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附近的生活:老人"我吃汤包 儿子能看到"

　　6月5日消息：上海话里有一句“送侬到提篮桥去”，意思是“送你到监狱去”，简直可以被选进“上海话托福”。可见，在上海人眼里，提篮桥监狱是这一地区最有名气的地标。

　　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监狱”被犹太难民居住过的欧式建筑、昆明路下海庙、舟山路菜场、石库门和现代高楼“簇拥”着，离市井生活只有一步之遥。

　　在外人看来，生活在监狱旁边，多少是有一些神秘感的。提篮桥地区的居民却早已习以为常，甚至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跟那座监狱有关的小故事。墙内的肃静和墙外的闹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许这些生活在高墙之外的人们更能理解人生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幸福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三个生活在提篮桥监狱外的普通人的故事。

　　庞大而坚固的监狱，与舟山路上的小餐馆、杂货铺相隔仅几米。天气好的时候，店家洗好的衣服就随意晾在紧贴着监狱围墙的铁丝上。左手肃静，右手繁华，竟能和谐共处，习以为常。

　　 大墙外的汤包店：那个老太太过去每年中秋都来

　　不知道还有哪座监狱像提篮桥监狱一样，和市井生活离得如此之近。

　　深灰色的高墙之外，便是犹太难民居住过的欧式建筑、昆明路下海庙、舟山路菜场、石库门和现代高楼。庞大而坚固的监狱，与舟山路上的小餐馆、杂货铺相隔仅几米。天气好的时候，店家洗好的衣服就随意晾在紧贴着监狱围墙的铁丝上。左手肃静，右手繁华，竟能和谐共处，习以为常。

　　大墙内与世隔绝，但是监狱铁窗改造前，透过窗户缝隙，可以看到舟山路、昆明路拐角处一间小小的汤包店。蒸笼热气氤氲，或许在身陷囹圄的人看来，这就是人间烟火的缩影。

　　小店经营的是南京特色汤包，老板杨昌友却是毗邻南京的安徽马鞍山人。据他说，十多年前，家里有亲戚在南京一家酒店学厨艺，自己出来开汤包店后一炮而红。老家亲友纷纷投奔他，一个带一个，如今马鞍山人开的汤包店已遍布南京，并向江浙沪其他城市辐射。

　　16年前，杨昌友和妻子鲁秀琴来上海打拼，在提篮桥监狱旁落脚后，就再也没有挪过地方。“我们知道对面是监狱。不过上海的治安很好，我们觉得很安全。”他说，“我们来的时候，这里人气很旺。东大名路、霍山路上居民很多的。这里马路对面是花鸟市场，监狱周围全是一个个小摊位，卖花卖鸟卖蟋蟀，大家都知道。附近还有菜场、卖各种小百货的摊头。”

　　小店开在监狱“贴隔壁”，时常碰到犯人家属前来“咨询”。“有人来问：探亲在哪里？几点钟开门？我们就告诉他，昆明路上有个新岸礼堂。”杨昌友说。也有的家属会坐下来，在店里吃上一笼汤包，和老板聊上几句。

　　杨昌友记得，过去每到中秋节，就有一个老太太来吃汤包，对着监狱的铁窗，边吃边张望。来的次数多了，他才知道，老太太的儿子在监狱里服刑。“她说：我在这里吃汤包，也许我儿子能从窗户里看到我。”

　　“她是镇江人，每次都赶头班车来。一大早，店里还没什么人，我们就边干活边跟她聊天。”杨昌友说，“听上去她家条件很不错，就这一个儿子，可惜跟人家学坏了。”“我看她每次来都要给儿子带好多东西。”鲁秀琴有些唏嘘。

　　一连五六年，老太太每年要来几次。但是从前年开始，她没有再来。杨昌友心下有些牵挂，猜测说：“她家儿子应该出狱了吧。”

　　据说，许多犯人从提篮桥监狱刑满释放后，会沿着四周的老街道随便转转，感受一下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杨昌友的女儿杨红14岁就来帮父母干活，如今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她曾碰到过一个犯人，出狱的第一件事是来吃汤包。

