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飞”入复旦的燕园
复旦燕园里的太湖石
复旦燕园，小红楼旧址现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建筑，为日本研究中心所在地
1948年6月，陈望道主任与新闻系师生在新闻馆（小红楼）前合影
复旦燕园里的小红楼
1935年10月复旦三十周年校庆，李登辉校长在小红楼前发表演说
陈望道校长晚年登上小红楼远眺
复旦第一幢女生宿舍——东宫，建于1928年，毁于1937年日军炮火
◆ 读史老张
在复旦大学校园西南角，有一片师生喜爱的休闲绿地，流水瀑布，绿树浓荫，木桥曲廊，石碣铜钟……这就是已存在了一个世纪的燕园。燕园原是王、谢二姓富商的私家花园，1935年，复旦大学购得花园产权，李登辉老校长取意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将其命名为“燕园”。解放初，大概刻意要与“旧复旦”切割，不少复旦老建筑的名字都被阿拉伯数字替代（如子彬院被叫做“600号”、奕柱堂被叫做“700号”），“燕园”之名，自然也不再被人提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复旦读书时，复旦人都把燕园叫做“小桥流水”。那年头，谈恋爱的学生少且隐秘，若是碰到某位同学一时找不到，大家就会调侃道：“大概到‘小桥流水’浪漫去了！”
1. 校门旁的“飞地”
1922年复旦大学迁到江湾时，燕园作为校园正门（今邯郸路老校门）东侧的一块“飞地”，横亘在复旦网球场和排球场前——竹篱笆围起的花园，端庄幽静；那幢红瓦灰墙的小别墅（人称“小红楼”），紫藤环绕，重门深锁。当年，常有爱好打球、踢球的同学好奇地向花园内窥望。1923年考入复旦的费巩教授（1949年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就曾写过在网球场踢球的回忆，“踢着踢着就踢进（花园）去了”，后来，大家索性就在篱笆上挖一个洞，爬进花园捡球、游赏，花园看门人往往一笑置之。
私家花园常年空关闲置，李登辉校长就想把这块“飞地”买下来。1933年12月，复旦校董会召开会议，决定请校董会主席钱新之、校董杜月笙等与业主磋商收购事宜。关于这块地的价格，传有各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它原来占地面积4亩，1924年时价仅1800元，几年后价格翻倍，“价达四万元之巨”（庸夫《庸庵随笔》），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地价惨跌，被做过复旦校医的郑邦彦医生买下来。1934年12月，复旦决定向中汇银行贷款6万元购买，后于次年花5万元购得；另一种说法是，花园占地10亩，1935年1月，复旦通过中间人，以5000元一亩的价格（合5万元）买下，由于经济拮据，先付了5000元定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取得了所有权；还有一种说法，更具文学色彩：据说，某一次，上海某要人做寿，收了不少礼金，因为钱新之曾是交通银行董事长的关系，那位要人自动把10万大洋捐给了复旦，复旦就用这10万大洋买下了“飞地”。李登辉校长知道后，非常生气：“除了气节，我们拿什么来教育学生！嗯？你们说！还不赶快还给人家去！”经办人员伸伸舌头：“果真退还，那会闯大祸的。”后来，“好在老校长事情多，记性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邵梦兰《从燕园到东宫》）
1935年春，燕园归并复旦，校园面积一下子扩大了不少。以前，重要校务活动主要在子彬院（后为数学楼）举行（子彬院的101教室，可容纳一二百名师生），购园以后，不少校务活动也在燕园开展。那幢小红楼里，经常高朋满座；小红楼前的草坪，容纳千人绰绰有余。据说，1935年10月7日的复旦校庆30周年典礼，就是在燕园举行的，李登辉校长还在小红楼前演讲，并授予孙科等人名誉博士学位。
