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陈宪:以色列创业创新考察记

03.06.2015  05:23

尽管移民有着强烈的创业冲动,但他们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短处,如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又如,不一定掌握当地的语言。像在以色列,相当部分的移民都要接受希伯来语的培训。不过,在教育培训方面,除了国民教育体系及一流大学(希伯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魏茨曼学院和特拉维夫大学等)的作用,以色列的显著特点在于年轻人在国防军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比他们在学校的经历更重要。在求职过程中,每次面试必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军队的哪个部门服役?不同军种或部门,意味着你在选拔时被认定的优秀程度。和其他国家一样,以色列的顶级大学也很难进,但在这个国家,可以和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相媲美的是国防军的精英部门,如专攻科技创新领域的Talpiot(源自《旧约·雅歌》,意指城堡的塔楼,象征最高成就)部门。该项目每年从以色列高级中学中2%最顶尖学生(2000名左右)中测试、选拔,结果是其中1/10的学生进入。他们被要求在更短的时间学到更多的东西,学术培训范围远远超出以色列或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通大学生,同时也要经历和空降兵一样的基础训练。《创业的国度》的作者之一辛格在讲课时特别强调,对于创业者来说,一个创意固然重要,但是,面对任务的态度、面对困难的坚持更加重要。他认为,这些素质或品质,恰恰是年轻创业者在国防军服役时得以养成和提升的。    

通过上述简要介绍,我们看到了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基本主体:创业者、科研机构、孵化器、加速器、风险投资基金、政府、国防军和教育机构,以及他们之间的集群效应。这是以色列具有如此强大的创新能力的一个答案。显然,移民中的创业者、Yozma基金和国防军,是以色列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移民面对着比本地居民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有着更强烈的创业冲动,他们所产生的就是“鲇鱼效应”,直接影响本地居民投身创业的行为;Yozma基金之前,以色列无所谓风险投资,然而,它的成功运作和带来的实际效益,使以色列的风险投资产业风生水起,并成为人均风险投资最高的国家;国防军成为创业者的大学校、训练营,参与培育以色列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成功经验。    

作为一个国家,以色列的环境劣势非常明显。自然资源短缺,尤其是水资源短缺;自然环境恶劣,沙漠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为67%,几乎到了人类难以生存的境地。来自于阿拉伯国家的外部威胁无时无刻不存在。正是受到这些难以想象的压力,以色列通过科技研发、教育培训和创业创新,打造了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基本要素:技术、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由此形成了自身的强大优势。    

来自于建设强大国家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时创造了各种不可多得的机遇。经历了建国初期的高增长时期、低增长和恶性通胀并存的滞涨时期,以色列进入了当下的高科技时期,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但是,创业创新带来的驱动力,即使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也给解决问题带来了空间。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以色列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并与环境共同进步,共同优化的生动画面。    

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进城,亦是一场大规模的移民。但由于一系列制度改革的滞后,使我们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缺少基本的要件,如相适应的教育培训、足够的风险投资基金。当然,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创业创新重要性的正确认知。现在总算好些了,至少我们已经将创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原生态,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了。    

向以色列的创业创新学什么

我们无论从宏大叙事的视角,如将企业家精神上升为国家精神;还是见微知著的视角,如创业者多重试错的追求和坚持,都可以从以色列学到很多。    

以色列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确实有其独特性,但是,如果以色列的成功仅仅限于以色列,其他国家又可以从中借鉴什么呢?    

借鉴并不等同于获益。如果企业要受益于以色列的某项创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购买这家新创公司或其研发成功的技术。对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在这个开放的世界,没有必要也经常没有可能去复制另一国在制造、创新或者区域市场准入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地说,在今天这个世界,确实有些国家和企业只能利用别人的发明创造,而有些国家和企业的优势就是发明创造。这是一个国家和企业发展阶段或战略定位的问题。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乃至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不断创业创新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永远甘于利用别人创新成果的国家和企业,是无法进入现代国家、卓越企业之林的。    

创业创新是一种求变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某些条件下或某些人群中会表现得更加强烈,如缺乏资源的条件下、移民的人群中,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倒逼的作用。这里,基本还是物质力量的作用。然而,思想本身是一种精神力量,而且,它是可以传播的,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任何国家、企业、人群都可以从中获益。    

