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追忆王元化先生

24.10.2014  10:34

  《文学沉思录》、《思辨短简》、《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在王元化先生的着述中,“”是一个不曾离开的字眼,也是他身体力行秉承的信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未曾停止过思考。

  在王元化生命的最后20年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与他交往丛密。谈及元化先生,他直言,晚年的王元化偏爱“”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诚如有学者评价,反思对于王元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

  婉拒奖项 淡泊名利

  王元化1920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南院度过了童年时光。

  1935年,在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王元化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负责编辑《奔流》、《奔流新辑》、《展望》、《地下文萃》等刊物。解放后,王元化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在王元化看来,自己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入党已逾半世纪,自愧未尽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在今风雨飘摇世势中,没有做出自励励人的工作,以至每当梦回之际,难以入寐。

  王元化为人低调淡泊。许纪霖向记者回忆说,上海文学艺术奖其实早有意颁给王元化,却被他几次婉拒。“最后是华东师大多次动员,先生才‘勉强’接受。”2006年,在接受上海市学术贡献奖时,王元化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沉思悟道 学思双修

  王元化晚年的“反思”,让其“悟道”。许纪霖说,当年请王元化为《杜亚泉文选》写序。谁知看后,他激动不已。“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小许,那个杜亚泉不得了啊!我们今天正在思考的问题,他那个时候都想到了!’”1993年的夏天,沪上酷热,王元化打着赤膊,逐字细读杜亚泉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献。3个月以后,写就了引起轰动的长篇论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王元化的一生波澜起伏,是历史的重要见证人。许纪霖为此多次劝他写回忆录。他却回复:“我自省不行,但老了、僵化了,也还是得学、要学。苟一息尚存,此心不死。目前我仍在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回忆录尚未考虑。”其所提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正是199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重要反思文章。对于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王元化亦是非常担忧。他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王元化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也因此,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锺书)”之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尽管这两种说法并不为王元化本人所接受,却也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境界。

  许纪霖坦言:“王元化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他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我将他称之为文化托命之人,对于被启蒙的中国文化的延续,元化先生始终充满着责任感。 阅读原文

 

来源| 文汇报  记者| 徐维欣  编辑| 戴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