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国，文化抗战——抗战烽火中的同济大学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屈辱史的终结，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的起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包括同济师生在内的无数中华儿女为之付出了巨大牺牲和努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加奋然而前行。本文将回顾同济人的文化抗战历程，让我们继续弘扬伟大的文化抗战精神，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为把同济大学建设成为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为推动伟大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第一部分：国殇，山河沦丧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840年代，一个东方古老民族，如同睡梦中的雄狮，被人狠狠地敲击了脑门，从此伤痕累累、几致衰亡，山河沦丧、家国同伤。
诞生于苦难中国的同济，注定了它的多灾多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1917年，“三·一七”事件，法国军警荷枪实弹进入同济校园，以同济是德国产业为由，要求学校解散，一时间学子流落街头，“无枝可依”；幸得唐绍仪、萨镇冰、梁启超等校董们的斡旋协助，开始华人办学，使学校文脉不断、得以庚续。此后同济人在吴淞白手创业，规划校园、兴建校舍、丰富学科、延聘名师，一时间风生水起，成为最早的7所国立大学之一，并以“医学济人、工学济世”而享誉寰宇。
1932年的1月28日，日本侵略者为转移“九·一八事变”带来的舆论压力，对上海发起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这个过程中，同济校园位于战场之上，遂遭日方炮火，多个校舍被毁，办学一度中断。幸得中国军民奋勇抵抗，战争很快结束，同济学子得以复校。
“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落在同济大学教工宿舍旁尚未爆炸的炸弹
当一个民族走上疯狂之路时，他们是不会停下罪恶的脚步的。“九·一八”的硝烟未灭，“一·二八”的狼烟尚存，时隔5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誓将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无数的生命被屠杀，无数的财富被抢劫，无数的文化被摧毁，日本法西斯以其人类历史上最为空前绝后的残酷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深重的灾难，山河失色、国土无光，中国人如蝼蚁一般，任人宰割。但是，即便是最卑微的蝼蚁，也有振奋的力量。
为了彻底征服中国，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意志和抗日力量，他们对读书人下手了，他们对学校下手了，他们对大学进行了有计划的毁灭。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幸免，尤其是代表着当时代最先进技术的同济大学。
同济师生也是这些蝼蚁，是时刻准备着积蓄力量、争取国土重光的抗争者、奋斗者。
“八·一三”事变中，同济校园被炸后燃起熊熊大火
学生宿舍被炸毁
1937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位于吴淞的同济大学多次被日军轰炸，校园被完全炸毁。
关于轰炸的情形，学校在给教育部的报告中如下描述：“查本校自华北事变发生，中日形势紧张，当以吴淞适居要冲，经秉承钧部指示，先为必要之措置。……八月十三日呈报在案；嗣自沪战爆发以后，敌军飞机即于吴淞一带盘旋侦察，本校间有军舰炮火轰击，校长于八月十七、廿一两日曾率同各主要职员绕道前往视察两次，见校内大礼堂、理学院、工厂、解剖馆、教授住宅及学生宿舍等处房屋，均为炮弹击中，各有一部分损坏；洎至八月廿三日，敌军企图在吴淞登陆，乃以极密集之炮火及大队飞机集中本校轰炸，留校各员工并因日军突在蕴藻浜等地登陆，接据附近我军通知，暂退之距离学校一里外之陈家巷村；至廿五日，吴淞登陆日军已为我军击退，本校派员由沪绕道前往视察，留守员工亦以重行返校，此际校内所有房屋及剩余设备悉遭破坏，几无完整，并有数处房屋因重量炸弹之轰炸，业经倾圮，本年建筑尚未完工之测量馆房屋亦为击毁，各宿舍及图书馆屋瓦门窗，震落殆尽。校长方以吴淞战事暂告段落，正饬留守职员详查损失情形，讵至廿八日晨，敌军之密集炮火复作，掩护援军登陆，廿八、九两日，敌军在本校上空抛掷重量之炸弹达二十枚之多，校内电气间、木工间、水利实验馆及大礼堂两翼，均着弹损坏甚巨，空场满布弹坑，甚至多年树木并被摧残；积年建校，毁于一朝，敌军肆虐，莫此为甚。三十日晨，留校职员林干、王德霖等以学校被毁殆尽，且敌方以重兵迫攻吴淞，情势堪虞，业经率领校工绕道离校至沪，并据面呈前情；至九月一日以后情形，因战事剧烈，交通梗阻，迭经派员往视，均中途折回；嗣九月中旬曾有本校德籍教授Fink前往吴淞查勘，袛以本校校址已被日军占领，仅将校内一部分破坏情形摄影数帧，至详细状况仍属无法稽考。此本校惨遭破坏所知情形。(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653.0001)
