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考改革如何对接社会预期

　　■本报记者 汪瑞林 《人民教育》记者 余慧娟
　　在中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历史上，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4年12月，教育部出台了有关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规范自主招生、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等4个配套文件。浙江省和上海市也出台了试点方案。经过多年讨论、社会高度关注的高考及招生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的备战阶段。
　　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影响尤为深远，一边关系到高中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安排、学生选科备考，另一边关系到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选才标准。这两项改革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带来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两会期间，多位嘉宾就此话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新高考方案会不会弱化分数的区分度
　　记者：按照新高考方案及其配套文件，高考将成为“3+3”组合，外加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从浙江和上海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学业考试成绩在高考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这是否会导致像物理化学等这样一些科目的弱化，并进而导致人才素质结构发生变化？
　　钟秉林：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在高考中的比例，我不认为有所下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全国的情况还是地方的情况，语文、数学和外语每门是150分，整个加在一起是450分，文综和理综大概是300分，除一下也就是六七十分。浙江的方案是选考科目每门满分100分，上海是70分，乘以3以后，并不低于现在的比例。而且我觉得这样不会造成人才的素质结构变化，我们现在正在承担教育部的重大攻关课题，对高考试点进行跟踪和评价，通过跟踪，我们靠数据说话，如果这个导向导得好，可以全科覆盖，如果真的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是试点，还可以调整。
　　王丽萍：其实这样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最近看到媒体报道的大学推出的专业对于学生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要求，物理跟化学基本上囊括了70%-80%的专业，所以物理化学学科不会被弱化。过去有的教材偏深，实际上没有必要在中学就学得这么深，让真正有能力、有兴趣的人进入大学再进一步学习好了。
　　记者：新高考方案下，语数外是所有组合的必考科目，学业水平考试以等第的形式计入高考成绩，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高考分数的区分度变小，考生分数的差距拉不开。对此该怎么看？
　　周洪宇：分数的区分度变小，这样的情况未来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我觉得总体是有利于人才选拔的，尤其有利于成绩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可能不利于少数有特殊才华的学生，这就需要其他途径作为补充，比如说自主招生，同时综合素质评价的作用会更加凸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个途径把各种优秀人才都选拔出来。
　　记者：有人担心，学业水平考试会加重学生考试负担，因为很多学生为了取得最好成绩，会去考两次。
　　周洪宇：教育部有关学业水平考试的配套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同一科目可以让学生考两次，那么对于基础不太好的学生，可能会多考一次，力争更好的成绩，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学业水平考试的政策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才是更重要的，即使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负面效应，只要能达到主要目的，就值得采纳。
　　张志勇：我不认为会加重学生考试负担。学习负担主要是心理上的，不能简单用学习的时间量来衡量学业负担，学业水平考试给了学生更多选择，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会觉得是负担。
　　记者：学业水平考试结果按照等第来呈现，是否科学和公平，A和B有可能就一两分之差。
　　周洪宇：学生确实可能因为一两分之差而被划为不同等第，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不会是这样。高考录取也是一样的，可能一分之差，有的人被录取了，有的人落榜了，你能说这两个学生素质、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吗？没有绝对的公平，高考改革应该考虑周全，但是也不能顾虑太多，前怕狼后怕虎，老是那样，改革就没法推进了。

　　 高中怎样应对选课走班的挑战
　　记者：新高考方案无疑将对高中课程设置及教学形态产生重要影响，选课走班成为发展趋势，但也面临很多难题。它将带来哪些方面的挑战？十一学校和晋元中学都进行过探索，两位校长有何看法？
　　王丽萍：按照上海市教委的统计，“3+3”大约会产生20种组合。个性化课程、个性化教学是将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学校采取网上走班的形式，通过实体课堂和网上虚拟课堂混合学习互补的形式，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套餐课程，逐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我们今年会根据上海市的改革要求，实现网上走班常态化。