变化或改变是永恒的。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认为,要想实现变化或改变,最关键的就是创新。他认为,增长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是“超级构想”的结果,它能造就新的一代,能传播思想。专利和版权就是英国在17世纪创造的一个关键的超级构想,同样的还有美国在19世纪引进现代研究型大学,20世纪引进同行竞争性研究资助体系。他写道:“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如何有效支持观点的重大的思想将会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出现在哪里,但是,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领衔21世纪的国家,将会是在私人部门实施创新,并有效支持新思想形成的国家;第二,类似这样的新的超级构想将会形成。”思想既是精神的不竭资源,又是精神追求的结果。只要承认人性中有相通的东西,那么,精神就有相通的东西,创业创新精神就更是如此。这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以色列,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进军高科技领域,成立一家新创公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和追求,几乎成为标准职业道路中必走的一步。尽管在以色列,创业成功的概率也是很低的,但只要尝试过,努力过,失败也是值得的。这就不难发现,这里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    

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具有集群效应,然而,集群最关键的因素不在于以创新为根基的创业公司,而是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如各种学科、领域之间的大胆融合;又如,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建设;再如,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发展目标和共识。这些东西恰恰在以色列做到了,进而形成了创业创新的文化氛围。    

创业创新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在以色列,企业家精神已经融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家精神。在不同的国家,受制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现行体制等因素,企业家精神确实有强弱之分,但它是普遍存在的。通过改革和制度设计,使创业创新环境更加有利于创业者、企业家的试错,一方面会激励更多人愿意出来试错,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他们试错为“”的概率。由此,就将壮大创业者和企业家的队伍,提高就业增长、经济增长和发展,乃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在谈到以色列的创业创新精神时,人们会很自然地将其与犹太民族精神相联系。无疑,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对于塑造其创业创新精神与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众所周知,2000多年来,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挤和屠杀,被打散过无数次,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坚定不移的信仰,养育了犹太民族坚忍不拔的意志,顽强地生存、工作和发展,最终重建了自己的国家。犹太民族的文化氛围、归属意识、团队精神十分强烈,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教信仰。犹太教的经典规定了犹太人只信仰上帝耶和华,不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化身;不信多神教;不崇拜偶像。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这一信仰方式构成了犹太人与“”的直接对话,并不需要通过所谓中介与权威。因此,犹太人内部有着平等的文化和“厚脸皮”的传统,从小就可以直接质疑父母、老师,不用担心“面子问题”,这既培育了他们的批判精神,也提高了他们的思维质量。    

一位学者在考察了以色列以后,颇有感触地写道,正是由于对“”的笃信,犹太人重视精神世界远远胜过物质世界,唯有真理和知识不能被带走,因此,他们认为,教育是孩子们可以得到的最好财富,你的知识越多,你在社会上越受到尊重,爱好读书成为犹太人一生的习惯。他说,在以色列听到的一个著名的犹太格言:如女儿嫁学者,变卖全部家当也值得;如娶学者女儿为妻,付出所有财产在所不惜。这就不难理解犹太人在诸多领域的卓越表现:美国的学术界、企业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精英中有大量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0.2%的犹太人却获得了29%的诺贝尔奖;世界最富有的人群中,25%是犹太人。    

特拉维夫大学商学院院长为我们提供的数据,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以色列在创业创新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1980年代后期以来,以色列就展示出创造和孵化高科技新创公司上的世界级水平;以色列在医疗设备的专利上居于世界领导地位,在清洁技术、生物技术、安全、通信上也非常强,以色列推出的软件在西方世界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除美国以外,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领先其他国家,比欧洲和印度的总和还要多;以色列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全世界最高;以色列有超过5000家科技新创公司,从人口规模来看,为世界最多,就绝对数而言,只有美国的新创公司超过以色列;以色列的风险投资资金占GDP的比重亦为世界最高,甚至比美国高7倍。通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民持续求变和不断追求的坚持与奋斗。如果不用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解释这些数据,我们恐怕很难找到其他的答案。    

其实,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追求,其中,有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共通的东西,也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人类的生存、发展都需要从创业这一经济的原生状态出发,都需要来自创新的驱动力,所以,创业创新精神是普世的,是可以共享的。所以,我们无论从宏大叙事的视角,如将企业家精神上升为国家精神;还是见微知著的视角,如创业者多重试错的追求和坚持,都可以从以色列学到很多。    

从以色列农业看全产业融合

首先是制造业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再次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关键变量,引发一、二、三产业的革命性融合,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架构,进而提高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特拉维夫大学游学期间,正值举办2015年以色列农业科技展览,校方安排游学团去参观了这个展览。    