日军对同济的野蛮轰炸，引起了国内外的媒体的关注和谴责。9月3日《新闻报》如此报道和评论：“查该校为止远在吴淞镇北，在军事上实非重要，即我军方面，亦无利用该校作战之事实，日军如此破坏，谓非有计划之阴谋，其谁能信？闻该校于战事爆发之初，即以破坏文化教育机关，素为日军之整个计划，经将校内各项机械、仪器、图书、案卷，择要移置安全地区。此外，此具有数十年历史并在国内外颇著声望之实科大学，实已与平津、南开等大学同其命运。而日军此种蓄意破坏文化建设之行为，实不啻为对整个世界文化宣战。狰狞面目，暴露益显云。” (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552.0018)《日立报》、《大公报》、英文《大陆报》、德文《远东日报》分别于9月2日、3日也作了报道。据9月3日英文《大陆报》报道，学校的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
壮丽的同济校园在战火中变成断瓦残墙
第二部分：长征，读书救亡
大学在，希望就在；大学不亡，国家就有希望。
在八一三的战火中，美丽的同济大学校园被夷为平地。断瓦残墙，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满目疮痍，诉说着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一千多同济师生，每一个人心中都燃起了对于侵略者的愤怒和读书报国、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为延续学脉、保存知识精英，同济人告别了挥泪告别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园，辗转沪、浙、赣、湘、粤、桂、滇、黔、川9省以及越南，最终抵达四川李庄古镇，走过了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文化抗战长征路。
同济师生被迫离开校园，从此踏上八年流亡办学历程
一路流亡，一路救亡
由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 时，同济校园就曾被日军轰炸，师生具有家园被毁的切肤之痛，因此，师生一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一二·九”期间，同济高职学生郑香山和景德智开着火车，带着同济学生进京请愿。1937年校园被毁后，在向内地搬迁的途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同济师生都不忘在沿途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0月，同济迁至金华，地下党员汪珊等以特别支部为核心，组织了以学生救国会会员为骨干的同济学生战时服务团，团员有二三百人。他们组织歌咏队、剧团和宣传队，在金华城乡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抗战标语、漫画，散发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从11月下旬起，编印出版《合流》报3期，刊登一系列宣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重要文章，包括毛泽东《民众武装组织起来》、《论两党统一战线》，宋庆龄《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国共统一感言》，冯玉祥《前仆后继地打下去》等等，在金华地区广泛发行。
同济学生创办的宣传抗日的《合流》
1938年初，同济迁至赣州。在战时服务团具体组织下，开办民众夜校，校长由工学院机电系学生李岳担任。董林肯、陶亨咸、翟立林、竺伯康等几十个同学担任教员。他们利用暑假编写讲义，在给工人和店员教识字、讲语文时，讲解《论持久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州公园内展出巨幅抗日战争形势图，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亡。孙以鏊任团长的同济大学话剧团，积极募集捐款慰劳军队，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剧目，在当地掀起了抗日救国的宣传热潮。8月，话剧团在迁校广西途中，先后在大瘐、衡阳、长沙、桂林等地，演出《民族万岁》等话剧，既宣传群众，又募集到一批捐款，支援抗战。
1937 年 12 月，同济学生与其他学校一些师生在浙江金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时留影
1939年，同济迁至昆明。电机系学生董林肯和他的同学徐守廉、竺伯康等人，组织了昆明儿童剧团，旨在通过孩子们纯真热忱地呐喊，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以此来扩大、团结抗日的阵营。这是抗日救亡活动中的一大创举。8月13日，董林肯率领儿童剧团首次和昆明市民见面。孩子们纯真热忱的演出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群众，人们被深深打动了——天下兴亡连儿童都责无旁贷了，大人怎能不更奋勇向前呢？这一天儿童剧团的演出，揭开了昆明儿童剧团宣传抗日的序幕。此后，董林肯就经常带领这支少年救亡演出团体，活跃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昆明各报刊称儿童剧团为“戏剧界的一支生力军”，把小朋友们誉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儿童剧团深受昆明老百姓的喜爱，取得很大的社会影响。儿童演员的人数也从十余名不断扩增，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他们在剧团内，不断地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们的演出又教育、影响了社会上广大的同龄人，以及无数的长辈们。