　　晋元中学网上走班目前有四大类课程：第一类是国家课程，校本化开发的选修课程。第二类是满足个性化发展的拓展性课程。第三类是依托创新平台，培养创新精神的拓展性结构性课程。第四类是培养研究性能力的苗圃课程。四大类课程让学生随时随地随需选择，实施下来家长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实际上我们五年来，包括寒暑假，很多的作业点评和优秀资源的共享，都是通过网上走班的形式实现的。
　　李希贵：我感觉这对于学校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单纯靠学校来应对有很大困难。我希望这场改革上升到政府的层面，来帮助学校解决一些切实的困难，这些困难都是因为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带来的。从硬件条件的配备到教师队伍的多元化和结构的调整，应在政府的层面做一些文章。当然学校也不能消极等待，晋元中学的网上走班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探索，还有一些学校通过改造教室，使空间变得多样化，包括对教师进行重新筛查，研究到底怎么应对今天的学生需求，等等。
　　不是说全部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能进行改革。等全部条件配备好了，我们可能错过时机了。
　　钟秉林：两个学校的探索给高中学校作出了很重要的示范。这次改革确实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高中学校，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除了前面讲的教育观念上的冲击之外，还涉及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变革，涉及教学组织，涉及物理空间、教室的条件，还有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管理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张志勇：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将来变成合格性考试和进入高考的水平性考试两块，同时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必修必考，选修选考，比如说物理，对于作为高考选考科目和不作为选考科目的学生，难度不同，要求不同，教学组织方式必须做出相应调整，选课走班是必然趋势。选课走班带来学生学科学习的优化，有所取舍，但从教学总量来看，其实是和过去差不多的，并不会像很多人想的那样会大幅增加课时，只是教学组织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选课走班要求对时间和空间资源进行优化，现在学校很多资源，比如会议室、实验室、图书室、体育馆等，都处于半闲置状态，使用效率很低，完全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起来。最大的困难是需要优化师资结构，选课走班后，可能有的课老师多了，有的课缺人，还有很多事情，比如选课指导、生涯规划、心理辅导等，没人去做。旧的平衡被打破，到建立起新的平衡，在教学组织设计、评价管理、资源优化等很多方面，都需要提前做准备，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
　　周洪宇：选课走班的方式，对于学生个性化成长、对学生的能力发展有利，应该尽力推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推广起来可能相对容易一些，可以边实践边总结边推广。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可能受到较大的制约，那么可以更多地利用教育信息技术，来弥补师资的不足。国家在教育投入上，也要相应作出考虑和安排。

　　 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取信于社会
　　记者：说到综合素质评价，人们最大的担心就是，能否保证其真实性和可比性。
　　李希贵：当前，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如果由高中学校自己去确定，自己评自己的学生，同时各个学校之间又存在竞争，我觉得这个机制本身就有问题。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待社会诚信体系慢慢建立起来后，把评判学生综合素质的权力交给高校，高校拿到高中提供的学生材料，从哪些维度，怎么筛选，我相信他们有了权力之后，一定会下决心来加强研究，找到更好的方式，我们应该相信高校的智慧。我很惊讶，国外的学校在招我们高中学生的时候，怎么那么精准，通过我们提供的材料就能发现好的学生。
　　王丽萍：诚信问题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面讲，是个人的道德素养。从学校培养接班人的角度，我们一定要把诚信作为道德素养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实施综合素养评价的过程中，一定要从抓讲诚信开始，我们学校将会把讲诚信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指标体系。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程序要公开，过程要透明，结果要公示。至于如何评，我想应该通过学生参与活动的行为表现来说话，用他活动的时间和效果说话，几者结合起来。
　　周洪宇：综合素质评价怎么保证可信度，可比性？我觉得，首先要建立一套制度，对于要记录的内容、记录人、记录的程序，要有一个基本规范，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大家都按照这个规范和标准来记录，才有可比性。其次，今后可能要建立电子文档，并且明确由哪一级部门来管理，记录的内容不准改动。
　　钟秉林：这次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发布之后，社会非常关注综合素质评价的问题。高校的录取就是所谓的“3+3”，外加综合素质参考。高中学校应该提供一个全面评价学生素质的档案给大学作为参考。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中学和大学要协作起来进行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的要求，第一是可信，必须保证它的真实性、全面性。第二要可比较，通过综合素质评价大家看到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看套话、空话，不是千人一面，否则作为参考的作用就有限了。
　　中学解决如何可信、如何可比，大学解决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档案进行评价，另外解决怎么样作为重要的参考，这个，大学要下功夫进行研究。

