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绝对不是拉郎配

来源: news.ecust.edu.cn

11月4日中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刚刚完毕。大会宣布，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调整背后

传闻已久，特别是今年9月上旬，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透露，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网上的段子由此而来——“电视剧《上海滩》里，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的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今天丁力的梦想基本实现了。”

从电视剧的幻梦中走出来，为何如今闸北区和静安区要“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静安区呢？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是事关上海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要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紧紧抓住这次区划调整的良好契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尽管就全国来说，行政区划调整屡见不鲜，在上海也时有所闻。近年成功的案例，比如2010年北京的崇文区、东城区，宣武区、西城区两两合并，成立新的东城区、西城区；还比如2011年上海的黄浦区、卢湾区合并成立新的黄浦区，2009年浦东新区、南汇区合并成立新的浦东新区，2000年黄浦区和南市区合并等。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案例，比如湖北荆州与沙市的合并，合并后成立荆沙市，后又更名荆州市，更名背后，则是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出现排异反应。

如今静安区与闸北区合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京四区并两区类似，也与15年前上海黄浦、南市合并以及2011年黄浦、卢湾合并类似，都是市中心区域的合并。然而，这次合并仍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本是上海面积最小区的静安区，其辖内大多是从前上海人所谓“上只角”地段；另一方面现实中静安区一些经济指标在沪上首屈一指；还有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次闸北、静安之合并，成为市中心城区中首次跨越苏州河的整合，即便两区都是原本的老市区，都是城市化区域，然而两区的云泥之别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印象里，而是有数据支撑的。单以经济指标数据来看。比如2013年的GDP，静安区虽然以660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市各区县第14位，可人均GDP达到258418元，以美元算达到41726美元。这一人均GDP指标都快赶上日本、德国了，且是上海人均GDP的三倍有余。而在总GDP上达到656.67亿元人民币的闸北，虽然在此数据上紧随静安，但摊到人均，仅有76660元，以美元算则是12378美元，未及静安区的三分之一，并且尚未达到上海人均GDP 89444元的水准，在传统市区各区中仅仅高于普陀区。“贫富高下”显而易见。

在闸北、静安合并的第一天，即有记者采访闸北区市民。“希望闸北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向静安靠拢。”闸北区第四中心小学一位张姓家长表达了很多家长的共同心声。从小住在彭浦新村的曹女士，则特别期待更好的医疗服务配套设施，她说，“父亲病着，希望两区合并后这些配套设施能跟上。”彭浦新村的陈先生则表达得更加直白：“有可能的话，静安带一下闸北。”

印度裔学者塞斯则说出了他的观感。这位荷兰鹿特丹大学海牙社会科学国际研究院的教授，这次来上海，系应华东理工大学之邀，参加“金砖国家社会转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国际研讨会暨华理社会学学科建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赛斯提到：“印度较多的案例是分，经济上比较弱的地方反而要求把自己拆分出去。最近的例子是安得拉邦。其特伦甘纳地区的人民希望从安得拉邦分离，成立新邦。我很羡慕中国，你们的政府通盘考虑，为人民考虑，而老百姓又对政府比较信任。”在塞斯看来，印度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不希望与富裕的地方在一起。“而中国人似乎更团结，中国政府也从更高的立意出发，注重发展。在中国，往往经济上较弱的地区，有靠拢经济上较强地方谋求发展的诉求，这才有了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行政区划调整的行动。”塞斯说。

来自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尼沙贝札教授（Prof. LungisileNtsebeza）也向《新民周刊》记者透露：“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南非也有类似的例子，但与上海两区合并不同，南非是原来的四个省变作了九个省，这当中有种族和宗教的原因。我很羡慕上海能成功并区，我也羡慕中国人的团结。这样，行政效率会提高，国家机器也将更有效率。”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撤销闸北区、静安区设立新的静安区工作大会上指出，闸北、静安两区“撤二建一”，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重要发展契机。一是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更好地体现“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二是有利于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在更大范围内统筹资源配置，统一产业规划和功能布局，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品质和能级，增强发展后劲。三是有利于提升区域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促进苏州河以南地区的优质资源向北辐射，加快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推进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均衡化，促进民生改善。

这“三个有利于”，道出了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的缘由，其未来的成果终会显现。回看历史，赛斯在《对中印发展路径的思考》主题演讲中说道：“我第一次来上海是1979年，当时浦东没有任何高楼大厦，我当时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过来的。中国和印度，像是孪生兄弟一样，印度于1947年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当时两国都是农业国，国情很相似，而现在，中国的GDP是印度的2倍，看其他的相应指标，中国也是领先于印度。中国制度的好处是，中国的政府反应灵敏，在应该改变什么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变。而中国的人民会跟着政府走。从这次区划调整来看，我很看好未来的上海。”

细看经济格局融合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看来，近年来几次城市区的归并，显露出行政区划范围越来越大的端倪。不仅是合并区，包括街道、镇的归并也有类似特征。

“行政区划调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因应客观发展需要。”张兆安告诉《新民周刊》：“原本的静安区，经济指标很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然而，其空间越来越小。这也成为此次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内涵。”

