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磊落执着温厚 我心目中的刘佛年校长

27.10.2014  17:49
  今天,华东师大教育学科系统的全体成员,在此集会,纪念敬爱的刘佛年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在我看来,一个人离开世界后,还被人们深深地怀念,一定是他的生命留在人间,留在人们的心中。我非刘校长的及门弟子,也非直接共事者,但刘校长却对我专业生命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成为我心目中的楷模。 若要我说出自己心中的刘校长是怎样的人,那就是磊落处世、执着事业、温厚待人的一个大写的“”。   先说“处世磊落”。我曾听闻过的几件事,使我对刘校长的人格深怀敬意:   在文革中,刘校长被称为“中国的凯洛夫”,被打倒。造反派曾出过一招“考教授”。刘校长也在被考之列。第二天,大字报就出来了“白卷教授刘佛年”,说他交了白卷就走了。这确实让我震惊,并让我联想起解放前刘校长作为“大教联”成员,为护校而作的斗争。正是这张白卷,让我看到了他的磊落,在造反派的高压下,维护着自己的人格尊严。   文革以后,我从未听说他重提文革中遇到的迫害,听到的消息是:他把所有补发的工资都交了党费。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组织的信任与磊落。   一个经受过荣誉,又遭受过灾难的人,能如此一贯地处世,不是光明磊落是什么?   再说“执着”。刘校长的执着体现在他对教育学的事业上。在我看来,这种执着,一是坚持,二是开拓,合起来就是从不满足,一直向着更好的目标。   文革前,刘校长已经是教育学的全国领军人物。1961年,中宣部点名要刘校长主编全国第一本统编教材《教育学》,并完成初稿。是刘校长的努力,为我们华东师大教育学科在全国奠定了领衔地位。1970年代末,“四人帮”刚粉碎,师范大学恢复教育学系和教育学的公共课程,迫切需要教材。这一重任又落到刘校长身上,是他组织人员修订该教材。当时无法大改,但增写了附录,并在序言中坦陈不足。于是,这本60年代初编写的教材,历经20年,才正式出版,成为文革后第一本被广泛使用的教材,解了师范大学拨乱反正的燃眉之急。   但刘校长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一方面组织人员翻译国外教育学方面的著作,一方面亲自领导了中小学“一条龙”教学改革试验。我被组织到参加语文小学组的教学改革,从此有缘直接受到刘校长的指导,当时印象十分深刻的是“苏联”赞可夫的十年教改试验的介绍。刘校长说,教育改革就是坚持长期的试验,赞可夫可以做,我们也可以做,也应该做。因参加这个试验,我第一次以研究者身份进入到实践中去。   1980年代,我参加了刘校长主持的“七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课题,有机会与各位前辈一起讨论,由此开拓了自己的思路,有更多机会听到刘校长的教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教育学的大思考。他不断地拓展教育学的研究视野,带领大家开发了许多新兴领域,但他从来没有说因此可以取消教育学。为了使华东师大的教育学研究队伍后继有人,刘校长带的队伍,不仅面广,而且层次多,一带就是五个层面。我当时是属于第四层面的中青年教师。正是由于刘校长和老一辈教授的共同努力,华东师大的教育学科创造了自己的春天。   1980年代后期始,我有时参加教育部主持的一些会议,能经常听到的就是对刘校长的赞扬。刘校长奠定了华东师大教育基本理论的领先地位,使“教育基 本理论”成为华东师大第一批博士点。没有刘校长等一辈人的执着与探索,这是不可设想之事。   最后,要说的是温厚。这是作为小辈的我最深的体会:他对后学的专业成长给予无私支持和激励,在此我只举两个小例。   其一,1988年,刘校长要求我和他当时的博士生丁证霖老师,一起编写教育部师范司委托编写的公共教育学教材。这一机缘使我有机会得到他更多的直接指导。但每次向他汇报,总是得到鼓励和肯定,要我们大胆去写。这本书最后由刘校长亲自审稿并写序言。它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的《新编教育学教程》。这是我唯一的一本由他人写序的书,也是唯一的一本由刘校长为我们写序的书。序言中对我们的介绍是:作者常常“直抒胸臆,而不遮遮掩掩,没有某些教科书那种沉闷的气息。这种文风,我想也是青年读者所欢迎的。”做学问要直抒胸臆,我记住了这几句话,并努力践行。   其二,1990年7月5日,我和陈桂生教授主持的一个调查研究项目“普陀区中朱学区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研究”的成果发布会,在普陀区教育学院礼堂召开。当时袁运开校长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学系的一大批教授都为我们的研究报告写了评语,参加了发布会。刘校长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发言和评价:“它(指研究结题报告)的材料是真实的,事实是经过三番五次核对的,分析十分正确,真正把实践的东西提升到理论上进行总结,这在国内是很少的”,“即使摆在国外的一些调研报告中,我们这一报告也毫不逊色,甚至还带有我们的特点,略胜一筹”。自然,这是鼓励,我们记住了,要实事求是做研究,理论与实践要结合,对自己的研究要有信心,有特色,有自己的东西。这样,我们也可以在国际比较中“略胜一筹”。

  刘校长用自己的一生,为中国的教育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奉献,为华东师大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局面。他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一本大书,一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大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叶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