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新愿景、新动力、新经济，中国经济再五年
2017年9月23日上午，中国经济学界年度盛会——第3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盛大开幕。本届论坛从中国经济的转型进程出发，站在全球观察的角度，邀请全球知名权威经济学家，集合世界最强经济学家大脑，洞察全球趋势，剖析中国经济，预测中国经济再5年的发展动力、挑战与机遇，深刻审视未来中国5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新愿景、新动力、新经济”。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开幕式上致辞，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与业内精英。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局原副局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许善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原外交部副部长、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主题演讲，从不同角度诠释中国经济再五年的改革蓝图、发展动力、新经济格局。
本届论坛还特别邀请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主持。论坛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主办，丰实金融、雄牛资本联合冠名举办。绿庭投资、德同资本、金浦产业基金、平安科技赞助协助举办。
据介绍，作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研究平台和国家智库，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已成功举办两届，吴敬琏、张五常、林毅夫、刘世锦、刘伟、辜胜阻、魏尚进、张军、哈继铭等经济学家应邀在论坛上发表精彩的主旨演讲，国内业界的众多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及行业精英展开对话，为中国及国际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在致辞中表示，“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诞生于201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建院30周年之际，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论坛以“发复旦声音、做一流学术”为目标定位，以举办开放型论坛为主要方式，着力打造一流的中国经济学家、金融家、实业家高端对话平台，不断提升复旦经济学科和经济学院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论坛设立三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及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汇聚复旦、登台高论、碰撞思想、交流智慧，聚焦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声音，论坛已经发展为经济学界和金融领域重要的年度思想盛会，成为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和思想辐射力的经济论坛之一。第三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围绕“新愿景、新动力、新经济---中国经济再五年”的主题，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从中国经济的转型进程出发，研讨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挑战与机遇，审视中国在全球经济新周期中如何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她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度发展，也随着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世界经济复苏乍暖还寒，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以人才和创新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风险隐患依然存在。面向未来，为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健康发展，我们仍需坚持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仍需要政商学界和社会各方的集体智慧与共同努力。
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深远和广泛，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日益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世界各国经济学界都在密切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的实践与未来。她感到，西方的任何经济学理论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中国必须建构自己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悠久历史、深厚底蕴、扎实基础的大学，复旦大学有责任更加主动地服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担负起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重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作为复旦哲学社会科学的骨干力量，正努力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经济学院目标奋进。学校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经济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希望经济学院能更加注重内涵建设、品牌建设、影响力建设，进一步借助和发挥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等一批重要平台载体的作用，在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国际交往、对外合作、校友联络等方面有更大作为、更大成绩、更大进步，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复旦经济学者的贡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开幕式上说，上海虽有陆家嘴论坛这样一个关于金融的论坛，但一直缺少一个以中国经济为主题的论坛。他认为，复旦大学有责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也有信心来举办这样一个年度的以中国经济为主题的论坛。论坛得到了复旦校友，特别是经院校友的支持，他希望，以后的年度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也能一如既往得到校友的鼎力支持。
张军在主旨演讲《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如无近忧 必有远虑》中表示，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待中国经济的话，需要用到一些基本的概念框架，主要有三个：一是飞利浦曲线，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关系；二是奥肯定律，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三是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名义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来比较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GDP增长率。
奥肯定律方面，张军指出，有统计称，一方面，2013年以来，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另一方面，2012年起，中国GDP增长率开始较大幅度回落。奥肯定律表明，实际GDP增长率若有明显下降，就业岗位是减少的，那么失业率一定会增加。但在GDP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失业率基本不变，且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依然能达到1300万，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政策效应，在我国，新增城镇就业已经成为了各级政府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完成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用扩大服务业就业的方法来扩大城镇的就业。并且，这里的服务业更多的是指中低端的服务业。据统计，在去掉金融、教育、通信产业、信息产业等十二个高端服务业后，剩下的中低端服务业的就业自2012年开始以不可思议的势态扩张、增加。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一个行业可以创造、吸纳更多就业，一定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上升，它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达到最优，但中国的情况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上升，服务业是被迫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因此他认为，虽然每年有1300万城镇新增就业，但就业压力还是很大的。
