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网刊》| 李明炎：德国社民党的败选与政治代表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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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 6月2日突然宣布辞职，有德国媒体认为这可能会提前瓦解现任总理默克尔的联合政府。

可以判断的是，纳勒斯辞职的直接原因，是社民党在近期欧洲议会和不莱梅议会选举中的糟糕成绩。据英国《卫报》称，这是社民党156年来的最差选举成绩：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获得了15.8％的选票，比上一届（2014年）下降了约11％，由第二大党变为第三大党；同时在不莱梅市的议会选举中，社民党丢掉了自二战以来一直拥有的最多得票。

社民党到底做错了什么，导致支持率下降如此严重？是左派的基本盘萎缩了？还是基本盘没有变，但是被关注环保与社会福利、主张为移民提供保障的左派政党绿党（得票20%，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分走了选票？

其实，这不仅是社民党一党的处境，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危机。如果我们将目光拉回到2017年与2018年，可以看到这几个德国传统政党的两个“自救”现象：一是2017年年初，原欧洲议会会长舒尔茨从欧盟空降德国政坛，以百分之百得票率当选社民党主席，且选民支持率一度超过默克尔，可惜“舒尔茨效应”昙花一现，舒尔茨在辩论中缺乏“选战气息”，大选时仅获得20.5％的选票，而后，其又从大联合政府反对者变为组阁斡旋人，加剧了社民党的分裂，自己也不得不在2018年2月辞职。二是在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内部，2018年6月，基社盟领导人泽霍费尔坚持在难民问题上设置上限，尽力夺回在难民问题上流失的保守派选民，然而最后无疾而终，反倒泽霍费尔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并连带整个联盟党及政府的支持率下降。

往前追溯，曾经欧洲政党的“卡特尔化”与“托拉斯化”是著名的政治议题，传统大党们自二战后就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选票与议会席位，不断挤压小党或新政治势力的政治空间。而近年来，情况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2006 年相比，2017 年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分别流失 9%与 11%的选票。从历史得票率来看，社民党收获自 1953 年以来德国历史上的最差战绩; 联盟党的支持率也仅为 32.9%。最大的胜利者无疑是极右翼势力———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达到12．9%，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成功跻身联邦议会最大反对党，而左翼党也成功进入议会，成为六大党派之一。时至今日，联盟党与社民党处境还不如2017年。

对于社民党而言，或许失败的“种子”都是埋藏在最风光的时刻。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即社民党与绿党）大胜，使社民党时隔16年再度执政；1999年选择中间派倡导的、具有折中特色的“第三条道路”，推行砍福利等右翼政策，遭到了党内基本盘的反弹，时任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辞职并于2007年加入左翼党，但此时德国议会还都由传统大党所把持，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使其他党派的组织能力、传播能力都无法与两党抗衡，“种子”难以发芽。

在2005年的提前大选中，社民党与绿党联合得票不过半，受“中间道路”的影响，此时社民党政策与基民盟已有较大重叠，因此选择与基民盟联合执政，之后的2013、2017两次大选也都与基民盟联合执政。施罗德政府实施偏右的政策，在社民党主导的时候尚未结出果实，到社民党下台之后，却被基民盟摘了桃子。基民盟可以宣称，德国经济新焕发的活力，是自己执政的结果，这样，社民党就无法向选民说清楚自己的历史贡献。而当下的政策主张也是类似的，既然与基民盟联合执政，社民党提出的许多政策，很快就会被基民盟拿去用，然后宣称这是它自己的主张。走了“中间道路”的社民党，日益难以向选民说清楚，它的独特性究竟何在。 

正如汪晖指出，自二战后长期以来的“政党国家化”逐渐产生了“代表性断裂”现象，传统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政党和国家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而非具有清晰政治目标为支撑、政治运动为载体的原始政党。

具体到后冷战时代的德国，社民党与其传统群众基础之间的脱节，可谓越来越严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德国的产业工人日益减少，许多人从第二产业转入第三产业，即便是产业工人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模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很大改变，“蓝领工人”有“白领化”的趋势，由此，诉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但是社民党却没有表现出这种转变的适应力，一方面是为了长期执政，偏离基本盘选民的传统诉求，另一方面也没有抓住他们新的诉求，于是选票不断流失。

然而，互联网的兴起使民众“组织起来”较更早时候容易许多，为政治的碎片化创造了某种土壤。许多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传统政党代表的选民，在网上拉个群，搞一些活动，注册一下，很容易就转变成新的政党，政党的政治传播成本也不断下降，使传统大党的组织优势不断减弱，欧陆国家主要实施比例代表制，新政党只要有一定的群众支持度，很快就能在议会中获得席位。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在社民党的基本盘里，新的政党就生长起来了。左翼党是从社民党出走的产物，当初就是因为嫌弃社民党背弃了原本的政治理想，于2007年继承了原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而正式独立。另一个左翼政党——绿党，以环境议题来整合其他议题，也争取了不少原来给社民党投票的群众。

当然，有人提出，社民党可以放下姿态，将这两个与其争夺基本盘的政党整合进来，重新形成一个大的社民党。然而，绿党支持率不断上升，社民党暮气沉沉，究竟是谁能整合谁呢？至于左翼党，本来就是社民党领袖负气出走而形成， 社民党要低下头来求它自己眼里的“脱党者”乃至“叛党者”，拉得下这个脸面吗？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来整合？社民党保持现在的这种温吞吞的中左姿态，就无法向人民说清楚：它和基民盟究竟有什么实质差别？为什么它是一个不同的选项？

联盟党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近年来，它的选票不断被更为右翼的政党，如德国选择党（AfD）分走。虽然近十年来德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选民的不安全感与不满意度也逐步升级，特别是在新、老联邦州选民的就业与经济状况仍存不小差距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右翼选民要求表达国家自豪感、维护德国主流文化、质疑联盟政府的难民与移民问题，联盟党对这些主张缺乏有力的回应。

当然，这是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发生的变化。如果是在英美的“赢者通吃”选举制度下，新兴小党要获得席位可能困难得多，所以许多得不到充分代表的势力并不是另外组党，而是在传统大党内部进行路线斗争，希望自己的主张获得政党的代表。在美国，特朗普的崛起就能够充分展示了这一政治逻辑——大量对全球化不满的美国普通群众，通过特朗普改造了共和党，进而带来美国政治的“特朗普化”。不过，特朗普只是将原来没有在两党政治中获得代表的那些声音表现了出来，谈不上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整合。政治的碎片化，在美国和德国，是一个度的差别。

在当前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德国经济的发动机似乎也在逐渐熄火。一旦经济繁荣不再，没有足够的蛋糕可分，政治上的斗争还会更加激烈。德国传统政党这时如果再不回归“主业”，巩固自身的基本盘，坚持自身精神价值，面对他们的最终都只剩下两个不同的“死法”，即精神价值的死去——如泽霍费尔说出“伊斯兰不属于德国”后竟有高达76％的支持度；或者“肉体的萎缩”，即被选择党等极端政党击败，将国家权力拱手相让。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