2. 风情万种是燕园
燕园购并以后，学生们多了一处休闲之地，学生们常把燕园与离复旦北门不远的叶家花园（今上海市肺科医院）媲美，称燕园“像一个清秀的村姑”，风姿秀丽，小巧玲珑。
不过，燕园风光再好，也比不过这里的万种风情。复旦自1927年9月起招收女生（严幼韵是首届女生之一，也是首位复旦“校花”，自她开始，复旦“校花”常开不败），当年入学女生都是大家闺秀，个个“端庄简朴，笑不露齿，话不高声。坐则埋头伏案，行则手不离卷”，是校园里最美的风景。
1928年，复旦建起一幢女生宿舍（1937年八一三事变毁于日军炮火），因位于校园东首，紧邻燕园，被称之为“东宫”。“东宫”管理严格，是“男生之禁地”，留学归国的女教授毛彦文，曾被李登辉校长聘请担任过女生舍监，“威仪逮逮，望之俨然”。两位“东宫”女看门人，年纪大的叫“徐妈”，年纪轻的叫“凤仪”，是宿管的“哼哈二将”，女生们敬而远之，男生们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一位女生回忆道：“我有一次看她（凤仪）跟子彬院的男工友讲话，大声大气，像一只母老虎。”于是，男生要想一睹心仪女生的芳容，惟有去“东宫”一侧的燕园。
清晨，女生们会去燕园晨读，“……入花丛深处，朗诵英语，不知晓雾笼人，春寒衣薄，眉尖鬓角，一片水珠，侃以满头珠翠然。”有人以诗咏道：“风约藤花一院香，小廊回合曲栏长。嗔她宿雾偏无赖，亲炙云鬓添晓妆。”傍晚，女生们又常在燕园散步，30年代中期，复旦“校花”是潘美丽，“修长的身材，弯弯的秀眉，晶亮的眸子，够得上称做一代佳人”。潘小姐习惯晚餐后到燕园散步，每当此时，“男生们则成群结队的跟在后面……”（李嘉德《燕园追记》）燕园令男女学生流连忘返，校方也适时添置了不少200瓦路灯，此举颇得学生好评：“俨然满园明月，光烛秋毫，水中鱼，林中鸟，鲜花飞蝶，无一可以隐藏。”（齐云《母校首招女生的故事及其他》）
燕园的这种温情和浪漫，一直被保留到解放以后。1964年入学的许道明教授是这样叙述燕园风情的：“周末的某些时辰，某些勇敢的男女总会选择到那里品味一些无法抗拒而又不太热烈的爱情，羞涩得一如偷儿。即使是料峭的春寒，像当年黄浦江边狭窄的水泥长凳一样，小桥流水的故事平常已极，却有着难得的温暖。”（许道明《挽歌的节拍》）
3. 李校长燕园被围
让燕园融入校园，李登辉校长功不可没。然而，后来他被迫辞职，却也和燕园沾点关系。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复旦园内抗日爱国运动高涨，学生与国民党当局屡有冲突。1936年3月2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警包围复旦，围殴学生，多名学生被捕；李登辉校长前去劝阻，不慎跌倒在地，险遭殴打——这就是著名的“复旦三二五事件”。蒋介石电令李登辉阻止学生运动，并扬言要封闭复旦。这让李登辉进退两难：既要保护学生，又不能与蒋介石翻脸，他只得一次一次劝学生忍让。
5月的一天，李登辉要去沧州饭店开校董会，路过燕园，被正在举行抗日活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场面混乱。李登辉说：“同学们，你们听不听李校长的话？”学生们慷慨激昂：“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李登辉因常年留洋，平日说惯英语，带着闽南口音的国语并不流利，他吃力地与学生对话，唇干舌燥，有口难辩……最后，幸得校董会成员挺身救驾，才将他搀扶出燕园。
燕园被围，加上当局的压力，让年过花甲的李登辉身心俱疲。9月28日，李登辉发表告同学书，辞去当了23年的复旦校长职务。李登辉辞职后，不少学生依依不舍，有学生提议，以李校长的名字命名燕园，校务会议接纳了这个提议。1937年5月5日，将燕园改名为“登辉园”。