儿童团根据鲁迅译著改编的儿童剧剧本《表》
组建医院，救治军民
“八一三事变”后，同济大学医学院师生先后开办4家救护医院，救治军民。
抗战伊始，由同济大学承办的原位于江湾市中心区的上海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所在地）被迫迁往戈登路(今江宁路)，在玉佛寺附近的一家民房内，迅速建立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设有病床120张。8月14日清晨，即用于收治淞沪前线的受伤将士和南京路上被炸伤的市民。翁之龙校长兼任院长，郭秉宽任医务长，张静吾、黄榕增、章元瑾、李化民、唐哲等教授和医学院的一批学生踊跃参加。医学院学生王家睦在外地家中过暑假，8月17日给学校来信，“近阅报端，载上海战事爆发，吾校在军事区域内……校中如有救护队之组织，亦请示下，因生不愿离校，愿在学校指导下为国家服务”。(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5.0007)今年已99岁高龄的乐彩臣参加了当时的救护工作，据她回忆，当年她是同济附属护理职业学校的学生，同时也是市立医院的护士。当时伤员很多，整个院子里摆满了担架，医疗条件和辅助设施也比较差，众多伤员有时在没有麻醉药品的情况下，仍要进行伤口处理，甚至还要从伤口中取出弹片，伤员的顽强精神和痛苦表情及呻吟，让年轻的护士们心痛落泪。医护人员都是不停歇地连续工作，即使这样，仍然有许多重伤员无法救治而牺牲。死亡战士的尸体暂时存放在一条过道处，搬运死亡人员尸体时，护士手上常常沾满粘糊糊的血液。尸体多时甚至要叠放四、五层高，女护士放不上去，还要男护士们帮助，那些场景充满了悲痛与哀伤。截至10月15日，该院共收治伤员251例（不含内科病例），行手术162起。
乐彩臣在救护医院药房里配药
与此同时，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陈延华、钱章材等积极募集款项，在沪西大沪花园(现丁香花园)开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三救护医院，为了保证医疗质量，他们聘请蒋益生老校医担任院长。该院先后收治了伤病将士和难民同胞300余名。
全面抗战开始后，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静吾特赴南京，向军医署长张建建议以军医署名义命令向内地迁移的各医学院承办军医院，以加强军医力量，保障伤兵救治，得到采纳。军医署后来组织了十二个重伤医院，并委任张静吾为第五重伤医院院长，驻往苏州。9月底，张静吾带领黄榕增、郭秉宽等70名医护人员冲出前线，前往苏州，在太湖边胥口镇的张家祠堂内筹备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在苏州绅商杨和庆的协助下，两周后就开始收容伤员，400张床位共收治545人。上海沦陷后，根据命令，该院经宜兴、芜湖、九江等地，转移到南昌。
在张静吾组建第五重伤医院的同时，医学院教授李宣果带领章元瑾等81名师生员工，从上海来到杭州笕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杭州沦陷后，医院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医疗救护小组，沿浙赣线为受伤的战士服务，迁往浙江金华，后来又迁到吉安。
李宣果教授继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的函
同济师生参加红十字会第 31 医疗队人员合影
1938年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吉安复课，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也随之合并，作为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李宣果接任第五重伤医院院长。在吉安期间，共收容伤员241例，行手术131起。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师生第四次迁校从江西赣州、吉安迁到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军政部第五重伤医院则由吉安继续西迁，经江西萍乡湘东镇，历时四月；经湖南衡阳，历时一月。在此期间，先后收容伤员721例，行手术579起。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全体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充分体现了同仇敌忾、救死扶伤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8年同济大学医学院在赣州复课开学
培养人才，支持军工
