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晨报》：我想把老百姓的热情和苦难留下来，告诉现在这个时代
1989年，张乐天在农村调查时，和几个邻居小孩的合影。
1988年，张乐天在老家房子门前，那是他收集普通人一手文字资料的起始点。
新闻晨报星期日周刊记者李欣欣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复旦发展研究院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近30年孜孜不倦地收集“民间生活史料”？
最初开始的地方是他的家乡，浙江海宁联民村。当时的他已经在大学留校任教，为了调查当地村落的真实生活，他一次又一次返回到家乡去，持续不断地走访、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一套村干部的工作笔记，从1954年到1982超过120万字。
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这本著作，为他在国内外学界赢得了声誉。不过当时的他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即使在今天看来，研究人民公社似乎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发不了文章、评不上教授也要做这件事情”。
1949年，张乐天出生在海宁联民村，和年迈的养母相依为命，10岁左右回到自己在上海的亲生父母身边上学。1969年初，张乐天插队落户到家乡，在农村做了整整十年农民，日复一日地干农活、挑一百斤的担子、摇船去换米……加上父亲的“成分”不好，几次考大学的机会擦身而过，志存高远的张乐天渐渐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星期日：在村里做农民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张乐天：我当时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是我个人永远改变不了的，这一条就能把我整个人给否定掉了。那时候我每天非常辛苦地做事，一天大概也就几毛钱，可能要攒好几年的钱，才有可能买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我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养猪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猪，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猪一样，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吃饭，我太不甘心了。
星期日：没有希望的日子是很灰色的。
张乐天：即便想着以后没有机会走出这片田地，内心深处是不甘心的，所以还是会在“活着”这样的背景下做很多事情。比如写诗歌、写小说、创作歌曲、学外语，在电台里收听法语广播。当时自己是很清楚的，做这些事情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但还是会去做。我对《舞台姐妹》的一句台词印象很深，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当时想着，就这么活着吧，这样的想法成为当时支持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星期日：后来你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了，那个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乐天：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当时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动力也特别大，一考就考了全县第一名，上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
星期日：好不容易离开农村，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又留校任教，可以说彻底摆脱了原来要一辈子当农民的命运，为什么后来做调查研究，还是要回到家乡去？
张乐天：我在家乡前前后后生活了20年，对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在村落里，大家依赖着同一片土地生存，这让大家自然而然地会相互支持，有情感交流。这和城市很不一样。在村里，谁家打了灶头，其他人都会送东西来，哪家人遇到红白喜事，其他人也会去帮忙。隔壁人家烧了一碗南瓜，会端过来分给我们吃。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在村里干活，突然有人生病昏倒了，我和其他三个小伙子把他抬去医院，跑了十里路。当然村里也有很多特征是与现代性不符的，比如人与人的界限、财权观念等，但好的传统更多。另外，我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年代里，那些老百姓的故事，我想把它们留下来，告诉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总是能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时代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刚刚过去的时代，与今天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如果只调查现在，可能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把时空的镜头拉开一点，去解读刚刚过去的时代，反而会给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反正种种因素，让我下决心去做这件事。
星期日：你还是想把做学问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
张乐天：对啊，我一生都在这么做。太多的热情和苦难，那些平凡的、残酷的故事和感受，在那些刚刚过去的时代，都曾如此真实地发生。
在张乐天的心里，有两个永远的遗憾。小时候家乡的养母一个人养育他，后来插队落户回乡，也是她照顾着自己的生活。1985年，张乐天留校任教，正式参加工作了。“我工作两年后，养母就过世了。那时候工资不高，也没能在物质条件上好好地报答她，后来收入慢慢改善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是1987年过世的，那年我向学校请了半年假，回乡去照顾母亲。为报答母亲，她过世时，我在村里设了好多桌流水席，把大家都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经验着自己的生命历程，一边也记录下了农村丧葬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我想，真实地记录、呈现，也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生命中另一个疼痛发生于1970年的夏天，张乐天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的他插队落户在浙北的家乡，最小的弟弟还在上小学，暑假里从上海到乡下来看他。在一个酷暑里掺杂着些许微风的清晨，天不亮，张乐天就去田里干农活了。埋头在田里的时间过得很快，当有人喊他的时候，他身上正挑着200斤的谷子准备往回走。
“当村里人跟我说河边发现了一双鞋，像是我弟弟的时候，我脑子里一下子懵了，放下谷子就往河边跑，路上还叫了一个人和我一起去。”说这段经历时，张乐天的语气变得缓慢、停顿，“当时是我把弟弟从河里摸上来的，按照那时村里的风俗，要先把他倒过来脚吊在肩上，背着绕河跑七圈。我抓着他的脚绕着河拼命地跑，一圈又一圈，很多人都在旁边帮忙，帮我把河边的树扳开，把路清出来，后来一看不行，又背着他上医院，结果还是没救回来。”
“在那里死去的亲人，我永远想念他们，还有村里那些给过我支持、帮助的人们，我永远感激他们。”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那些生命中永远的痛，成了张乐天努力记录的动力。“最真实地记录、呈现这片土地，是我纪念他们的唯一方式。”
[记者手记]
椅子围成一个圈，说说自己的困惑
星期日周刊记者李欣欣
坐在复旦大学“五教”旁听《书信里的中国人》这堂课，我心里对上课的同学们有几分“羡慕嫉妒恨”。十年前的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和老师“平起平坐”地交流、讨论，甚至今天的我，在面对职业是“老师”的采访对象时，依然会感到自己内心的压力与惶恐。
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学校里课堂中接受“填鸭式”的学习，我太习惯了“灌输—吸收”这样的模式，只要认真听老师讲课，会背会做题，就能当好学生。当我从课堂中走到社会，成为一名记者时，工作却需要我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曾经让我受益的学习模式忽然行不通了，我开始尝试着改变学习习惯，可习惯的改变多不容易啊。张乐天说，他很感慨于现在的媒体，太多泛泛而谈的内容，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我认同他的观点，但谁曾教给我们这一代人关于独立思考的哪怕一点点微小火花？
那天我坐在课堂里，看着同学们可以这样有机会，用体验性的方式去学习，突然就非常希望时间能够倒流，让我再重新回到课堂里，有机会，去选修这样的课，有机会，在真正踏入社会之前，就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体验自己。哪怕就只是在课堂上，像那些“90后”的学生们那样，围成一个圈，和老师面对面地坐着，把自己的困惑、好奇拿出来分享，就很值得了。
遗憾的背后呢，好像也有几分兴奋，张乐天说，这种参与互动式的课程是一种尝试，目前类似的课程很少，但学校很支持。我在想，如果未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让学生在体验、探索、交流互动中学习成长。那么，不管那个时候的我是什么样的岁数，我一定要把自己扔回学校里去，认认真真地，重新来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