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面膜”揭掉之后该怎么办？

　　对于沉溺于“朋友圈”里的现代人来说，“微商”大概是一个并不陌生的现象。尽管我并不确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曾遇见那个叫做周梦晗的90后网络女红人，但是每一个人必定或多或少地遇见过一些真假难辨的网络营销现象。

　　周梦晗，22岁，河南商丘人，曾赴奥地利留学，回国后通过社交网络售卖面膜。今年2月，众多买家投诉其卖劣质面膜致容颜被毁，周销声匿迹。网络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周梦晗卖劣质面膜的话题已有2万(人次)讨论，1445.7万次阅读。据报道，周梦晗微博“坏脾气公子”的粉丝超过10万。已无法打开的美拍和微信账号，之前的粉丝数量也颇为可观。10万，这个数字形成了一个圈子——营造“网红”身份，再转为朋友圈推荐，周梦晗积累了一众粉丝，也是潜在的买家。但当美容变成发毁容，并遭遇大量的投诉之后，这个“明星”销声匿迹了。

　　如果不存在“面膜有毒”的问题，周梦晗的面膜事业无疑是一个如今风头正劲的、典型的“o2o模式”。这的确是“互联网＋”时代的魅力所在。但是周梦晗的出现，却无疑又让这种魅力蒙上了一层忧伤。随着微信营销的兴起，越来越多商家把微信当作营销新平台。而近来出现的各种网络公关公司，也是看准了“低门槛”带来的商机，由此产生的鱼龙混杂，使得微信营销开始成为新的消费者投诉热点。法律界人士也注意到，微信营销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维权难以及法律监管缺失已不容忽视。

　　以维权而言，拿周梦晗事件为例，事发后有人到当地工商部门投诉，被以“案发不在本地”为由拒绝受理。有人去报警同样被拒绝，称应找“案发地”，即周梦晗发货地的郑州警方来处理。这种踢皮球本身表明维权无依。正因为微信营销“门槛低”、“谁都可以发布”的特征，使这种营销行为成为一种监管难题:微信广告发送到特定用户，其他人群无法获知广告内容；微信中包含大量私人交流信息，微信广告又缺乏明显标志，在传输过程中难以被识别；调查取证也有难度，行政处罚应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而微信广告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受众往往并不限于一个地区。

　　我当然并不认为，国家法律必须将一切都“管死”，尤其是涉及到自由经济的一些事情。但法律必须成为一种要让所有人一旦权益受损都能获得倚仗的保证。从法律制订来看，国内并非没有针对网络营销的法规。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以及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都试图对此作出界定。但观诸这些法规，都缺少对微信营销这种更新业态、更低门槛的交易行为的规范性条款。所以，面对微信以及其他形态的电商模式，法律应当及时跟进与调整，也应当打破属地管辖的限制，探索一些新的更有利于电商健康发展的解决方案。

　　微信营销不能毁于“毒面膜”，“毁人不倦”的周梦晗也不应存在于法律之外，她必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所以更重要的问题仍是如何探讨新业态下的法律监管问题。曾经有人提出，构建统一的微商投诉中心，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组建，微商信息发布者未经资质审核一律不得在朋友圈发布交易信息；同时建立健全微信朋友圈购物产生纠纷后的相关仲裁组织机制，使小额纠纷能够得到高效简便的仲裁。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相关部门可否对此予以认真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