同济大学自开办以来，一直遵循“德国师资、德文教材、德籍教授、德语讲授”的传统，尤其工科教育一直按照德国工程师培养的标准进行。即使在战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是如此。1936年4月，柏林德国工程师学会给同济来函，承认同济大学工学院毕业生与德国工业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同时也为该会上海分会的正式会员。当时德国的武器生产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很大一批投入到了国防工业，研制和生产武器。1933年，中德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南京政府建立军事工业，并委派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帮助南京政府组建装备优良的部队。同济大学师生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机械专业的老师担任了装备从谈判到购买至维修和改进的大量工作。以1935年赴德国莱因炮厂监造并验收最新型150毫米榴弹炮的技术人员为例，其中的同济毕业生占了一半之强。当时国民党部队抗战的“标配”武器——“中正式”步枪是以德国1924年短管毛瑟步枪为原型，由巩县兵工厂根据德文图纸于1935年10月成功仿造的，而仿制这一武器的主力就是厂里一批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学院和高职的学生。
同济在读学生王辅世研究改进秘密无线电，受到教育部嘉奖
抗战爆发后，同济工学院机械系的历届毕业生，跟随着学长们的脚步，来到各大兵工厂，从事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工作。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同济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兵工署、21兵工厂、22兵工厂、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事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当年有“十军工，九同济”之说。据统计，同济大学机械系1941-1943年的153名毕业生中，去兵工厂工作的达105人。而高职机械科的毕业生，70%以上选择到兵工厂工作。
而同济机械系的一些教授，同时兼任兵工署工程师，在上课之余，秘密研制武器。如蔡其恕教授，当时是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中国现代光学工业奠基人彭明经教授，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
八年抗战，民族命运的砥砺和磨难，数万里的流离和颠沛，使得众多同济人被镌刻在了中国兵工史的功勋册上，他们为捍卫铁蹄之下的中国、为解救倒悬之中的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
军工部兵工署选派同济毕业生赴各属服务机关驻地表
研究学术，造福民众
1941年初，同济大学搬至李庄，给这个偏僻的川南古镇带来了一股新风。位于祖师殿的医学院解剖实习课上，穿着白大褂、拿着解剖刀在尸体上划来划去的同济师生，让从未见过的当地民众误认为“下江人吃人”，矛盾一度趋于激化。面对当地政府镇压民众的提议，同济师生表示反对，并提议联合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举办人体展览，向民众说明和普及科学知识。展览那天，参观的队伍排了好几公里长，有很多民众专程从宜宾市区赶来观看。从此，当地人生病不再求神拜佛，而是找同济教授来求医问药了。
不久，同济教授再次用高超的医术给当地民众上了一课。当时川南地区流行一种痹(音pa)病，又称“麻脚瘟”，即从脚开始麻，顺两腿向上，麻至胸口即告不治。中西和西医均束手无策，只能等死。同济医学院唐哲、李化民、杜公振等教授和年轻的助教邓瑞麟经过研究，并通过小狗进行试验，找出病因是他们平时所食的井盐中含有大量的氯化钡，引起慢性中毒。据此提出了预防和治疗措施，使当地人再也没生过这个病。这项成果，获得了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
邓瑞麟、杜公振获奖证书
理学院的童第周教授，花了相当于夫妇二人两年薪水的六万五千元钱，从旧货商店购买了一台德国蔡司双筒显微镜。凭着这架显微镜和稻田里的青蛙及家里的一缸金鱼，借着阳光观察，证明了在金鱼的卵子中，赤道线以下植物性半球的一边，卵子含有一种有关个体形成的物质，它在发育的早期由植物极性逐步流向动物极性，是形成完整胚胎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是鱼类实验胚胎学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相关的研究也为童第周后来用金鱼和鲫鱼进行克隆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成果引起了老朋友、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的关注。李约瑟专门到李庄访问同济大学，当他在南华宫看到童第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时，连称“奇迹！奇迹！”
工作中的童第周
童第周在李庄购买的旧显微镜
