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副书记、副校长就综合改革工作接受校报记者专访

自2016年作为首批唯一试点单位开展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学校党委围绕办学目标，始终把综合改革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汇聚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为学校推进综合改革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先后多次专题研究方案的编制和推进工作，明确提出学校综合改革必须聚集关键问题、聚焦目标导向，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钱伟长教育思想，以创建一流本科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以推动国际化战略为牵引；以引培并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抓手；以聚集五大学科领域，提升对接服务产业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为重点；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稳步推进综合改革为保障，扎实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试点的各项工作。在去年方案编制阶段，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协作，带领7个专题工作组，积极深入基层群众中汲取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深入了解基层干部、师生的思想状况及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需求，确保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中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今年进入改革实施阶段以来，学校领导班子多次召开常委会、专题工作会 ，不断推进综合改革的深化，确保学校综合改革的各项决策措施更好地满足师生诉求，真正做到改革为了师生、改革依靠师生、改革让师生受益。

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校深化综合改革推进组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徐旭，请他就这次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改革理念及特色作一些详细解读。

记者：学校为什么要进行综合改革？

徐旭：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是由内外因素触发的深层次改革，是调适、改革各种关系的适应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从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期待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高校的综合改革有其必然性。

首先，这是学校办学在特定发展阶段的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和创新的观念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上海大学长期办学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经验和特色，应该加以保持和发扬。现阶段，学校已进入内涵发展时期，质量和效益成为发展的关键词。许多的问题已通过各种单项改革解决掉了，目前学校面临较多系统性、较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多年来各渠道收集的学校发展中的问题视之为一个问题系统，需要建立一个对策系统来解决，这个对策系统就是我们的综合改革。

其次，教育部开展“两校一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上海市）综合改革试点，为上海大学的综合改革提供了契机。2015年3月，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联合下发了《上海市属公办高等学校深化综合改革指导意见》，提出了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教师队伍活力，改革教育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改革科研管理机制、提升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能力，推进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增强学校办学实力等改革要求。为此，学校编制了《上海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2015-2020年）》，并于2015年11月获市综改小组通过备案。

另外，上海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大学办学的新目标、新要求，给综合改革赋予了新内涵。2016年3月，市委书记韩正同志来我校调研，提出地方高校要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解决地方高校发展中的问题和瓶颈，关键要靠改革创新。（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上海大学作为上海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应当成为地方高校建设中的标杆。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上海大学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开展一流大学建设，探索出一整套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地方高校发展规律、可复制可推广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增强竞争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市领导应勇、沙海林、尹弘、赵雯、周波、翁铁慧等先后来校调研，对学校建设和改革工作给予了指导。同时，市委、市政府把上海大学列为上海市首批唯一一所“双一流”大学建设试点单位，并下放了5项14条办学自主权，给予了学校发展更大的空间。学校面对新目标、新任务，对综改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完善，提出了综合改革“4+1”的五方面基本任务：一是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管理保障体制机制改革，二是以激发知识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科研管理模式改革，三是以书院制改革为驱动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四是以优化资源分配为重点的资产管理模式改革，五是人事制度改革。之所以称为“4+1”任务，原因在于人事制度改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贯穿于整个综改的始终，渗透于其它各项改革之中，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依据其它四项改革的需求而提出，起到支撑、保障、促进的作用，是一项平台型改革。

记者：为什么说这次综改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在有限时间内解决关键问题？

徐旭：当前学校有基于总纲的三个行动计划。总纲是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三个行动计划分别是，上海大学“十三五”规划、上海大学深化综合改革方案，另一个就是上海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总体规划。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综改的主要任务是找准当前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突破一点带动全面。当前，我们就是要解决人员活力（包括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创新活力以及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办学资源的有效配置、优化配置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系统性问题，无法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解决。例如科研工作中如何提升“纸变钱的能力和钱变纸的质量”（科研成果转化及科研投入效益）的问题，虽然科技处和文科处是职能部门，但这个问题绝不是这两个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必须要发规、人事、财务、房产能源等管理部门的共同参与，形成对策系统，进行综合“治疗”。这是综合改革的优势，也反映了综合改革“综”的特色。而本质上，综改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记者：这次综合改革的特色有哪些？

徐旭：第一个特色是开门搞改革。在改革方案的编制阶段，学校开展了大量的调研访谈和听取意见工作，汇集了许多对改革的希冀和建议。在组建深化综合改革推进组时，我们建立了决策、咨询、执行三个工作层，其中咨询层将邀请校内外各方面的学者专家加入。在首先启动的大部制改革中，我们特别聘请社会上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参与，组建联合工作团队，提升改革的专业化水平。

第二个特色是综合。从五方面的基本改革任务看，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开展的，要形成“群龙治水”的工作格局。所以我们会根据各专项改革的启动情况，组建由多部门参与的专项工作组，因改革启动而成立，因改革完成而解散。例如大部制改革专项工作组，就是由组织部、人事处、机关党委、直属单位党委和基层学院的负责同志组成；学部制改革专项工作组，则由组织部、人事处、党政办、发规处、研究生院和基层学院的负责同志组成。同时，五方面的改革也是相互关联，例如管理保障体制机制改革就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书院制改革，以及科研管理模式改革中的相关机构调整交叉。因此，整个改革中的各专项改革是滚动推进的，随着前一项改革的推进会触发后一项改革的启动。

第三个特色是改革绩效的设定。首先强调一点，自大部制改革启动以后，校园内产生了一些传言，例如机关要精简多少个部门、裁员多少人，有的同志已经准备坐等下岗了。大家关注改革是值得肯定的，但这样理解改革却是有偏差的。诚然，管理体制改革必然涉及部门和人员的调整，但这只是改革进程中的伴随现象和自然结果，而绝非预设的目标。作为学校内涵发展的特定时期，综合改革的目标只可能是为了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提高师生的满意度。如何检验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了？学校主要领导简明地提出，一项关键指标（KPI）——改革完成后，看广大师生满意不满意！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功课”。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位一线教师提出，“现在的机关办事程序太复杂，我们是搞教学、科研，干什么要去了解这些复杂的规定、流程？”于是，我们在设计大部制改革方案时建立了一个愿景，就是要建设一个面向师生的高效人性化的综合服务中心，让师生在办理各种申请事项时“花的精力更少些，花的时间更短些”。综合服务中心由三个功能模块组合而成：一是依托PIM系统建立网上办事平台，对于不需要实体材料的事项，师生通过网上申请，可以全程实时地了解办理进程；二是实体的服务大厅，设在校本部正门附近的建筑底楼，师生将实体材料交至服务窗口，经初审后即拿到一张标注取回结果日期的收据，不必了解中间办事流程（“后台”操作），只要按期来取即可；三是电话服务中心（Call Centre），安排热线电话，定制化地提供各类申请事项的咨询服务（师生不必再费力挖掘各种流程信息及提供的材料清单），设立首席咨询师、值班咨询师岗位，作为后备干部的重要锻炼岗位。三大模块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服务体系。而建设这个综合服务中心，势必倒逼机关职能部门精简审批事项、优化管理流程、进一步完善管理信息系统，而这些正是大部制改革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