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安置灾民遗迹 寻访抗战纪念村

01.06.2015  11:23

图片说明:庙行纪念村石牌坊后现在是锦辉绿园小区。

  文物、遗址,是历史最真实的遗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郊庙行、高境、大场、嘉定等地,村庄房屋遭侵华日军摧毁,为安置灾民,海外侨胞及上海社会各界发动民众募捐,建造起多座纪念村、纪念坊。

  难能可贵的是,时代疾驰,城市变迁,纪念村遗址仍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日前,记者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场、重灾地宝山区辗转寻访,确认宝山4个纪念村目前尚存3座石牌坊。

  它们的存在,使我们对历史并非无从凭吊,使每一位路过看到或主动寻访之人,都不由去思索这里曾经发生的血与火。

  幸存石牌坊今安好?

  逸仙路高架与殷高西路交叉处,车水马龙,而东北侧高境源广场上,却弥漫着历史的沉重。

  这里有一座水泥结构三间四柱重檐式牌坊,即“高境庙纪念村”石牌坊,是宝山4个纪念村牌坊中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块。牌坊简介中写道:“‘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侵占本地,民居十毁其九。同年5月,日军撤退,居民陆续回归,苦无栖身之所。南洋侨胞为此捐巨款重建,居民始复得其所。是年秋,由黄炎培、李馥荪、张公权、朱吟江、胡筠庄、朱恺俦等知名人士发起筹款在此造坊。由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所题《高境庙纪念村》。”

  殊不知,这座高境庙纪念村牌坊,是从马路对面整体迁移180米而来。抗战胜利60周年时,有市民写信给解放日报,反映高境庙纪念村牌坊“屈身”于一家集贸市场的三轮车棚中。此信很快得到重视,相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拆除先前“包裹”在牌坊上方的玻璃钢车棚,清空横搭在牌坊坊额上的铁架,为避免碰撞,牌坊四周还加了一圈上下两层的铁栏杆。2011年,为进一步妥贴保护并彰显牌坊的警示价值,宝山当地请来文物、规划部门和同济大学专家,将牌坊从集贸市场中“”出,以每小时“”15厘米的速度,前后4天时间,终于将牌坊安置到马路对面的高境源广场。

  由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朱晓明指路,记者继续寻访。行驶在一二八纪念路上,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炮火声。这条路,同“一·二八”淞沪抗战相系,可见其在上海的分量。车至爱辉路,向北行驶,在爱辉路28弄前停留。此地,是居民区锦辉绿园的入口处,右侧,但见一座被黑色栏杆和高压线围起的石牌坊,便是庙行纪念村的石牌坊。牌坊立柱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等字迹可辨。牌坊后,是锦辉绿园的棋牌室。一位祁姓保安告诉记者,此牌坊原地未动,只是被垫高了一些,经常有人前来瞻仰,“听这里过去的老人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庙行纪念村被日军几乎全部炸毁,牌坊能幸存并保留至今,已经很不容易了”。

  继续寻访第3座,马桥纪念村。马桥纪念村牌坊深藏于宝山城市工业园五星村,此地与嘉定接壤,房屋多简陋,以外来人员居多。朱晓明和记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位本地人,1947年出生的寿连宝。他带我们走入窄小幽深的巷子,终于在门牌号为“五星村马三13号”的院子中,找到了一座石牌坊。石牌坊紧贴着一栋2层楼房,与楼房墙壁距离甚至不足30厘米。牌坊横梁上,架着空调外挂机;石墩上,有湿漉漉的拖把倚靠;牌坊前,则是院内杂乱拉放的晒衣线及线上挂着的各色衣物。记者发现,这座牌坊其实是以“”示人,其正前方包括牌坊上的文字,均被那2层楼房遮挡。

  宝山还曾建有大场纪念坊,经记者向朱晓明确认,上世纪60年代,因沪太路拓宽,大场纪念坊被拆。

   被“抢救”的村民口述

  在尽力寻找下,记者发现,石牌坊周边,竟还能找到几位当年住过纪念村的老人。

  在锦辉绿园的棋牌室内,记者见到了今年90高龄的高阿弟。1931年战争爆发时,高阿弟仅6岁。他告诉记者,庙行是淞沪战役中的激战地,“十九路军没有听从蒋公撤退指令,顽强死守,打得日本人三易主帅呢!当时《申报》有披露,说日军装尸体用的大卡车,一次就有28辆!

  然而此后,日军疯狂报复。在淞沪战争爆发后的1个月内,日军不断征兵,在上海的兵力高达10万之多。南京政府却没有给十九路军新的支援,十九路军被迫于3月初撤出上海,南京政府与日本签下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庙行镇志,在十九路军撤退后第2天,日军才胆战心惊地踏上庙行镇,此后一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村庄变成废墟。当时,高阿弟随家人逃难至上海市区的避难所,5月再回家园时,已无处栖身。同年9月,宝山县兵灾救济会在庙行建造纪念村,设公屋五棣,分给70户灾民居住。新中国成立后,纪念村几经城市建设、动迁,现已不复存在。高阿弟搬至江杨南路居住,但机缘巧合,他女儿的新房子,竟恰好买在庙行纪念村原址所在地。