而其他学院的教授，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并取得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工学院土木系王恒守的《浮游选矿剂两种》，获教育部1942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三等奖，王志鹄的《荆峪沟土壤之性状与水土保持》和机械系张象贤教授著述的《钢球轴承原理》获教育部1945年(第五届)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三等奖。张景贤著述的《机构之数量及其形态变化之理论基础》，也获得了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奖励。医学院、电机系、测量系、土木系还创办了一些学术刊物，发表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
同济初到李庄时，李庄尚未通电。最开始，工学院用一台50千瓦的汽油发电机为李庄居民供电，但由于汽油无法保证，因此供电仍然存在困难。后来，工学院用一台500马力电动机与宜宾马鞍石发电厂交换了一台变压器，电厂负责架通至李庄全长15公里的6000伏线路一条，由电厂供电，彻底解决内迁李庄各单位和本地居民用电问题，使李庄通电比县城南溪早了将近十年。工学院教师王达生人称“同济爱迪生”，他在李庄发明了“达生灯”、浅水汽船，改进了自贡盐井抽取卤水用的单筒抽水筒。
偏僻的李庄，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相当有限。为了使同济师生和当时在李庄的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的各位大知识分子以及当地的百姓们及时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工学院电机系的师生们成立了青年广播新闻社，在战时物资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动手，组装了十几台收音机，收听国内外广播，了解最新消息，并迅速整理成文字，刻钢板后油印后分送学校和在李庄的各文化机构。这几乎是战时李庄最迅速的信息渠道。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也被称之为李庄战时新闻社。
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工作人员采编用收音机
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1944 年冬天，“湘桂烽火起，山城风雨急”。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制定了一个旨在打通滇缅公路的“一号作战计划”，铁蹄继而踏入贵州独山。四川震动，国家告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
消息传到李庄。此时，自1937年抗战爆发吴淞校园被毁以后，经历五次迁徙最终落户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沸腾了。几经辗转饱受流离之苦的同济学子再也无法平静，大家高唱流亡歌曲“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在江边，在宿舍，在茶馆，在李庄的大街小巷，广大流亡学子唱着悲愤的歌曲，澎湃着“到前方去”的激情。
1944年冬部分志愿从军学生在同济大学校门前合影
李庄禹王宫正殿，公开报名的那天，年仅32 岁的工学院教授、留德博士杨宝林率先加入了报名队伍。杨宝林是吉林永吉人，留德14 年，获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机械特许工程师学位、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曾任该校航空工程系助教、机械系实验工程师等职。1943 年11 月，他怀着满腔报国的热忱，回到战乱中的祖国，担任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作为“物以稀为贵”的工学博士，以及名牌大学教授的双重身份，杨宝林投笔从戎的举动，激励了所有在校师生。校本部讲台上锣鼓声喧，爱国青年们血热澎湃，纷纷上台签名，表达自己愿意为国效劳的忠心。台下有对姐妹，妹妹被姐姐拼命拉住，姐姐哀求妹妹不要去而让自己去，妹妹也劝阻姐姐不要去让自己去，姊妹俩一边争执一边痛哭，天性的爱护与自我牺牲感动了每个人。高职学生彭垂慈在给徐诵明校长的从军志愿书中如此写道：“烽火连天，风浪怒吼，神圣的抗战已到第八个年头了。在这七年多的英勇抗敌之中，前方将士难胞的千万头颅筑成了坚强的千万堡垒，我们在这千万堡垒的后方，安全地完成了中等教育的学程。但我们惭愧，我们对不起这千万成仁的同胞。但也欣慰，目前杀敌复仇的日子到了，我正义感的良心在跳跃，我理智作用的热血在沸腾！对的，我们已该“脱弃工服，换上戎装”！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在生与死的斗争中来认识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假若在向从前一样地雌居在乐园似的学校中，不惟有辱祖先，辜负先烈，还要给子孙骂我们是在国难中专会吃贷金的罪人！所以，我现在特响应知识青年从军，以偿夙愿，而享受当兵的权利与尽当兵的义务！恳乞钧长准予报名，则生不胜荣幸！”(同济大学历史档案1-LS-87.0002)短短几天时间，同济报名从军的男女同学近700人，约占在校学生三分之一，创造了全国的纪录。经体检，共有364名学生加入抗日军队，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还有几个近视的学生，为了能如愿从军，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以通过体检。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看到这种阵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Republic China ist nicht gestorben）、“中国一定强！”(Republic China muss sich stärcken)”！
