国文学学术的历史经验，置于世界人文学术整体中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当包含对中国漫长而持续的古典传统和全方位融入外部世界的现代传统这两部分重要内容。套用一句俗语，它是一个大故事，里面套着两个前后相续的“小”故事。前一个故事漫长，主角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弦歌不断的文化体，具有强劲的延续性和广谱的兼容性；后者因为有之前的漫长故事作为背景，剧情本身就呈现为重大转折，同时又在现代化后发国家或者非欧美国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的故事不长（不到两百年），但剧情跌宕，引人注目。要在跨文化的文学学术中讲好这个“中国故事”，就需要同时讲好这两个故事，而中国近代的重大历史转型，仍然是往前、往后讲好这两个故事的有效的切入点。这个转折点故事需要讲什么？必须讲清楚的关节点有哪些呢？

　　研究表明，与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文学关系相比，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有着特定的内涵和性质。它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系统经受“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得以再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历史限定性至少包括：近代以来中国的弱势文化地位及世界文学视域；从古代的文化中国视域跌落为弱势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情感方式、思维方式、观察视角的转变；中国文化主体与西方之间的亦师亦敌关系的情理纠葛；当然也包括新世纪前后由弱转强趋势下的另一向度的反拨，它的种种文化蕴涵都有待清理与批判。因此，中外文学关系不仅是一种逻辑性的存在，更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对中国文学近现代进程的历史境遇的体察，同时也包含了研究者主体文化立场的自我审视，包含了对其研究如何汇入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世界化进程的主体意识，包含了如何在近三百年来的现代世界文学主流经验之外，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共生，及其所体现、包孕的可能性的发掘与阐释，当然也包含了如何展开这一领域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在民族（区域）文化的叙事中展开世界文学的意义阐释，既是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术意义在当下的有效体现，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在实践中走出“求同”与“显异”的逻辑悖论，尤其是以辩证、历史的态度认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从而走出文化学术中的普世论困境的契机所在。

走出悖论迷宫的“时间窗口”

　　这种“普世论”及其逻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术中的表现，就是所谓“寻找中西文学共同规律”或揭示“中外共同诗学”。这一思路的本质首先是以逻辑确定性来博弈生活可能性，它显然与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性、与文学作为艺术的多样可能性相悖。它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不同文明系统下的文学与文化，恰恰是一种历史性、创造性的存在。其次，这一思路同样隐含了哈贝马斯式的对话理论在跨文化实践中的盲点，即企图以平等、真诚的对话伦理替代不同文化沟通对话的意愿和价值取向，以为只要总结或者发现出某种共同规律，只要这种共同规律被双方或多方知晓，对话与沟通就可以达成，世界文学的融通也因此一劳永逸。其实，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国族和语言的文化创造之间，从相互了解到价值认同，尚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既有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伴随着一连串的文化跨越，简直就是一部世界历史，其未来发展同样蕴涵着多样的可能性。许多弱势、边缘性国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还远没有进行充分的跨文化传播与阐释，而这些有待展开的传播与阐释进程，究竟能为世界文学实践提供怎样的资源和契机，它的充满变数的可能性，只有在历史展开的进程中才可能呈现，这正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人文学术之述行功能发挥影响力的场所。

　　作为一种广义历史叙事的人文学术，必须以存在发生论而不是先验规定性作为基本的哲学立足点，它应该与人类生命和历史相一致，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落实到跨文化人文学术中，既有的、已被主流文化话语认可的所谓“规律”，应该不断回到差异性的文化历史中加以检验，而不是成为阐释、创造多元文化的规范。具体到中国人文学术，是让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性展开趋向于既有的“规律”或“共同诗学”，为这些“规律”寻找异文化的例证，还是将这种历史性的展开视为创造性的存在？是演绎性的逻辑论证，还是不断在差异及其历史性叙事中进行开放式的考辩与阐释？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比较文学只有面向实践的多元可能性，往前往后“讲好自己的故事”，把世界进程中的民族差异性故事，讲出（阐释出）普遍性的意涵来，才有可能对冲、修正和补充既有的普遍性故事模式。同样，世界文学并非一种既有的、客观的存在，它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与文学的沟通、融汇与对话中不断建构和变化的存在，是关于人类文学的价值与审美的认同实践，是一种“变在的存在”（赵汀阳《第一支点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动态关系视角和变在存在论立场，既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世界文学谱系生生不息的存在方式，又是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属性的体现；它既包含了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叛与修正的可能，也是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当代人文学术走出文化价值与学术范式悖论迷宫的出口。这个出口在生生不息的变幻中时隐时现，需要文学创作者、文学研究者去发现、把握有利于观察与分析的“时间窗口”，展开存在论的阐释，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大变局、六十年来的国族独立史、三十年来的全面开放实践，都是出现这一“时间窗口”的有利的历史背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