在张兆安看来，原本静安区面积狭小，而闸北区面积足够大，两区合并后，新的静安区将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如此，因为合并，使得整个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大。至于优势互补，在原本同为市区的闸北、静安区域，可以不再在某些方面展开竞争——比如一些领域的招商引资，比如一些商业格局的架构，可以统筹考虑，甚至一些原本两区之间的断头路都可能迅速整合开通。

原本，静安区的楼宇经济比较发达，比如已经颇为著名的南京西路金三角“梅恒泰”，更有人称之为“东方香榭丽舍”。但原静安区恰恰缺乏闸北所拥有的一些工业园区。在张兆安看来，闸北诸如市北工业园区、大宁绿地周边的服务业聚集区等，将通过苏河湾与老静安的经济逐步更紧密融合，达到健全产业链的效果，使得原静安的楼宇经济为闸北的园区直接提供服务。

当然，诸如楼宇经济与园区经济融合等，在目前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绝非单纯为增加新的GDP。“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该看到，与全国一样，经过这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上海已经开始从原来的要素推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要依靠创新去推动经济增长，这对上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变，经济要转型，结构要优化，产业要升级等，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才能支撑上海继续往前进。”这是前不久张兆安所言。如何让闸北、静安合并后，迸发出新的创新驱动之能量，恐怕是未来新静安区的题中之义。

提及转型，如今的铁路上海站地区，自1980年代上海站落成以后，即被上海人亲热地称为“新客站”，直到如今新客站落成近30年，上海人仍如此称谓，哪怕比之更新更大作用也已经更突出的高铁虹桥站已经建成运行多年。在新客站投入使用后，诸如站南的太平洋百货开业，曾经是1990年代时颇为轰动的事件，因为闸北终于有了像模像样的中高端百货商场了！当年，南广场的图书批发市场也非常有名。还有照相器材城等等。后来又有了不夜城。然而，几经整合，上海站地区的开发如今仍不尽如人意，甚至略有疲态。如今，上海站的铁路客流已经不如虹桥高铁站，此地其实也正迎来转型发展的契机，特别是两区合并以后。

从历史上看，闸北、静安同在大上海之内，却几乎从未在一个区划中。闸北脱胎于历史上的宝山县，而静安脱胎于上海县。闸北在上海开埠以后，属于华界，而静安因为当年公共租界向西拓展，特别是富裕阶层在此开建别墅、高级公寓等，显得洋气。然而，在作家王唯铭眼里，闸北恰恰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在他的新著《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中，记叙了湖州商人黄佐卿在浙江路老闸桥附近的创业史。1881年，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黄佐卿拿出14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去法国、意大利购买了104部缫丝车，此外还订购了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开出了公和永缫丝厂，由此，闸北的民族纺织工业开始勃兴。之后，浙江镇海人叶澄衷，在上海闸北开办了纶华丝厂。当然，除了缫丝等工业以外，凡是民族资本力所能及的行业，在闸北都有所反映。比如1904年，华商董甫卿投资3000元，在闸北永兴路首创裕茂皂厂，生产双嘉、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比如来自无锡的荣氏企业于1912年租下光复路新闸桥堍的地基、厂房，创办了其在上海的第一家工厂——福新机器面粉厂。比如1916年，英国人麦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闸北顾家湾（现中山北路、恒业路附近）开设广大工场，制造牌照、口杯、食篮、灯罩等搪瓷制品与日货竞争。一年之后，1917年，刘达三与姚慕莲合资亦在闸北创设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上海首家搪瓷厂。再比如开设在虬江路的恒昌火柴厂。

在王唯铭眼里，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闸北从来不是“下只角”，而是代表着上海的“前夜”。虽然两次战争——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战争，将闸北破坏殆尽，但绝不能由此认为闸北的繁荣不曾存在过。苏州河畔，曾是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无论河的北岸地处闸北的福新面粉厂，还是长期在河的南岸开办的上海牙膏厂等等，都已载入史册。然而，纵使河两岸不过相聚数十米，却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如隔数重天。比如1937年淞沪抗战时，闸北的国军拼死杀敌，而苏州河南岸的外国记者可以端着咖啡观战。战火让闸北一度成为废墟，战火又让内地难民水流而下在河边搭起“滚地龙”，继而艰难生存。

在张兆安看来，如今在行政区划调整方面，完全不用考虑是否横跨苏州河。换言之，在真正实现跨越之际，那轻轻一跨，是那么地自然而然，完全不费力。“跨区合并，好处良多。”张兆安说，“比如原本属于苏州河北岸的一些区域，和苏州河南岸的一些区域，可以统筹开发利用。如果南岸和北岸属于两个区，有时候很难一盘棋通盘考量，现在南北两岸都是一个区，对整个苏州河的利用来说，大有好处。”

而在王唯铭看来，闸北与静安合并成立新的静安区，将有可能带动苏州河的“复活”。在苏州河停止大规模航运以后，特别是河两岸建造了太多商品房等以后，苏州河在视觉上看起来细小很多，同时沉静了，即便时而有水上观光巴士之类的呼声，但总的来说，早已经消失了往日的繁忙。王唯铭认为，假如学习法国人从戛纳到尼斯海岸的管理方式，借助自然地势来建立亲水平台等，恢复河流的审美意义，就能让苏州河“复活”。希望曾经属于上海“前夜”的闸北，与静安合并后，能迎来新一轮的日出。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