4. 小红楼的秘密
我在复旦读书时，“文革”刚过，“小桥流水”的桥已颓，水壅塞，唯有绿荫深处的小红楼凛然屹立。那时，复旦仅有四幢小别墅，三幢位于校园对面的国顺路，分别是原一级教授陈望道、陈建功和苏步青先生的寓所，唯一一幢在校内的别墅，就是这幢小红楼。
小红楼建于上世纪初，两层楼结构，上有露台，下有廊柱，前有草坪和石板小路。因地处偏僻，少有人居住。1922年复旦迁址江湾，私家花园渐有人气，但小红楼却依然“终年严扃，不得而入”。复旦收购燕园后，小红楼成为复旦师生活动中心，开过会议，排练过戏剧，也做过学生运动场所。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复旦校园被日军占领，小红楼一度成为日伪职员宿舍。1946年秋，复旦从重庆复员返沪，小红楼被章益校长命名为“南轩”，以纪念重庆北碚复旦的代理校长吴南轩先生。不久，南轩成为复旦新闻馆，是陈望道教授主持的新闻系教学实验基地。
多少年来，小红楼孤然傲立，虽然默默不语，但却饱经沧桑，守护着燕园的秘密。1932年春，林继庸教授曾避居小红楼。林继庸是著名化学家、担任复旦理学院院长，原住在闸北天通庵路一带。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打响，寓所沦为战场，他舍身离家，担任第十九路军技术顾问，为抗敌研制各类炸弹。他曾研制过水雷，拟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后因日军防备严密，无果而终。有史料称，他还与“虹口公园爆炸案”有关，1932年4月29日，朝鲜义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园引爆定时炸弹，炸死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人，举世震惊。据说尹奉吉的炸弹，就是由林继庸研制的。
林继庸的地下抗日活动，多次遭日本特务追踪，他被迫隐姓埋名，当年报上还登出过他失踪的消息。因当年江湾地处偏僻郊外，林继庸在撤离上海前，曾到无人居住的小红楼躲避。不少复旦学生记得，林继庸避居期间，“已身无长物……上课时内御长袍，外罩西装大衣，盖各有所物，已毁于劫火矣”。唯独小红楼，经常传出林夫人弹奏的钢琴曲，“伉俪间以琴歌自娱，怡怡如也……”（刘振《江湾校园十忆》）
1947年，小红楼成为复旦新闻馆。新闻馆具有优良传统，由陈望道创办于1945年4月的重庆夏坝，馆内设编辑室、印刷室、图书资料室和收音广播室，是进步师生收听、传播延安广播的场所，被称为“夏坝的延安”。新闻馆在小红楼设立后，正值“反饥饿、反内战、争和平”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之时，燕园草坪，早已被学生称为“民主广场”，是集会和游行出发的地方；小红楼自然成为地下党和进步师生的秘密堡垒。90多岁高龄的张熏华教授，曾是复旦地下党员，据他回忆，“那个时候，小红楼的露台上，进步学生轮番上去演讲，我们坐在草坪上拍手叫好。而燕园外面，就是国民党军警的‘飞行堡垒’（装甲车），探照灯扫来扫去，场面非常紧张……”
解放后，新闻馆迁出，小红楼一度改为复旦工会俱乐部。后来，又成为经济研究所、国际政治系的办公楼。1990年，这里归属于日本研究中心。今天，小红楼旧址已被一幢现代化建筑所取代。
我曾看过一张复旦老照片，晚年的陈望道校长站在小红楼的露台上，抚今追昔，凭栏远眺——他的目光慈祥而平和。这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过目不忘，它仿佛在提醒我们，“小桥流水”的容颜可改，但燕园的故事会永远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