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查禁抗日教科书

伍德林

      奉贤区档案馆藏有一批汪伪执政时的档案，为我们研究日据时期奉贤地区社会状况提供了参考资料。形成于1941年4月16日汪伪上海市教育局的一则档案《查禁反动教科书》，今天读来，仍感觉日伪政权对中国人民进行皇民化运动的猖獗以及不择手段打压抗日志士。这则档案开头是这样的残酷：

　　本局前据密报：有重庆不逞分子，在市区学校仿制“三通书局”印制伪造教科书样本，希图破坏和平等情（形）。

　　怎样理解这句话呢，其中的关键词是“三通书局”。原来，三通书局的“前身”是华通书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通书局与日本的本省堂书店合并，改组为三通书局，“华通”之名消失。“三通”则由日本人担任经理。华通书局的出版标记原是一幅中国地图，而三通书局的出版标记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图案为圆形，其中黑色部分除了日本本土外，还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霸占囊括中国之意昭然若揭。

　　三通书局是日本吞并华通书局后形成，是日本开展对中国文化殖民的工具，是反动出版社。重庆抗日志士，将宣传抗日的材料“山寨”成三通书局出版的教材，在日伪统治区进行分发，特别把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作为分发抗日宣传材料的重点。

　　日伪政权对抗日志士正义行动极为恐慌，认为“和平运动已进入新阶段（所谓和平运动即皇民化运动，作者注），文化水平也获得相当提高，正拟今后努力推行，以期和平早日实现，奠定东亚民族共存共荣，其容若辈以重庆政权为背影，出而阻挠障碍，使我国民族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伪政权把抗日志士的正义之举，看成了严重影响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魇，所以，对抗日志士以及与抗日志士暗中联络的正义之士，日伪进行讹诈威胁，并制定严格措施：“本市各校如遇破坏和平分子，无论用何宣传方式，或托于言词，应即拘送就地军警究办，一面呈报本局；各学校如接有邮递破坏和平之各种图书或函件，应原件呈局查究；各教职员如有受人唆使参加破坏和平工作，该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应负责检举，秘密报告，否则以同一行为论。”

这份档案形成的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斗争异常艰苦，特别在日伪统治力非常强大的地区，尤其如此。此档正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