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邹韬奋北上记：病中的他，仍不忘履行使命
原标题:护送邹韬奋北上记：病中的他，仍不忘履行使命
邹韬奋
■口述施平（104岁）整理本报记者龚丹韵
71年前的7月24日，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逝世。
他1895年出生。担任《生活周刊》主编时，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3年，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此后颠沛流离，回到上海后因患绝症逝世。
曾任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的104岁的施平老先生，回忆了1943年护送邹韬奋前往延安的一段往事。彼时，施老也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邹韬奋。
接到护送“偶像”的任务
1943年1月初，陈丕显同志找我，说临时有一个重要任务要我去做——护送邹韬奋先生北去新四军军部，再由军部派人送他去延安。我很惊异邹韬奋已到了苏中，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邹韬奋的名字我最早是从他办的《生活周刊》上知道的。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和犀利的笔触，发表在周刊上的政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5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大众生活》，成为我的必读之物。“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大众生活》对全国学生是巨大的鼓舞和促进力量。那时，我还是浙江大学学生运动领袖，我们占领杭州火车站，冲到南京与反动军、警、特对峙斗争，这些情况很快就在《大众生活》上出现了通讯文章，题目是《雨雪中十小时》。这篇通讯给了全校同学极大的鼓舞。可以毫无疑异地说，《大众生活》成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号角。后来，《大众生活》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用《永生周刊》的名称继续出版，总编辑由邹韬奋的亲密战友金仲华担任。当时，我做过金的助手，与邹韬奋由此更加贴近。因此，无论从党组织决定还是从个人意愿方面，我都很乐意接受这次护送任务。
邹韬奋是1942年11月从上海化妆后秘密进入苏中根据地的。这是党中央的安排。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他原在重庆主编发行《全民抗战》三日刊，并任国民参政员职务。事变发生后，他愤然辞职，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出走香港。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他处境十分危险。在香港地下党和广东东江游击队帮助下，他离开香港至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下达通缉令，并密令特务机关：何处捉到，就地惩办，格杀勿论。
1942年4月初，邹韬奋乔装成商人至武汉再转至上海。此时，上海正处在日军统治下的极端恐怖时期，日本宪兵和特务汉奸时常在马路上枪杀进步人士，住在上海危险很大，他的左耳常常疼痛，顾不上请医生仔细诊治，就到苏中来了。
第一次享受真正的自由
苏中地区地处京杭运河以东，北连阜宁县，南达长江，东至大海，共辖4个分区，是新四军第一师所在地，师长为粟裕同志。这时期，粟裕兼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为副书记。管文蔚为苏中行署主任。
邹韬奋的到来，受到粟、陈、管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也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邹韬奋在国民党迫害下，长期颠沛流离，睡不安枕，食不甘味。此时进入解放区，他第一次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兴奋之情可想而知。由于苏中基本上是游击根据地，战事频繁，各级党政军驻地，以及县区乡组织经常移动，所以为邹韬奋考虑，粟、陈把他安置在海边农垦公司的地主家里。东海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比较稳定。方圆几十里内，还布置了警戒岗哨，以保证邹韬奋的安全。粟、陈希望他在苏中安静地住一段时期，增强体力，再行北上。
邹韬奋进入苏中根据地后，事事觉得新鲜。他也希望在苏中住一段时间，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他向陈丕显同志提出，希望去看看基层民主政治的实际情况，看看农抗会、民兵、妇抗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和学校。陈丕显同志亲自陪他到各地参观，管文蔚同志陪他到东台县许墩乡，了解该乡正在进行的民主选举工作。看完选举过程后，邹韬奋盛赞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盛赞人民当家作主。他说他过去长期从事民主运动，与此相比，只是隔靴搔痒，现在才亲眼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