　　“他说：‘小姑娘，我在上面看着你长大的。’当时，他一笼汤包都没吃完，就吃了一个。我问：‘你怎么不吃啊？’他说：‘我就尝尝味道。’”这汤包的滋味，应该是一言难尽的。

　　南京汤包讲究现做现卖，皮薄馅多，汤汁足。杨昌友夫妇有一手好手艺，价格又定得实惠，做的都是回头客生意，甚至还交到了外国朋友。“有个日本客人，我认识他十多年了。”杨昌友说，“他是个企业家吧，每年来个几次，住在远洋宾馆。”

　　客人从日本带来糯米、肉等原材料，请他做成汤包和烧卖再带回去。杨昌友说：“我不收他任何费用，他就每年带香烟来给我抽。”这样的你来我往，倒也恰到好处。客人曾邀请他们去日本开家汤包店，给出了几十万人民币的年薪。想来想去，一家人还是没有去。“那时我们在提篮桥才待了四五年，但是对这一带还是有感情的，舍不得走。”杨昌友说。

　　让一家人留恋的，是这里的人情味。杨昌友喜欢和店里的客人聊聊天。熟客们都知道，他的女儿刚刚出嫁，儿子正在上大学。“有的客人很长时间没来，来了就跟我们说：哎呦，我没来是因为拆迁，搬走了。他们对我们有印象，回到提篮桥，还是会来吃一笼汤包。”

　　城市在发展，给小店的生存也带来了挑战。现在，杨昌友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在附近找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店面。“由于城市管理的要求，店外面不能摆东西，我们这么小的地方，有点周转不过来。”

　　一家人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来干活，生意好的时候要忙到晚上八九点。“附近的易买得超市，我们一年也去不了几次，没时间。”但是一空下来，杨昌友喜欢上网看看虹口区的新闻。他说：“因为提篮桥是我们在上海的家，我们在这边没有陌生的感觉。”

　　 监狱门口的小皮匠：在这里“做生活”，提醒侬做人要正规

　　绕着提篮桥监狱拐到长阳路上，马路斜对面的弄堂口常年摆着一个修鞋摊。“小皮匠”陈学松今年49岁，在这里修鞋倒有30年了。

　　他还记得，以前犯人家属探监在监狱大门西侧。有时他忙着手上的活，抬头可以看到家属在外面排队。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小毛头，在大墙外哭得特别伤心，引来好多人围观。原来，她的丈夫为了筹钱办婚事，竟然跟朋友去盗窃，被逮捕后关在这里。

　　“她讲：‘我只有24岁啊，等侬吃好13年官司出来，我的人生都毁掉了！’”女人当时凄苦的哭声，给陈学松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讲，在监狱门口做生活（工作），也会一直提醒侬，做人就是要正正规规，不好做坏事体。”他修着手里的皮鞋，这样总结说。

　　陈学松老家在扬州江都，上海话却讲得十分流利。说起来，他差一点就出生在上海。解放前，他的爷爷奶奶领着三个小孩到上海来。爷爷是上海往返广州火车上的列车员，奶奶是日本人纱厂里的女工。

　　当时，纱厂女工赚了钱都去买黄金保值，他们却带着最小的儿子，也就是陈学松的爸爸做了别的投资。“后来投资失败，阿拉爷（我爸爸）回乡以后再也没回过上海，上不上来了。”陈学松说。反倒是大伯伯和二伯伯当年留在这里，解放后进厂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了上海人。

　　1986年，19岁的陈学松跟着奶奶来上海，投奔住在提篮桥的两位伯伯。在这里，他遇到了老熟人。“公平路、长治路那边弄堂口有个修鞋摊，我一看，阿拉老早小学同学嘛！我就上去跟他聊了。他讲，侬修修皮鞋嘛好唻！”陈学松在老家的皮鞋厂工作过，有这门手艺。二伯伯的同事也帮着出主意：“阿拉弄堂口老早有个老皮匠，现在不做了。叫倷侄子摆到那边去好唻。”

　　就这样，陈学松把修鞋摊摆到长阳路138弄的弄堂口，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这“138弄”可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弄堂。二战期间，它曾是上海滩上最大的犹太难民收容所。解放后，这里被改建成民居，不过老提篮桥人还是习惯称之为“难民所”。