同济附中从军学生临别留念
以同济学子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从军，激发了广大民众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成为支撑国统区广大民众熬过抗战胜利前最黑暗岁月的精神力量。杨宝林作为全国大专教授从军第一人，轰动了重庆市及整个大后方，当时《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主流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宣传。 “同济”、“同舟共济”之声响彻云霄，战时重庆各界人士，无不感佩同济师生的爱国精神。
短暂的收拾之后，从军师生就踏上征程。他们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情，抱着必死的决心，或出售或捐赠了自己的衣物及学习用品，准备好在抗日的战场上有所作为。杨宝林教授入伍前，将他历尽艰苦自德国带回的德文原版工学书籍62 册全部赠予学校图书馆。当年为了带回这些书籍，杨宝林在印度逗留数月，并寄卖了自己的全部衣服以支付邮寄费。捐赠举动表明了他背水一战的铁血男儿心。为了表彰杨宝林的善举与壮举，学校呈请教育部准许筹集10万元设立杨宝林奖学金作为嘉奖，教育部长朱家骅予以批复，并授予杨宝林五等奖状一枚，以表彰他热爱学校、热爱国家、推进从军运动的行为。
1945 年1 月9 日，同济从军师生在杨宝林教授的率领下，开赴泸县203 师受训。出发的那天，全校特别停课半天，在禹王宫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古老冷寂的李庄，顿时显得新鲜热闹，当地人民难舍三年安处的情份，演了一台川剧为志愿军送行。
据同济大学档案馆藏《同济校刊》1945年第1期刊载的从军学生通讯稿《同大志愿军赴泸入伍记》记载，当天中午十二点左右师生们坐船离开李庄，体育训育员施志千给大家分干粮做午餐。下午四点半，到达泸州。青年远征军某司令部派副官来迎接，同济医学院六年级被征调来泸州服务的同学数十人也来相迎，一时热闹非凡。
徐诵明校长为从军师生题词：坚定意志、贯彻始终
登岸整队后，师部副官率领顺泸州大街前进，沿途可以看见新颖触目、生动绮丽的标语。师生们行列在泸州街市，步伐划一，精神抖擞，观众人山人海，无不感到欢欣鼓舞。青年学子们深信自己会应付裕如地实践保国卫民的抱负。入营第二天，同济青年全部编入203师工兵营第二连，杨宝林被破例任命为青年军203 师工兵二连上尉训导员。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入伍之时，学生们抱着必死的信念，只求一战，但事与愿违，尚未驰骋沙场，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对饱含荆轲刺秦王般豪迈的热血青年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抗战胜利后，为了继续学业，更好的服务祖国，青年军分批返回学校，同济从军学生于1946年5月复员回校。
轰动一时的 “青年从军运动”成为历史，以杨宝林为代表的一代同济人壮志凌云的理想和精忠报国的心魂也永远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第三部分：涅磐，精神长存
在由上海迁往金华的路上，校工3人惨遭日军炸死，这是日本侵略者对同济师生犯下的又一笔血债；在八步，日本战斗机飞临同济教室上空，用机关枪对着操场上的同济学生扫射，所幸没人上亡；在昆明，日本人实施长达一个多月的“疲劳轰炸”，同济学生项瑞棠被炸身亡，在累累罪行簿上，日本人又添了一笔。
在那些西迁的日子里，同学们的脚莫除了血泡，他们没有埋怨；同学们食不果腹，三餐不饱，他们没有埋怨；同学们夜宿山野、日行60里，他们没有埋怨；虽然道阻且长、山高水深，一路前行，苦难重重，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希望，他们相互扶持、以苦为乐，用书生的柔弱之躯，谱写了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文化长征的壮丽篇章。
在那些抗战的日子里，虽然办学步履维艰，然而同济人坚持“医工救国”的初衷始终不改，肩负“教育兴邦”的重任始终不忘。学校充分发挥同济的教育特色，工以强兵，医以援战，科教报国，彰显了面对外来侵略时大学的气节与力量，展现了民族危亡之际同济人的责任与担当，立下了“八载同舟泣，永矢济时歌”的战时丰碑。
历史不会忘记，“十军工，九同济”的丰功，同济为军工部门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人才，用现代学识壮大了抗日的军事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由同济医学院师生组成的第一、第五重伤医院，日以继夜为受伤的战士服务，从军的毕业生刘宗歆以身殉职；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生物学界的“居里夫妇”童第周夫妇，在艰苦的条件中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克隆技术研究，取得了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