  而在原马桥纪念村所在地,68岁的寿连宝也在纪念村中长大。但淞沪抗战时,他尚未出生。于是他带记者找到了村内另一位屈指可数的“原住民”——今年82岁的寿阿二。寿阿二1933年出生于马桥纪念村,儿时,他听父亲说起,日军爱找“花姑娘”,当年家人逃难时,邻居家的女孩都用灶头灰涂脸,穿着最难看的衣服出门。

  对于战争中幸存者、见证者进行战争证据的抢救性收集,是宝山当地始终非常重视的大事。1997年、1999年,以及2005年至今,宝山区委党史研究室3次对侵华日军在宝山地区进行实证调查取证。尤其1999年的那场调查,历时3个月,涉及203个村和居委会的1432个村民小组,有1807位幸存者和见证人作了口述实录并签名盖章。

  记者查阅了部分口述,内容触目惊心,不忍卒读。

  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庙行镇,在1932年几乎全镇尽毁,无辜的遇难百姓达12人,被烧房屋57户243间。据庙行镇周巷村程胜法老人口述,1931年,家中准备逃难,但年迈的祖父还要照顾村上2位病重老人,坚决不肯走。无奈,程胜法与祖母、妈妈和弟妹撇下祖父,去上海投奔父亲。在丽都戏院难民所,四五百难民挤在大厅里,春天一到,瘟疫流行,很快夺去弟妹的小命。程胜法被父亲送往彭浦亲戚家中,才得以保命。停战后,他和剩下的家人返回庙行,见家中住房和一亩多竹园被炮弹削平,祖父和村上老人被枪杀后投在大火中烧焦……

  1928年出生的周小弟永远不会忘记日军向他和其余26位手无寸铁的村民开枪时的惨烈情形。当年,朱家宅村人周小弟与村民们一起逃难,行至严家宅帚箕堆,被日军发现。日军向周小弟们喊话、打手势,村民们猜想日军是让他们继续走。谁知,日军突然向逃难者开枪。周小弟的父亲、哥哥、姐姐均被击中身亡,母亲受伤。而周小弟和6岁的妹妹跟着一起倒地,未被打中,他们惊恐得只能一路爬行,继续逃难。他们亲眼见到日本兵的枪尖上,挑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

  根据傅海根老人的证词,1932年2月20日,日军侵犯江湾,贺王宅(今高境村)农民和泥水匠18人,被日军强抓至南朱家桥,替日军搬运军用物资。午饭时,日军只发给每人一个饭团充饥。当时,村民怕饭团有毒不敢吃,日军认为村民绝食反抗,遂强行关押。夜晚,18位村民被押至汤朱家桥河旁,日军令他们分成两排,随后举枪扫射,鲜血染红了整条河道……日军施暴离去后,一位叫孙松亭的村民因子弹未击中要害而幸免一死。口述者傅海根,就是孙松亭媳妇的侄子。

   纪念村里走出了地下党

  尽管1932年淞沪抗战以南京政府的妥协告终,但正是从“一·二八”这天开始,日军步步紧逼的侵略势头和嚣张气焰,受到了中国有力而顽强的抵抗。也正是这场抗战,将全国人民的怒火、愤慨、爱国激情与抗日决心,统统点燃。

  这场战争打响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发出宣言和斗争纲领,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上海市民和全国各地群众组织起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宣传队、民工队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强大的十九路军编外军团。战火纷飞中,各种支前物资,支助款项纷纷投向上海。在美国、加拿大的华侨,捐赠钢盔;马尼拉华侨,捐赠汽车;古巴、菲律宾华侨,捐赠飞机;在沪外国友人、商人,捐赠药品、银洋等。1天之内,上海筹设起几十个伤兵医院;5天时间,上海受捐棉衣裤3万余套。

  更靠近战火的宝山人民,则以更激情的姿态投入抗战。祖传五代的江湾名医蔡香荪,在国难当头时,与江湾镇其他中、西医联合起来,组织抢救队,救护受伤的抗日战士和百姓。蔡香荪将自己诊所的药品全部捐出,又将家毁亲亡、无依无靠的数百名难民收容安置在立达学园、文治大学、景德观以及未遭到轰炸的居民客堂间里,每日供应两顿薄粥,辅以咸菜、萝卜干,这点供应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已是难能可贵;为帮助中国军队迅速渡过水深浪急的宝山 藻浜,河两岸家家户户火速行动,在极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门板、竹编、木桶,冒着严寒在浜上架起一座座浮桥,使部队得以及时通过,赢得了战机。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时,中国军队的军火船剧烈摇晃,附近居民不顾水冷刺骨,纷纷跳入河中,帮部队打捞落水的军用物资。

  正是这场战争,让更多人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从纪念村走出,成长为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90岁高龄的高阿弟至今记得,他住在庙行纪念村时,在季家桥学校读书,比他大2岁的杨逸,跟他是同校同学。杨逸原名杨福妹,1923年生,亲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她一心跟从共产党人丁瑜,从一位“小难民”,成长为投身抗战的地下党人。1938年,杨逸接受党组织任务,回到宝山,开设小酒店,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创办季家桥小学,培养“小八路”投身抗战。上海解放后,杨逸任宋庆龄第一任秘书,并全程参与护送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

  杨逸如今仍健在。腿脚尚好时,她每年都要回到宝山老家,追忆抗战烽火岁月。上一次回去,她看见在共和新路和一二八纪念路口已兴建起万达广场。而一二八纪念路和纪念村石牌坊犹在,它们仿佛是无声的语言,不断诉说着那段历史,不断在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