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方面，他指出，我们的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得比实际GDP增长率快，2012年之后尤为明显。名义GDP中包含了价格因素，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信息量最大的不是实际GDP，而是名义GDP。放眼附加值高的制造业领域，名义GDP增长率已经低于实际GDP增长率，说明制造业已经出现了通缩。他强调，我们应该关注通胀，没有通胀的经济大家都没有信心。如果通胀可以回到3%左右，实际GDP的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距离会变小。他建议，用宏观的政策来帮助经济的名义GDP增加率增长并领先于实际GDP的增长率，让实际GDP的增长率接近甚至略微超过一点潜在GDP增长率，这样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才能说进入到一个比较适度的增长。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围绕四个基本方面。
一是确保市场机制在配置农业资源中发挥作用。2003年以后，为了针对当时粮食连年减产、甚至供不应求的局面，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被越推越高，离市场越来越远，因为当时的价格中包含政府对农民的补贴。想让市场在定价中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将给农民的补贴从价格中剥离出来。因此他表示，要推行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机制改革、农民补贴制度改革、粮食收储制改革，把从价格中剥离的补贴一分不少的通过其他方式补贴给农民，使用WTO允许的规则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
二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中国是世界上大豆的主要原产地，上世纪时，中国大豆无论产量、出口量，都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现在却今非昔比，农民不愿意种大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豆产量低。目前来看，全球大豆的平均亩产在370到380斤左右，我国只有250斤左右。大豆的产量低也进一步决定了种植大豆的效益低。在东北地区，正常情况下，种一亩玉米的毛收入有七八百元，而种植大豆的毛收入也就600元左右。如果不把这两个短板补上，花再多钱，也很难让农民愿意种植大豆，而这两个问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解决。
三是创新农业经营体系。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以前的思路就是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把土地集中起来再去实行耕地的规模经营。三十多年下来确有效果，农民承包的土地中有35%已经流转，但倒过来说，按全国的耕地面积来说，65%的耕地还是农民家自己种的。
所以，要真正实现有效益的规模经营，光靠土地流转是不够的。现在，农民开始创新经营方式，通过托管、代耕、购买社会化农业技术服务等方式，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使用到了最先进、最现代的技术。这些从事社会化服务的农机专业服务社和农民专业户为耕地提供了大型的农机具，让农民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成果。他表示，应该认真总结这些经验，让中国的农业经营体系更加健全。
四是采取措施保护支持农业发展。他强调，农村的过量劳动力问题、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中的重点。目前，开办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等已渐渐偃旗息鼓，积极努力创造农民的第三就业空间成为了新任务。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但返乡创业并不是指依赖耕地的工作，而是在农村的新型工作，比如说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
他表示，农业下一步的发展面临着很多尖锐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务必认真看待农业，这关系到数亿人的生计，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他相信，凭借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党的领导下，在正确政策的引导下，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国家税务局原副局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许善达以《供给侧改革与经济转型》为题发表了演讲，梳理了中国的政策变革，分享了对全球化的理解。
他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型的关口，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评价成绩。一方面，这几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出口这些企业的产品以获取外汇，并引进外国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煤、油、铁矿石，牺牲了环境，这也是一种成本、代价。
他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国家提出了经济转型，其中也包含了政府政策的转型。一方面，对内，近几年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出现了很重要的转折。第一，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金融行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对市场的定位的一个战略转型。我们不能走“脱虚向实”这条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走这个路。第二，财税政策方面，去年提出降低宏观税负，这说明国家在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分配里面，做了一个最新的战略调整。第三，从市场方面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基本上已经关停、外迁，包括很多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鼓励增加经济的科技含量，鼓励企业大力增强研发，这样的转折也非常艰难。
另一方面，对外，“一带一路”经济方针的提出也是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转型。我们不要简单的把“一带一路”理解为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不够准确。“一带一路”调整外汇资产结构，减少外汇资产的货币形态，增加实物形态，使我们能和更多国家进行资源整合。有些国家有资源，但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如要创造财富必须有若干种资源整合在一起，才能创造新的财富。关于我们国家去产能的问题，他表示，去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不能淘汰优质产能，优质产能是要靠解决需求来解决的。所以，在把落后产能淘汰掉的同时，还要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通过资金的输出带动很多产能的输出，消化优质产能。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还能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一些贸易的计价、投资和贷款的货币种类等长期的工作。
许善达表示，对外经济战略和对内经济战略是相互融合的，两个东西不是完全剥离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对外的支撑越好，就会给对内的经济转型带来很大的正面作用，同样境内的工作转型做得越好，对外的“一带一路”也将做得越好。
