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师李国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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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校正在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同济大学百余年来形成的“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学风与“严”与“实”的精神高度契合。同济人的严和实，不仅体现在“讲政治”，也体现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点点滴滴，体现在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使命，体现在办学、育人的各个方面。今天继续李国豪老校长的故事，让我们感受他作为大教育家的严实情怀。               

            2013年，在纪念老校长李国豪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章仁彪教授曾撰文讲述了李国豪先生作为教育实践家严谨求实的往事，现摘录文章中的部分章节予以刊登。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2005年3月10日，当我慢慢踯躅在吊唁名誉校长李国豪院士的长长的队伍中，脑海里回想着李校长辉煌而又几多坎坷的传奇人生，也穿插着与李校长不多但却印象深刻的近距离接触的情景，听着大厅里传来的低沉而庄严的哀乐慢板，不知怎地突然想起了李商隐的看似有题实无题的七律诗。8年后的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撰写“我心目中的教育大师李国豪”时，耳畔似乎又回旋起这首难解而又多解的《锦瑟》诗：“沧海明月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大师已逝，睿智长存。作为“桥梁大师”的李国豪成名于其在德国留学期间研究悬索桥的分析方法的博士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实用计算方法》的横空出世，“悬索桥李”之雅号诞生于德国而至今载誉学界；而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李国豪业已在“宝钢建设不用下马”“大跨度桥梁中国自己能造”和“国际深水港建设时不我待”等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时刻的高瞻远瞩的战略分析和严谨求实的科技论证而令人信服；然而，享誉中德学界的“Grosser Lie（“伟大的李”是源起于德国土木工程结构学界的尊称，当时李国豪用的德文译名为Kuo-Hao Lie，缩写为K. H. Lie）之伟大不仅属于科学界，也(或“更”)属于教育界——2003年9月，这位新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经获得过多个荣誉称号的耄耋老人，在欢度九秩生日之年，又收获了他传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荣誉称号：首届“上海市教育功臣”。名至实归，这位终身执教鞭、桃李满天下的“李老师”“李校长”，又何止是上海的“教育功臣”，更是一位将现代大学理念践行于中国、为中国教育改革呕心沥血、屡建功勋的“教育大师”！
      诚然，李校长不是教育理论家，而是教育实践家。他没有留下教育学（pedagogic）的理论专著，但却以自己近70年的教书育人的实践和半个多世纪以来历任土木系主任、工学院长、教务长、第一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等要职而为同济大学的恢复、改革、发展、壮大殚精竭虑，晚年更为中国高教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大学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师魂”和“教魂”。

          我认为，最能体现教育大师和战略教育家李国豪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就是在1978年做出的、关于同济大学实施“两个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备受关注，以及退居二线后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高教体制大变革中仍屡屡发出正中时弊、言简意赅的大胆建言而振聋发聩。“两个转变”中，李校长即是高屋建瓴、着眼未来的战略谋划和决策制定者，又是善抓机遇、突出重点、步骤缜密、扎实推进的战役设计师和直接指挥者，有时还是张弛有道、细致入微的熟稔的战术实施者和杰出的管理艺术家。而世纪之交的中国高教体制改革时尽管李老已经退居二线，但不仅在教育改革的高位顶层设计上屡谏诤言，而且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始终给予高瞻远瞩的全局关照与关键问题上的智慧点拨。这两场改革也是李国豪教育人生中最为精彩绝伦的两段华章鸿篇，体现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同时，也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战略教育家。
      在李国豪校长诞辰百年之际，我依然在苦苦思索着怎样用我的笔来描述“我心中的教育大师李国豪”。因为没有现成的李国豪教育文集可供作为研究的“文本”，也因为毕竟缺少更深入的接触（近距离的直接接触只是他晚年最后的10载岁月中那不多的几次）。为此只能努力搜索着脑海里有关李校长的点点滴滴，反复查阅手边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