　　陈学松在弄堂口一坐就是30年，修鞋的手艺日益精湛。有客人说，最厉害的是他能“治未病”，有次带了一只坏的鞋给他修，他却叮嘱另外一只“好鞋”也要修。客人半信半疑地把鞋子拿过来，他居然准确地找出了“带病上岗”的部位。

　　初春的午后，弄堂里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或是在鞋摊旁边闲置的椅子上坐坐，闲聊上几句。一个老太太推着手推车从弄堂里缓缓走出来，走到陈学松跟前，从车上拎出一个塑料袋递给他：“让侬过过老酒。”说罢，又慢慢地推着车回去了。

　　“这里老邻居真的把我当自家人。”陈学松说，“昨天阿姨问我：‘夜里厢吃点老酒伐？’我讲：‘有辰光吃点黄酒。’她也没响，今朝带吃的给我了。”

　　“小皮匠”年轻时就颇讨阿姨妈妈们的喜欢。“我往这里一坐，阿拉弄堂里人都讲：‘哦呦，噶小的小孩出来做生活啊。’老早阿拉外地人摆摊头，有辰光不允许，大家都相帮我讲话。”

　　邻居们看着“小皮匠”娶妻生子，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总喜欢热心地提醒、关照他几句。听说上海有蓝印户口政策，1999年，陈学松夫妇用省吃俭用下来的积蓄，加上亲朋好友的借款，在浦东花木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老公房。

　　陈学松的这项投资很成功。他说：“当时人家开玩笑讲：‘哦呦，侬自己是乡下人，买房子又买到乡下去了。’现在侬看，乡下伐？”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户口问题，儿子得以进公立学校念书，一路读到高中、大学，现在正在日本攻读研究生。

　　“房子买好一直租给人家，阿拉一天也没住过。侬不要讲增值不增值，主要是把阿拉儿子的命运改变了。”陈学松说，“我到上海来实际上机会蛮多的，就掌握了这一次机会。”

　　也有一些机会，他主动放弃了。曾有弄堂里的邻居看他为人正派，做事认真，邀请他去自己的公司工作。“考虑了一夜天，我讲：‘阿哥啊，我到侬单位里是坍侬的台。侬搞金融的，我一窍不通。我去，是帮侬拖地，还是做门卫呢？’”

　　陈学松感念邻居们对他的关照，还是本本分分做他的小皮匠。他所处的提篮桥地区在这些年里起了好多变化，随着城市建设，周围许多居民区动迁了。“老早阿拉提篮桥老闹猛的，现在冷冷清清。”他说，“阿拉这里人少了，皮匠摊头倒是一只也没少。我现在是等生活（等生意），不是做生活了。”

　　话虽这么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仍不时有人来找他修鞋、修拉链。有在附近上班的，也有搬迁到别处，特意回来找他的。有客人说，同样一双鞋，在浦东修要40元，来找小皮匠只要16元。

　　小皮匠很知足。“我认为我这样够了呀。侬要靠老客户，必须把人家的鞋子当自己的修，赚应该赚的钞票。人心态要好一点，上海滩上的钞票，给侬赚十辈子都赚不光的。”

　　 霍山路上的卞阿姨：从“厕所奶茶”到“阿姨奶茶”

　　继续沿着舟山路走到霍山路，59岁的卞根琴似乎总站在街口的那间奶茶铺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的“阿姨奶茶”却是提篮桥饮食圈里一块响当当的牌子。

　　有人慕名而来，在网上点评：“抽空去了阿姨奶茶的霍山路老店，大中午排队的人也很多。排到我的时候，阿姨竟然说：小朋友你要什么？哈哈哈哈哈！”也有老顾客留言说：“十几年的老店了，从初中开始喝到现在。以前没有门面，就是一辆推车在弄堂附近放着。我记得绿豆汤好像1块5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红了，然后山寨店到处都是。”

　　卞根琴在提篮桥长大，住在奶茶铺后面的弄堂里。她从小就知道，不远处有所很大的监狱，听大人说，那是“坏人待的地方”。但是，“怕倒也不怕，门口有人站岗的呀”。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肃穆的地方，周围却是极为热闹的，各种小吃、百货摊头比比皆是。卞根琴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奶奶就在霍山公园门口摆过摊，卖赤豆藕粉桂花羹和酸辣菜。因为这样的渊源，1992年，当卞根琴面临下岗的时候，家人提议：不如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吧。