听说邹韬奋来了，许墩乡的群众和干部都涌来看他。该乡领导召开欢迎他的群众大会。大会很隆重，到会群众竟达千余人。在农村中，临时召开的大会，群众如此众多是少有的，可见邹韬奋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受到多么高的崇敬。他不顾耳朵疼痛，十分兴奋地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场上气氛热烈，对他的讲话不断报以阵阵掌声，他最后鼓励大家把根据地建设得更好，并带领全场振臂高呼：“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邹韬奋所到之处，不断接触领导、干部、群众进行谈话，还做过多次演讲。他十分谦虚地说，自己是在做学生，在学习。他还应邀为当地的报纸写文章。但由于他是受党中央邀请前往延安，有重大任务等着他，也由于他的耳病，苏中无法治愈，军部的医疗条件比苏中好，所以领导决定早日送他到军部去。
几天后，我们准备护送邹韬奋动身北上。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万无一失，粟裕同志派了师警卫团副团长，老红军出身，战斗经验丰富的姜子和同志，率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随行，和我一起护送邹韬奋。
沿途进行社会考察
此时，一个师团日军和大量伪军，正在向苏中根据地进行扫荡，战斗忽东忽西，粟裕同志为安全计，指示我们远远避开大陆和密集村庄，沿海边滩涂觅路而行。还再三关照我们，由于邹韬奋耳痛头痛，行路要缓慢，除派有一名医生随行看护治疗外，路上要多停留休息，不可贪快。
我们接受了指示，于1943年1月上旬，从南通石港镇附近的师部所在地出发了，邹韬奋骑马，我们全步行。这马是特别挑选出来的，走路稳当而性情温顺，为控制马行速度，还由一个精壮马夫，牵着马缰绳前行，向东海滨方向缓缓而去。过石港镇时，邹韬奋下马步行，观察了镇上的商业情况。我们为他在西药店买了两瓶洗耳消毒用的双氧水。他的左耳常有水流出，师部医生和他本人都以为是中耳炎，双氧水滴可以消毒止痛，对中耳炎有一定疗效。当时，我们万没有想到，中耳炎只是外部的小病，他主要的病是脑癌，在上海因环境恶劣，没有设备齐全的医院进行必要的检查，师部也缺乏检查头颅的医疗设备，医务人员主要为战争服务，内科只能治一些小毛病，没有查出脑癌，只当中耳炎来治疗。因此我们一路上，为他治疗使用的唯一药物，就是双氧水和止痛片。
从南通到阜宁军部所在地，直线走不过四五百里，但要避开大道绕海边而去，弯弯曲曲难以准确预测有多远，估计可能超过六七百里。我们动身后用了约两天时间，向东北直插南通与如东之间的海滩。
海滩的沙地上，长满盐蒿、茅草、芦苇。外面是被海潮冲刷得光秃秃的沙滩，滩涂由黄河、长江冲来的泥沙沉淀形成，每3年向外延伸半里。千里海滩，窄处离岸有一二十里，宽处可达五六十里。野兔、野獐、野牛出没其间。光滩引人注目，不宜我们躲藏，所以我们尽可能在草丛中开路，力求避开岸上人的视线。
邹韬奋是第一次行走这样的海滩，他对如此辽阔无际的海滩深感兴趣。我告诉他这个海滩的价值不只是荒草和光滩。当地老百姓说海里3年爬上来一头金牛，海滩全是宝贝，每天潮涨潮落的海滩上，自然繁育着各种蛤贝类，还有捕不尽的鱼、虾、螃蟹。在潮水已经退远的滩地上，盐民撒草灰吸卤烧盐，产量不少。至于深海中，财富更多了。
听完这些，他说，人们以为苏北贫穷，实在是睡在金牛旁边讨饭吃，将来把这些资源开采利用起来，对改变苏北的贫穷面貌会起很大作用。他说，由于社会制度的落后，中国丰富的资源在各地都这样废置着。这是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根据。
我们沿途的行军驻地，不是盐舍就是渔村。邹韬奋只要头不痛，就向当地渔民、盐民做详细的调查研究。除有关生产问题外，尤其注意建立根据地以后给他们带来了些什么变化，他们是怎样行使民主权利翻身做主人的，等等。他和老百姓谈话毫无大人物的架子，而且总是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他也告诉老百姓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受压迫剥削的情况。他讲得那么通俗易懂，实实在在，听他说的人都津津有味。这些谈话内容使我联想起《大众生活》这个刊物的名字，邹韬奋确实做到了把自己置身于广大群众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身上真实体现了鲁迅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是全中国人民群众的老黄牛。
坐新娘花轿行军
一路之上，邹韬奋的求知欲给了我与姜子和同志很大的教育。我们十分惋惜的是，他的头痛一天比一天厉害，动身开始时他和我们交谈很多，很广，但后来逐渐减少了，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无奈于疾病。我同姜子和同志多么希望在路途中能找到治疗他的医生，减轻他的病痛。然而在荒滩野涂上，我们真感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随行的一位医生也想不出更多的治疗方法。我们一方面希望迅速赶到军部，那里有脑科医生和较好的医疗设备，但另一方面，看着他疼痛，经常咬牙上路，我们又不能走得太快，真是焦急万分。
启程的头三四天，韬奋还能骑马慢行，随行医生每天给他滴洗双氧水，一天能走40里左右，后来他觉得忍受不住马上的颠簸，骑马很吃力，于是只好坐担架，但担架没有帆布或网兜，只能借老百姓的门板，铺上茅草，垫上褥子，让他睡在上面，请老百姓抬着行走。
这时正是数九寒天，海风刺骨，我们走路的可以靠运动暖和身子，顶住寒冷。而睡在担架上只好垫厚些，多盖被子，把头埋在被子里，闷了就打开被子换换气。这是很不好受的。更不好受的是这种担架用绳子套住4个角，用根竹竿子穿着由两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虽然海滩是平坦的，沙滩地是软的，走起来比较平稳，但抬担架的老百姓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走起路来前后两人的脚步不齐，仍有颠簸。不论垫多厚，人多睡一会儿就觉得太硬，很不舒服。多翻身，冷气就直钻进被子里。担架要经常停下来，休息一阵子再走。因此我们前进很慢，每天只能走20多里路，有时候邹韬奋觉得头不太痛，他就自己步行，走走歇歇，感觉走路还好受些。