李国豪和学生项海帆、范立础等在一起

          解读大师，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其人格魅力之至大至深难以穷尽。“教育大师”何以谓大？乃在于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Grosser Lie何以伟大？同样不仅在于他的学术贡献、博大精深，而更在于他的人格魅力之至高至大。
      回顾教育大师李国豪之传奇而又颇多坎坷的一生，弟子们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这一教导：“为人要正派，做事要诚信”。这也是李校长一生的人格写照。直到晚年，当听到学校正在探索在素质教育中提出自己的“知识（Knowledge）、能力(Ability)、人格(Personality)”（简称KAP“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时，老校长非常高兴地带话说，这一提法好，教育中重视“人格”的培养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何以解析李校长的人格特征？作为教育大师的人格魅力靠什么展示？当然是身教重于言教。本文在此仅举几个方面加以描述，一孔之见，挂一漏万亦在所难免：
      1、“外表严格”其实“严而不厉”有“大爱”
      在课堂、实验室里工作起来非常认真、不苟言笑，执行制度纪律很严的“很德国”的李校长之“严格治校”是出了名的。连他的弟子都感到“有点怕”，如项海帆院士回忆，第一次见到风度翩翩，穿着西装领带、戴茶镜提皮包的老师时，就感到这位尚只有38岁、正值壮年的工学院院长“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令人尊重的气质”。而范立础院士也始终对李校长心存敬畏之情，有一种说不清的“怕”：“也许是怕老师说自己笨，不动脑筋”，有一次李校长得知他带了五六个博士，就严肃地问他：“你有那么多选题让他们做吗？”
      当然，李校长一贯强调的“严格治校”的前提是“严于律己”：
      治校必须严，严才能出人才，出成果。治校要严，校长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淡泊名利，遵守规章制度。对教师要严格要求，其中重要环节是把好升级关。他曾说，“对职工的工作，我主要通过校办的工作来督促检查；对学生，我的方针是严格与爱护相结合；考试必须严格；对品质上的错误，……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开除学籍，对思想上的错误则着眼于教育挽救。”     

