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上海交大徐家良教授：“三圈互动”让社会运转更加有序

名家访谈  

在西南财经大学日前召开的地方治理创新高端学术论坛上，记者采访了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徐家良教授，就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专家名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在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  

社会悲剧事件缘何频繁发生

记者：最近一个时期，媒体报道的一些悲剧性事件让人叹息，也让人深思。比如，南京有小女孩饿死家中，温州女子不堪生活压力投河自杀等。抚平这类事件所带来的社会伤痛，社会组织应该能够带来一些积极变化吗？  

徐家良：上述这些极端事件反映了社会在转型期的一个特征。在很多小区内，邻里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居民被隔绝在单元住宅内而失去人际间的交往，相互之间只有面熟，而不知道姓名和单位，更不知晓兴趣爱好和基本生活状况，社区凝聚力低，难以形成现代社区情感。  

记者：社会个体依然存在着碎片化状态，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是极差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徐家良：个体的一盘散沙只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才能集合起来，这个组织化的方式之一就是社会组织。小范围的社会组织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大、中范围的社会组织还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事业单位、业主委员会、村委会、居委会、社会企业等。当然，也可以用第三部门概念，第一部门是有公共权力的政府，第二部门是追求利润的企业，第三部门是除政府和企业以外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上述的悲剧性事件都发生在小区，小区治理以及社会治理必须要跟上目前城镇化发展以及人口大流动带来的挑战才会避免一些悲剧性事件发生。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英文community一词含有公社、团体、社会，以及共同体、共同性等多种含义。按照滕尼斯对社区的定义可以看出，这些人组合在一块不是盲目的，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所以这样的社区是有凝聚力的。而我们现在的一些社区和小区，基本上都是毫无目的性地组合在一块的，通过购房或租住生活在同一个小区或社区。把这些人群凝聚起来就要有一些组织通过一些活动把他们串联起来。方法有很多，比如在一个小区内，可以把兴趣爱好相同的人集合起来，比如喜欢打牌的、喜欢跳舞的、喜欢集邮的，通过这些日常生活化的组织活动，先相互认识和熟悉，增加交往的频率与次数，信任度提高，大家就会相互关心，共同帮助，提高社区凝聚力。  

记者：现在的情况是，别说在一个小区人们彼此不认识，即使在一个楼道，也是对门相见不相识，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徐家良：楼道是最小的社区公共空间。从经济的角度看，这里属于每户住宅的房屋公摊面积，可视为家的延伸；从社会的角度看，这里属于楼道所有住户的公共空间，是小区人际交往的第一个通道。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一个楼道设一个互助组，由业主推选一名小组长。一幢楼为一个大组，设一名大组长。每个互助组均建有成员花名册和互助公约。每户住户人手一份睦邻卡，上面印有楼道住户的姓名和联系电话。住户遇急事难事，一个电话，左邻右舍都会相帮。  

“三圈互动”让社会运转更加有序

记者：您曾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三圈互动”的理论，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徐家良：“三圈互动”的概念，即政府圈、企业圈与社会组织圈，它们各自有不同的使命与特点，社会组织圈需要借助政府圈的公共权力、企业圈的利润提供公共服务。1978年以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三个圈，分别是政府圈、企业圈和社会组织圈，目前政府圈最大，企业圈有点大，而社会组织圈则是最小的一个。然而，真正了解老百姓现实需求的就是小区所在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能够很明确地告诉人们，你要什么，我满足什么。有很多的特殊人群、困难人群需要关爱。也就是说，从政府那边得到资源以外，社会组织这里也可以得到资源。通过这样的办法，达到满足公众需求、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行政化、人才低能化、服务多耗化现象，需要加快改革，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发展方向的新体制。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它在关爱困难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参与公共政策、促进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发展过程中，社会组织遇到了许多困难，这就要求企业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更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购买公共服务、调整双重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记者：发展社会组织，当务之急是什么？  

徐家良：社会组织的发展除借助政府力量外，还可以借助市场的机制、市场的力量，向市场和企业借力。动用企业的资源力量，更多的是要借助企业的市场运行机制。前几年我到台湾访问，看到一个加油站由一个基金会承包，但是其中有一个条件，雇佣的人员是残障人士，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残障人士的就业问题，即运用了市场的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现在的社会不是缺钱，也不是缺少有爱心的人士，真正缺乏的是一个做公益事业的环境，还没有养成一个习惯，一些悲剧性事件报道出来之后，大家都很痛心，都很难过，甚至一些报道也会带来很多社会捐款，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事情做在前面呢？  

如何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记者：近年来，我省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工作，制定出台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在全省加快建设“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实现“人和”，在村民自治方面您有何建议？  

徐家良：村民自治方面，比较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和关系建设。制度建设从村民自治的规范着手，制定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包括选举制度、村民大会制度、村委会会议制度等，在村务决策与执行过程中，让村民有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浙江温岭村民恳谈会的做法值得提倡和借鉴，它的价值不在于召开一次二次村民恳谈会，而在于从1999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关系建设中要理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变行政领导管理关系为行政指导与服务关系，确保村委会去行政化，还村民自治的本质特征。现在不少地方推行村官制，把大学生派到农村当村官，这是非常好的做法，但最好的选择是与当地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既有见过世面的村官，又有了解本地历史和熟悉本地情况的人才，共同推进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  

记者：加快建设“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让广大农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社会组织在好习惯、好风气的形成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徐家良：每一个村民都希望过上幸福生活，一般比较看重家庭成员身体好、经济收入增加和邻里关系和睦。好习惯和好风气的形成主要靠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道德伦理重建。只有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多元可持续发展，才能为好习惯和好风气创造好的物质条件、奠定扎实的经济基础。在农村，既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帮助和关爱，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建道德伦理，使农村成为安全、可信与宜居的地方。社会组织在这些方面都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以村委会为主，形成社会组织圈或群，不仅需要老年协会、妇女组织、青年团组织，还应该有各种经济组织、兴趣组织、体育活动组织等。通过组织化的活动，使不同村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组织，促进村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反映村民的呼声与要求，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农村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四川日报》 2015.07.01 第06版 理论创新  

原文： 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