有一天，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有迎亲的新娘子坐着花轿。我同姜子和同志商量认为，给邹韬奋换坐轿子可能会好些。看着新娘子下轿，迎亲的事已毕，我们就去找村干部和他商量借花轿。他们听说是送一位新四军的病人，一口答应。迎亲人家也无意见。于是我们请邹韬奋改坐花轿，花轿上的大红“喜”字还贴着。老百姓看着都笑了。
坐轿子，邹韬奋觉得比睡担架好，可以坐着靠着，还可以挡风，但美中不足的是在行走时，上下颠簸，只会加剧头痛，坐了两天后，又改为睡担架和自己走路替换。
不论改哪一种方法，都无法免除对头脑的震动。幸好头剧痛是一阵阵的，有间歇，有时候好一些，还能坚持行军。但如此长途跋涉，要不是邹韬奋具有极其坚强的意志，以及早到延安的愿望，肯定是受不了的。对此，我们钦佩不已。一路上，邹韬奋没哼过一声，更没有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建议他走两天休息一天，他都不同意，要迅速赶到军部。
大概走了二十几天，有天下午，在行进中突然发现我们主力部队装束的战士，我们连忙告知是送客人到军部去。他们说这里是新四军三师的部队。岗哨带我们到首长驻地，见到了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吴知道是邹韬奋同志到了，十分高兴，说粟裕司令早已发来电报，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并立即找来医生，给邹韬奋看病。医生诊断后说，由于没有检查的医疗设备，初步看来是中耳炎，也只能用双氧水清洗。
大概是到达了三师地界，即将到达军部的喜悦支持了他，邹韬奋顿觉轻松多了，头也不怎么痛了。许多同志听闻邹韬奋大名，提出想要他作个报告。吴和我们商量后告诉大家，邹韬奋先生中耳炎很痛，长途行军太疲劳了，不易做报告。大家听了既表示理解又有些失望。
立遗嘱申请入党
吴法宪告诉邹韬奋，由于敌人要对三师地区进行大扫荡，袭击华中局和军部机关，所以军部十几天前已经转移到淮南去了。军部首长交待，邹韬奋先生到达后稍事休息，由三师迅速护送去淮南。又说黄克诚师长正在师部等候着，这里去师部只有二十几里路，留下休息一天，明天上午即可到达师部。
第二天早上，吴法宪安排了担架，这是正规的帆布担架，我们不久就到达了师部。师长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和行署主任曹荻秋等领导都在驻地外迎候。邹韬奋很兴奋，下担架和大家步行到为他准备的住所。黄师长请他休息几天后，为师部全体官兵作报告，邹韬奋说他现在头不痛了，今晚休息一下，明天就可以报告。
第二天早饭后，千余官兵听邹韬奋的报告，内容广泛，主要讲的是国内国际形势。当他讲到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恐怖统治，官吏的贪污腐化、完全丧失人性，人们都把救中国、建设民主富强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时，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后来他还同许多方面举行了座谈会，到农村到部队参观，对三师根据地的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到达三师师部时，正值春节。我们连队和三师的警卫部队，不免有一番极其热烈的兄弟联欢。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只杀好的大肥猪，总共有一百几十斤，我们大吃了几顿，休息3天就告别南返。我与邹韬奋依依惜别，祝他早日康复。他要我向粟裕司令及苏中党政军领导同志转达他深深的谢意，还说今后只要有机会，一定要重返苏中，进行新闻采访，对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仔细研究。
最后，他亲手交给我一笔款子，大概有3000元，说是粟裕司令、陈丕显同志交给他旅途上用的，现在一路上都不用自己花钱，这笔钱没有什么用处了。而他上海家中，经济情况拮据，请我把这笔款子送交给他的夫人沈粹缜。我答应了。
邹韬奋作为中外驰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办报刊，书的定价也很低，稿费所得不多。在恶劣的环境中，他被迫数次流亡他乡，路费都靠借债和朋友的帮助，真是“君子固穷”。这次要我转交这笔款，使我真知其穷。
回到苏中区党委后，我把这笔款子交给了区党委的秘书长吴伯文同志，由会计点数收讫，请组织上通过上海地下党交通送达。邹韬奋同志可能不了解，作为我个人是无法把款子送到上海的，而且作为党员干部也不能私自经手这样的款子，必须送交组织处理。
我后来得知，邹韬奋同志在1943年3月到达淮南新四军军部，经医生确诊为脑癌。根据地没有治疗条件，随即护送他回上海治疗。可惜上海也无法治愈。他经常陷入剧痛中，延续到1944年7月24日逝世。他在逝世前的遗嘱中，正式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中央委员会给邹韬奋同志家属发的唁电是这样说的：
“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活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绝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存人间，其著作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