            李校长执行纪律也很严，对此，《城市规划学刊》主编董鉴泓教授可谓亲身经历、终身难忘。据他回忆，当年因为外出没有及时按照规定时间把暑假期间搬进教室睡觉的物品搬回学生寝室，差点受到工学院院长李国豪给予“记两个大过”的处分，好说歹说地求情才给减了一个（要不积累到3个大过就要被开除了）。但李校长复出后，却首先不耻下问地征求这位当年被自己记过的学生对校政校务的意见，并委以对德交流的外事重任。“文革”前“左”风日盛时，李校长却对一位偷渡香港未成被抓回的学生未予开除处分，而是亲自谈话教育，还送了一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以资鼓励真诚悔过，知错就改。晚年出席新生开学典礼时，当发现同学们正面对阳光难以睁眼时，立即起身招呼让同学们侧转面向……这时的李校长更多露出了他严而不厉有“大爱”的那一面。真可谓是“养不教，父子过；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师爱重如山”。
      2、最重“师德”，“为政以德”
      众所周知，在科学的攀登中，尽管也曾历经艰难险阻，但Grosser Lie一路攻坚克难捷报频传，而恰恰是在教坛的辛勤耕耘中却屡屡挨批受整，曾几度被迫检讨。检索历史档案，翻阅“工作日记”，屡屡看到李校长反反复复地检讨所谓的“重业务轻政治”或曰“重才轻德”之错误。当然，在这些批判中，我们也能从他的同事一些可能是随大流的批评的字里行间一窥李校长的一些正直独立的人格特征，如“长处有见解，敢说敢坚持，但对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有正义感，能恨品质恶劣的人，但对有政治阴谋的人却恨不起来”。这些言辞中，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写的人”的勇敢和正直！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城邦之事，有城邦乃有公共空间，而人们来到城邦乃为生活，居住城邦为求更好生活。所以，政治亦为求得公民公共生活之美好之务。公共空间的事务要以公共利益的公正为上。此也即是孔夫子所曰，“政者，正也”，“为政以德”，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当然，政治不能光停留于道德层面的说教，而须有法治之“治”之伴随。我认为，“重业务”的李校长并不“轻政治”。从40年代满怀报国情怀的海归游子和保护爱国学生的“民主教授”，当然是一种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到 50年代从以需要科研助手整理文献综述之名义保护被错打成右派的青年才俊项海帆，这也许在当时是一种“阶级立场不坚定”的“政治不正确”；再到60年代政治运动和“文革”动乱中反对“空头政治”，身系囚室仍坚持科研不辍等等的“不合时宜”，以及70年代提出拨乱反正的“两个转变”的卓越政治远见、80年代政协主席积极推动落实政策时纵横捭阖、折冲尊俎的娴熟政治艺术、90年代继续在重大工程与教育决策中战略顾问咨政问策的卓越政治智慧。此外还有那宝钢决策中敢于直言批评中央有关部门先停建、再论证是“程序颠倒，不恰当”，反对搞大起大落，“对宝钢要算经济账，政治账也要算”；在南浦大桥、虎门大桥的建设中，突出强调“中国自己造”具有的“政治意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这位战略科学与教育家的超凡的政治胆略和远见卓识。
          3、“很德国”，其实“更中国”
      在科学与工程的理性思维上，李国豪深受德国理性主义思维传统的影响，这是毋容置疑的。一个人的思维习惯乃至某些生活习惯也往往是在历经青春反叛期后逐渐冷静与成熟的时期慢慢定型的，而大学（包括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学习期间的经历和体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思维受到严格的系统训练的时期。但是在家国情怀的皈依上，“血浓于水”的民族认同感，对故乡的思念和依恋，可能是更早些就已经通过耳濡目染的环境熏陶得到了积淀和形塑。所以，“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就是李校长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每每谈到人格塑造，李校长必要连同谈“国格”。
      改革开放，在大量国人跨出国门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滞留不归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公派出国人员中也出现这种现象。李校长对此很感忧虑。据1998年11月4日《同济大学生报•研究生专刊》发表的《李国豪院士》专访说：“李国豪校长首先谈到高素质人才应当在国内做出贡献，而不是跑到国外去再来讲报国。”文章说，有些在国外的学生讲，在国外也一样可以为建设祖国服务，像杨振宁、李政道一样，李国豪叹息“他们的报国之心不切呀”！认为“在国外与在国内报效祖国是不一样的，高素质人才应当回国自起炉灶做研究，并为祖国培育出一批人才来”。他以项海帆院士为例，出国去进修，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心要在国内，像风筝似的，有一根线牵着”；“项院士学成后如不回来，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风工程实验馆就建设不起来，就没有今天世界排名第二的规模，就没有在国内建造近二十座大桥的辉煌成就。”
          由于李校长在德国的广泛人脉关系和巨大的学术威望，开拓了多种渠道和方式将同济人一批批送去德国学习进修，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同济人“很德国”的一个原因。作为曾经的留德学子，李校长深知这种吸引力的巨大，为此在送人出国时，他总要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珍惜机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早日归来。开始几批的出国培训，李校长都亲自去作报告。
      最近我与第一批通过德国“同济之友”资助出国进修的一位德语老师谈起，他讲起1981年出国前李校长对他们亲自做培训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李校长结合谈自己当年留德的艰苦岁月，反复嘱咐要珍惜学习机会，勤奋学习，搞好团结，互相关心帮助，遵守外事纪律，按期归来报效祖国，并结合自己把访德期间节省下来德国马克捐给学校购置进口教学仪器设备的体会，要求大家节约一部分资金，支援学校发展。还反复嘱咐在德期间要时刻想到自己在德国人眼中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德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要为祖国争光，作为同济老师，要有大学老师的礼仪风度等等……。拳拳爱国心、爱校情十分感人。
         