　　 高校如何用好综合素质评价材料
　　记者：扩大高校自主权是社会热议的话题，如何看待它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张志勇：考试改革很重要，但考试改革最终是为招生改革服务的，新高考方案在考试的多样化、选择性方面有很大突破，为高校招生改革提供了基础。这次改革是否能符合老百姓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的招生改革。高校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学科特色等来制定选才标准，高中的选择性也好、多样化也好，是根据高校的录取标准、学科选择的标准来进行调整的。高校招生改革将对高中的课程、教学及学习产生重要影响，促进高校与中学人才培养体系衔接，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
　　记者：但是高校对于综合素质评价似乎并不重视，为什么呢？
　　王丽萍：实际上我们高中做得很认真，根据要求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组织这么多课程，搞了这么多活动，让学生有这么多体验，我们担心高校最终可能还是按照学业成绩录取，综合素质评价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张志勇：就我观察，目前基教领域对于综合素质评价的关注度远远高于高校，这一点确实令人担忧。高校为何积极性不高，为何给了他们自主权不用？都说高校招生是指挥棒，问题是我们需要它来指挥我们的时候，有些高校热情不高，甚至有置身事外的感觉，比如说在浙江和上海改革当中，要求很多高校就所需要准备的纳入高考的考试科目提出要求，有相当多的高校没有任何要求，其实这是我们基础教育战线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
　　高校为什么没有积极性？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高校没有危机感，在目前的招生体制下，一二三录取批次都定了，高校不愁生源，高校之间没有竞争，我们要把高校竞争的这潭水搞活，如果能打破录取批次，按专业来报志愿，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周洪宇：高校对目前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材料不重视，与社会诚信缺失、材料造假有关。当前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记录确实存在不科学、不真实的情况，但是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制度设计越来越科学，高校对综合素质评价的看法会改变，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招生录取中的作用会更显著。这只是时间问题。
　　李希贵：允许学生按专业报考，大学按专业录取的导向，实际上有利于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参考。我特别主张把权力下放到每一所高校。由高校根据培养目标、学校的历史传统和对人才的要求，甚至包括每一个专业对人才的要求，来制定适应该校的综合素质的参考意见。
　　记者：目前，高校还没有明确出台使用综合素质评价的各种办法。
　　钟秉林：高校都在等着，看到底高中的综合素质评价怎么样。
　　李希贵：高校也在观望，看给高校的自主权到底有多大，所以我特别希望给每一所高校应有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装在笼子里的，是接受监督的权力。
　　记者：高校如何使用综合素质评价材料，各位有什么建议？
　　钟秉林：综合素质评价过去确实区分度比较低，不可比。现在既然明确提出来要把它作为一种参考，我想高校还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发挥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专家学者的作用。如果高中学校提供的综合素质评价材料是可信的、可比较的，我相信我们的专家肯定能找到可操作的、合理的、便捷的评价方法。怎么在高招较短的时间内作出科学的评价，这是大学的责任，高中负责提供就行了。
　　李希贵：我特别希望学校提供的每个学生的材料是具体的。我特别希望每所高校把权力下放到院系门类，来制订各院系门类的专业标准。只有一个学校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准，那没法操作。这些标准一定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同时我们希望借鉴做得成功的国家的录取方式，拉长录取时间，国外一般都是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来录取学生，如果两天就录完了，肯定做不好。
　　张志勇：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招生体制，还是以各省招办为主，招办按照批次来做，在限定时间内高校必须完成招生，这个体制要改革，必须给学校充分鉴别学生的时间，而且这个鉴别必须分学科大类来进行。另外，高校体制要改革。山东省2008年曾经试点过，我们希望回到院系招生委员会。实际上，将来各个高校的招生委员会重要职能是制度的监督，招生的主体应该回到院系，各学科、各专业需要什么样的学生，这些学科的教授才是最清楚的。包括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哪三科纳入高考，综合素质评价怎么使用，不应该也无法让学校招生委员会来制定，这些都应该交给各院系招生委员会的专家。
　　李希贵：我们这次改革的力度有多大，取决于招生改革，我们过去说小改考试，大改录取，不在录取上下功夫研究，不在录取上费精力，那么这次改革在深度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我们特别担心综合素质不被参考，还是按过去的分数排名，那这次的录取改革就没有多大的效益。
　　周洪宇：从整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来看，现在人们有各种看法，有很多顾虑，这是很正常的，改革有一个过程，不能奢望有个最完美的方案。事实上，目前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不是无源之水，是建立在前期改革成果基础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感，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就会丧失机会。只要方向正确，那我们就应该坚持改革，不断完善，最终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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