历史不会忘记，“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冯至在随同济迁校过程中读懂了世事的曲折与艰辛，创作了散文集《山水》和单篇《在赣江上》；
历史不会忘记，在“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中，同济师生近700人报名，364人从军，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
八年抗战，六次迁校，同济汇集了童第周、贝时璋、王葆仁、叶雪安、夏坚白等学术精英，为新中国培养出了朱洪元、陶亨咸、王守武、唐有祺、俞鸿儒、吴孟超、卢佩章、王守觉等一大批骨干人才。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在同济工作和学习的师生中有22位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人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文化抗战的生动内涵。“若同济，英常在；如李庄，国不亡”，传唱在李庄时期的同济信仰，必将成为砥砺同济人继续奋斗的号角。
1945年9月，日本侵略者终于背负着战败者的屈辱滚回了东洋。国土重光，人们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同济大学亦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在此后的岁月中，同济人无私奉献、以最大的热忱和最谦虚的态度完成了由一所知名综合性大学向单科大学的转变，改革开放之后，学校得以再次抓住机遇，而向恢复为综合性大学挺进。是什么支撑着同济人一路走来？是什么让同济人始终百折不饶？不是别的，正是那一百年来积淀形成的同济精神！正是那经历了战火考验的文化抗战精神！
正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教授指出的：
同济大学的抗战史，是一部同舟共济的历史。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同济与祖国同呼吸，与民族共存亡，表现了一所大学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时应有的力量与气节，表现了同济人在国家危亡之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在办学条件艰难之时，中外教授不离不弃，师生一路相随；迁校沿线的民众克服困难，给同济办学鼎力支持。同济师生守望相助、相呴相济，体现了同济人共度时艰、延续文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必胜信念！
同济大学的抗战史，是一部科教报国的历史。 同济师生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支持抗战斗争。同济师生用自己所学，一路西行、一路播迁，即使在战云密布、物资缺乏的年代，同济仍有多项重要科研成果问世，名扬海内外。同济培养的各专业人才，活跃在军民救治、武器生产、科学探索的第一线；抗日战争期间在学校任教的教师和学习的学生中，有很多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同济人用孜孜以求的教学科研成绩，体现了同济人始终坚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报国、科教兴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同济大学的抗战史，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历史。 无论条件如何艰难，同济一直弦歌不辍。历经日军两次惨烈轰炸，学校都没有停止办学，反而愈挫愈勇，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同济虽经磨难，不仅顽强生存了下来，而且取得了更大发展。同济师生用柔弱之躯挑起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使命。同济师生用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抗争历程，体现了同济人挺立潮流、济人济世、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
同济大学的抗战史，铸就和丰富了“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同济精神，这是全体同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继续弘扬伟大的文化抗战精神，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为把同济大学建设成为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为推动伟大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