在以色列,农业科技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在全球,以色列的农业科技也有着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看看以色列的创业创新在一个产业中的具体情形,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说,真正的农业“95%靠科学,5%靠耕种”。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已经不存在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农业现代化已经在以色列实现了。展会上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环境和需求的倒逼,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在许多方面是超过美国的。    

如果说以色列狭小的国内市场,从一开始决定了创业在这里必须独辟蹊径,进而形成高科技创业的特色,那么,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以色列必须在农业领域实现高水平的创新特色,才能养活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使他们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展览会上,各家农业科技公司在提供什么?我走马观花,主要看到这么几类:第一,各种解决方案(solutions),涉及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业工程设计和施工、农业设备安装和服务,甚至还有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育的大数据分析方案,以及工程和设备的融资或租赁方案……第二,技术与设备交易;第三,工程承包,如滴灌工程建设、智慧大棚(smart house)安装。如果是一个今天的工业科技展览,我们所看到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解决方案、技术交易和工程建设。所以,我们可以说“农业没有了”。再假以时日,可以说“工业没有了”。这当然只是现象。    

从本质上说,“农业没有了”,是技术进步条件下产业融合乃至全产业融合的结果。因此,这个现象要放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认知和把握。自工业化始,农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就已经开始,机械化的工具进入农业的生产环节。此后,电气化、信息化的工具和服务也陆续拥抱农业,直到今天在以色列看到的农业智能化。至此,在农业的产出即农产品上,土地和劳动的作用都显著地下降了,科技、服务、人力资本的作用显著地增强了。这在美国这样的大规模农业国家,在以色列这样的农业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国家,首先凸显出来了。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科技、服务和人力资本对农业的作用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农业就越来越像其他产业了。    

农业被制造业、服务业融合了,农产品则是在全产业融合中生产出来的,这意味着全产业融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产业体系。但是,由于用数据反映产业体系的统计体系滞后,导致我们仍然按照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认识产业体系和产业发展。    

事实上,在全产业融合和国民经济信息化、服务化和智能化的背景下,一、二、三产业,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类,不仅不能充分反映产业发展的内涵,而且会产生各种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当然,统计分类滞后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新的调整和分类需要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充分研究和揭示这一滞后的现实及可能产生的问题,并尽可能吸取和采纳理论界与国际组织关于产业分类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准确把握产业演化内涵和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研究产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    

在工业革命以前,农业单打独斗,历经数千年,进步十分缓慢。工业革命以后,农业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在大规模农业的国家和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标志的制造业发展,是在信息技术革命以后,生产性服务业突飞猛进的裹胁下得以实现的。所以,三次产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是序数词,本身就蕴含着产业演进的深意:首先是制造业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再次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关键变量,引发一、二、三产业的革命性融合,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架构,进而提高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全产业融合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路径。    

在三次产业的框架中观察过去数十年的产业发展,由专业化分工深化而逐步形成和壮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成长最快、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贡献最大的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研究开发、创意设计、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等部门,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或主导产业。然而,过去的一个时期,我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知存有偏颇,仅仅将它们作为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部门,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2.5产业的说法,就是这种认知的具体表现。其实,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为全产业提供中间服务的部门,农业和制造业一样,都是其提供服务的对象,服务业自身是其最大的服务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农业科技展览,就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展览。    

毋庸讳言,加大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在提高农业的生产成本。一般来说,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的成本会小于增加的收益,但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就总体而言,农民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农业产业组织的再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从一些可行性较高的项目入手,如农产品加工服务和休闲观光农业;另一方面,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时,给予必要的政策性扶持。例如,对于那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公益性的项目,以及落后地区的农户小额信贷,财政和政策性金融都要给予补贴或贴息。又如,在生产组织极为分散的广大农村,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发展初期,肯定会遇到规模偏小、难以为继的困难,政府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帮助。这种帮助是“造血”意义上的帮助,只要方法得当,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强大的今天,我们完全能够为农业、农村和农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中就包括在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时,给予必要和可行的政策性补贴。    

就全产业融合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加大服务的投入。在这里,服务的投入就是教育、培训、研发、设计、金融和物流等的投入。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曾经这样形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他说,农业和制造业是“砖块”,服务业是“灰泥”。由此可见,现代产业体系的“黏合剂”是服务,它的发展质量决定着产业融合所能达到的水平,决定着现代产业体系所能达到的高度。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 2015.06.02    

原文: 以色列创业创新考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