关于全球化，许善达表示，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都希望在抓住全球化给经济带来的好处，享受它的利益的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间，通过游戏的规则、政府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控制的资源分配到更多的新增财富，这就是目前全球化变局的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围绕中国的去杠杆问题发表了演讲。他主要讲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他强调，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高杠杆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金融的第一问题和最集合性的问题。
第二，关于去杠杆，他说，我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是有层次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率上升，这是反映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情况。作为它的近项，金融领域也一定有所表现，那就是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然后集中成为不良资产。去杠杆这个问题，如今愈加的紧迫，国际机构连续调降我国主权信用，凸显了我国去杠杆的紧迫性。
去杠杆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原因是，在去杠杆和保持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矛盾：去杠杆要求减少债务，而稳增长则须加杠杆。所以，尽管各国均声言要讲去杠杆作为首要任务，全球的杠杆率仍然不断上升。他指出，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趋于稳定，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值得关注。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他认为，从长期看，化解债务风险的根本因素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在制度上，如下改革具有治本的意义：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硬化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三是完善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制度条件，特别要强化对投资者的产权保护，构筑良好的政府诚信记录，确保制度框架“可预见性”；四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第三，他特别介绍了联系资产来研究负债的方法，即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下研究债务。自2011年开始，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启动了编制中国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在这一项目的基础上，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成立了。目前，已经系统编制了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些研究，为分析中国债务和杠杆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框架，同时也为分析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分析框架。通过结合资产的分析，他得出结论，中国离债务危机甚远。
第四，关于国际评级机构降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李扬表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他认为必须认真对待这些评级机构提出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无可争辩是最好的之一，但是，在金融风险和高杠杆的问题上，我们的识别、管控能力和效力，仍有进一步改进之处。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及其确定的一系列改革和发展部署，便是提高我国金融风险治理能力的战略安排。
第五，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就已明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本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整顿金融体系、强化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这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最后他强调，国际评级机构相继调降中国主权信用等级，是一个短视的行为。第一，部分高估了中国的债务状况，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状况，从而高估了中国的杠杆率风险；第二，运用一把已经被实践证明过时且诸多缺陷的同样的尺子来衡量中国的情况，无视中国具体国情，忽视了中国经济的弹性、韧性、能力和智慧；第三，无视中国党和政府去杠杆的决心和行动能力，无视我国党和政府与时俱进的改善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的潜能。李扬认为，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是降低杠杆率、管理好金融风险、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
原外交部副部长、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以《全球变局下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政府、经济、文化、文明等。这些不确定性给经济的发展及其外部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预测经济，遇到的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是各国面临的众多问题组合起来的复杂环境。时代发生了变化，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由此全球治理也在发生变化。全球治理，或者说是国际秩序，确实正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方向是多元化的，世界是多极化的，经济是全球化的。
他介绍了以下几个不确定的方面。一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他说，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全球新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国等国家。这个力量格局的变化，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平衡，而大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二是世界经济、金融的转变。世界经济变化的重点不在于它到底有没有复苏，而在于其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在哪？世界经济的新动能在哪？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颠覆性的、可以推动世界新一轮发展的技术。世界经济失去了方向。三是资本的收益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一个法国经济学家讲过，资本收益大于经济增长率的结果就是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拉大贫富差距。四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战略性矛盾，要从战略层面，或者说是文明的融合层面解决国家之间的相互战略对接问题。
他还表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不能独立发展经济，需要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一起发展，中国提出来的方案、思想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发展。我们需要共同发展，不能让某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掉队，全球化需要向普惠的方向发展。他强调，“一带一路”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倡议，它不是一个援助计划，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能够提升各国发展能力、促进各国文明相互融合的一个综合性方案。“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够解决经济问题，还能为解决地缘政治矛盾创造条件。因此，他总结道，除了从国内寻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们还要融入全球化，更大范围寻求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