　　刚开始，小摊摆在霍山路83号、阿哥家门口的院子里。那时，她不过才三十多岁。“想想有点难为情的，有辰光思想斗争交关（很长）辰光再出来。但也是为了生活呀，要抚养小孩嘛。”

　　卞根琴喜欢孩子，看孩子们放学，是她当时摆摊的乐趣。看到“流连街头”不肯回家的小朋友，她总忍不住关照一句：“侬快点回去，倷妈妈要等侬啰。”有的小朋友从霍山路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走回来，走过她身边，自己要不好意思地笑了。当然，有时也会“恼羞成怒”掼出一句：“侬把自己管管好！”卞根琴并不生气，现在回忆起来还忍不住要笑。

　　她喜欢听小朋友叫她一声“阿姨”。“有的小孩会跟我讲：阿姨！帮我加点冰水！”她忍不住又要笑，好像回想起了小朋友迫不及待的样子。“有些小孩好白相唻，老早钞票没噶许多，跟我讲：阿姨，一块钱我明天给侬，侬今朝给我先吃一杯好伐？”

　　为了这声“阿姨”，即使生病、下雨，卞根琴也会出来摆摊。“人总归有生毛病的辰光呀。我假使发寒热了，药片吃好，三四点钟一定要出来了。我想两个小孩要来吃的呀，倒不是讲钞票赚多赚少。”

　　起初，卞根琴只卖血糯米，装在泡沫塑料的“草帽碗”里，1块钱1碗。她说，选材和火候都有讲究。

　　等到天热，她开始做水果羹、绿豆汤。人家绿豆汤里放薏米，她放的是糯米，那是她小时候的味道。“老早阿拉附近有爿绿叶点心店，卖啤酒杯子装的绿豆汤。格辰光我发寒热（发烧），阿拉爷才给我吃一碗。这绿豆汤真好吃，里厢摆的就是糯米。”

　　再到后来，台湾奶茶在上海流行起来。“刚开始外头要卖十几块一杯，好像有钞票的人才好去吃。我也开始做奶茶，但是我卖老小的杯子，比一次性杯子还要小一点，只要1块5角。”她卖的奶茶不仅价格实惠，还创造性地把“看家本领”血糯米和奶茶混搭在一起，结果生意越做越红火。

　　说起来，“阿姨奶茶”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格辰光我摊头摆在弄堂口，旁边有个厕所。两个小姑娘喊我‘厕所奶茶’。我讲，‘厕所奶茶’多难听啊。小姑娘，你们下趟叫我‘阿姨奶茶’。‘阿姨奶茶’是这样喊出来的。”

　　两年前，上海街边忽然出现了一家家“阿姨奶茶专卖”，甚至在杭州、无锡也遍地开花。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经营的小本生意被别人山寨，卞根琴也“胸闷”过，但要维权却难度颇大。

　　如今提起这些，她只是淡淡地说：“外头的阿姨奶茶侬要开，就去开，生意大家做。叫我一个人做，我也做不动。就是东西要做得好一点，卫生一点。”

　　因为常年露天摆摊，卞根琴落下了病根。“我现在脚不行，像刘欢一样的，股骨头坏死。我这是冷风吹出来的。阿拉姆妈讲，人老先从脚老，一点也没讲错。”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天站着招呼生意。

　　她安于在自己的铺子里日复一日，并不特别向往别样的生活。“不瞒侬讲，我是‘乡下人’，不大要出去白相的。”她自嘲说，“今年过年，阿拉儿子讲：姆妈，要带侬出去白相相伐？我叫他带我去南京路买了两双鞋子。看看南京路上红红绿绿的，也蛮好。我现在出去都是坐轮椅，平常基本不出去的。”

　　她的生活，所有的成就感，都围绕着霍山路上这间小小的奶茶铺。“我去动手术的辰光，长征医院一个小护士讲：侬只面孔哪能噶熟悉啊？我讲：侬奶茶要吃伐啦？‘噢，奶茶！’伊穷笑，认出来了。想想从刚刚开始摆小摊头，做到现在噶许多人晓得，我蛮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