李国豪获颁“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荣誉证书

4、“很科技”，也“爱艺术”“倡人文”
          李国豪对家乡复办嘉应大学的希望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中心，既是大学又是研究院”，并“发展成为具有文、法、理、工、农、医等专业和研究所室的万人大学……”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其实也正是老校长希望通过“两个转变”要达臻的洪堡的大学理念。在要求“制定比较全面的长远规划”时一针见血地点明“国内外许多大学都痛感这方面的失策”，我想这里的“痛感”也一定包括李校长本人对同济被“伤筋动骨”的切肤之痛！因此，李校长恢复综合性大学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一生从事理工科技研究的李校长本人自己也一辈子是一个“爱艺术”而富有人文精神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大写的“人”。我想，这也是李校长在主持政协工作时，也曾经大力呼吁上海不仅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科技等的中心，还要努力建设成文化中心的深远战略意义之所在。
      李校长1998年在接受学生记者的采访时曾经就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发表看法，他以自己德国求学时经常到剧院去听歌剧、音乐会为例，勉励青年学生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李校长的那篇回忆德国生活的文章中是这么描述的：
      达城（达姆施塔特）有一个大戏院，上演交响曲和歌剧，还有一个小戏院，上演小歌剧和话剧，可以预定一年不同演出场次的固定座位。我这样订了几年票，领略了一些西方音乐戏剧，并体会到德国人对此欣赏的情趣。他们把去戏院听音乐或歌剧当作精神生活中的一个盛宴，盛装打扮，漫步大厅，全神投入，身心超脱。盛会之后，余音袅袅，的确是高雅享受。我也从中调剂孤寂的生活，并养成了以后对这方面的爱好和乐趣。
          看来李校长还是很有文艺细胞的，从在留学期间养成的对音乐艺术的爱好与乐趣中受益终生。怪不得人们常常可以在学校举办艺术节的音乐、戏剧的演出现场看到依然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的老校长和他夫人前来享受“精神生活的盛宴”的身影。在好几次学校辞旧迎新的联欢晚会上，人们还能看到老校长轻盈地漫步在舞池里，大家最喜欢看到的是年迈的老校长和当时的吴启迪校长合作的经典舞步与旋转的身姿，每次人们总是用最热烈的掌声献给这一对新老同济人的杰出代表组成的舞伴，共祝同济大学的明天更美好！
      李校长还一直和另一位高足范立础院士一起大力倡导“桥梁美学”，记得他们两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合作发表过一篇《桥梁工程的现状与展望》长文，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桥梁的历史与未来，李校长自己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拱桥》的美文，图文并茂地描绘了拱桥之美。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李国豪就在一篇关于上海苏州河上桥梁的意见的技术性分析的文章中，就开宗明义提出了桥梁的美观问题，专门介绍并分析了“美观之桥梁式样之三种”，同样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

          哲学家马克思曾赞誉“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教育家蔡元培主张以美学代宗教，塑造中国人的人生境界，有一位当代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谓“美学是人学的峰巅”是啊，比起求真、向善的活动与追求来，也许“审美”是最自由自在、自觉自愿的表达人的自然而又自由的“游戏”本性的一种“非功利而具普遍性”“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活动。不仅是作为“凝固的音乐”的建筑成品应该满足人的审美需求，工程技术人员的设计、制造、操作也需要符合“美的规律”。

          所以，我以为一向被认为“很工程”或者相当时期“很土木”的同济的传统文脉中始终奔涌着“很艺术”甚至“很人文”的血脉！其实素以理性和严肃著称的德国，不管是18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狂飙突进”文学运动，还是19世纪蔓延持续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叱咤风云、雷霆万钧的杰出文化天才。“很德国”的同济是否也应该挖掘和传承发扬一下自己的艺术、人文、社会关怀的基因和包括诗歌、音乐、美术等艺术细胞呢？不管是被称为“凝固的音乐”的建筑营造学还是常被误读为“又土又木”的“土木工程学(Civil Engineer)”，都是需要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担当的关乎“民生”大事的专业之“政事”，古人“八政”中“司空”不就是专司水木土工、建筑营造之职吗？英语中的“Civil”本意不就是“市民”、“民用”吗？正因为如此，同济人在上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了“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调发展”的命题和理念，还成立了由戴复东院士当主任的学校艺术中心。并陆续办起了一系列传媒艺术设计、电影、音乐等新专业，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同济设计”的办学模式。我认为，这也正是在践行我们同济人提出的“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调发展”理念的深入。

90高龄的李校长参加学校开学典礼

          5、同济学风再解读

2003年，李国豪当选首届“上海教育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