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从"第一等大学"到"世界一流大学"
唐文治老校长的宏伟设想，为交大一百多年的发展提供了追求卓越的激情和梦想。
“第一等大学”目标的提出，是对自南洋公学以来学校10多年发展形势的判断。
办“第一等大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为中国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建设“双一流”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关乎高等教育能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更关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学能否在世界高等教育之林中展露实力与自信。
回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其实，我们对于“一流”的概念并不陌生，尤其是对于即将迎来120周年双甲子校庆的上海交通大学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交大梦始于第十一任校长唐文治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尚处于政局动荡、国运黯淡的辛亥革命时期，唐先生就先知先觉、高屋建瓴、深谋远虑，豪迈地提出了建设“第一等大学”的目标。正是唐文治老校长这样的宏伟设想，为交大一百多年的发展提供了追求卓越的激情和梦想，引领交大在争创一流的历史轨迹中奋勇前行。
唐文治先生的办学目标：“第一等大学”
众所周知，唐文治先生是交大早期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校长之一，历来深受交大师生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尊敬与爱戴。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就可以更全面地研究历史的发展进程，进一步发掘唐先生办学思想和实践中灼灼生辉的宝藏，并且做出更新的历史诠释。
我们认为，唐先生所作出的教育贡献和惠及后世的精神风范，来自于先生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向西方一流大学学习的大胆尝试；来自于先生始终不渝、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德育化人的精神风范；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始终不渝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等大学之路。
先生本系进士出身，中央政府高官——曾官至清政府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然而1907年他毅然弃官从教，选择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师”之路，南下出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时名）的监督一职，执掌交大14载之久，成就交大早期发展历史上的辉煌。
先生执掌交大期间，中国正处于清末民初风云跌宕的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清政府行将倒台之际，作为隶属于清政府邮传部的学校在政局动荡中该何去何从？
然而，就在此时，年逾不惑的唐先生，以长期身处中枢的阅历识见，怀具经天纬地的胆识气魄，决定脱离清政府，将学校更名为南洋大学堂，并首次提出要将本校建成“中国第一大学”的理想。当时上海的《申报》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
“1911年11月6日下午4时，全校师生大会在大礼堂集会，唐文治登台首先宣布：‘本校自即日起改名中国南洋大学堂。本校全体师生员工要以坚定毅力维护新中国，本校将来须成为中国第一大学，校旗所到之地，即中国国旗所到之地。’大会进行至下午6时，全场电灯齐亮，光明如昼，师生群情激动，高呼‘南洋大学万岁’。”
当时的清政府尚未完全垮台，南北尚处于激战之中，胜败难料，唐文治即果断宣布更校名为“南洋大学堂”，宣布“将来须成中国第一大学”，既体现出他对民主革命一方所持的拥护态度，也表达了他和师生们对办成“中国第一大学”的远大抱负。唐先生于此时提出建设“第一等大学”并非心血来潮，空谈口号。
首先，造就“第一等大学”的理念，扎根于自己的经学教育与从政经历。
唐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发奋攻读经书，17岁师从太仓理学名家王紫翔先生学习。此时，王师就谆谆告诫：“汝学作文先从立品始，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文。”唐文治于是谨记师训，潜心修炼品德，研习国学，致力于当“天下第一等人”，做“天下第一等文”，这自然会影响到他以后办学育人理念的形成。
1892年，唐文治考中进士，开始了京城十数年的仕宦生涯。在京从政期间，他积极参与新政与外交事务，有机会近距离体察世界大势，认识西方先进文化。1901、1902年，他两度出国，先后考察日本和英国。尤其在英国期间，他访问了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他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洵大雅宏达之薮也”。对比我国落后的现状，唐先生深感中国要振兴必须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培养自己的实业人才，培养这种新型人才就要大兴新式教育事业。而且在唐先生的愿望中，应该举办能培养出领袖一级的人才，在国外可以与西方相媲美的一等学堂。唐先生这样表达心声：“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又说：“维余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材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
因此，早在商部任职期间，唐先生就倡导广设西式学堂，培养实业建设专才。而时至1907年来到上海，专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之时，他终于有机会将自己的抱负付诸于建设第一等大学的实践。
其次，“第一等大学”目标的提出，是对自南洋公学以来学校10多年发展形势的判断。
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原本就办学早、起点高。南洋公学肇始于1896年，创始人盛宣怀在规划之初，就设定办学目标是举办与北洋大学堂的分立南北的南洋大学堂，旨在培养“政治家”、“出使大臣、总署大臣”一类的桢干大才。但是鉴于国内新式基础教育薄弱，为了夯实基础，南洋公学率先建立了三级学制——外院、中院、上院及特班和师范院，在一校之内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三级体系的雏形，引领教育新风。1905年，南洋公学改隶商部，从培养政务人材转向实业教育。到1907年，唐文治到任后，进一步明确以兴办工科为主的实业教育。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成果，高薪聘请外籍专业教员，1907年底，建成铁路专科，是为交大高等工程教育的发端。次年8月设立电机专科，首开我国电机工程教育的先河。1909年办成航海科，是为我国最早的高等航海教育。
由此可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交大已经完成铁路、电机和航海三科的创建，为建成工科大学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旧革新之际，唐文治提出更名南洋大学，在将来建成“中国第一大学”，是有底气的，是出于学校十多年的办学成绩进而审时度势的结果。
“第一等大学”理念的完善
不过，民国初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持续动荡，办学缺乏安定的环境和有利的物质条件，尤其是办学经费严重短缺，这使唐先生建立南洋大学、打造“中国第一等大学”的壮志雄心屡屡受挫。
唐先生曾回忆说，在经费最窘迫的时候，甚至“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然而，他并未在困境中灰心失望，而是在师生及校友的辅助下，持之以恒，呕心沥血，推动学校在困境中继续发展。
辛亥革命后，按照民国初年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制定的大学新规，要求大学必须是文、理、工科的多学科结合，但学校仅有工科，于是南洋大学的更名没有被采纳，转而命名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面对大学升格的挫折，唐文治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愈挫愈勇，继续推动学校早日建成工科大学。他一方面对原来专科进行调整充实，以国外工科大学的课程设置为蓝本，努力使得教学质量达到了工科大学的一般要求；另一方面于1917年创建铁路管理科，形成了工科为主、管理为辅、工管相结合的工程教育模式。翌年又将专科三年学制提升为四年，其他图书设备、校舍建筑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坚忍努力，至唐文治离职前后，学校实力大幅提升，工科大学的建学目标指日可待。1921年5月，也就是距唐文治离职不到半年，交通总长叶恭绰宣布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为中坚，与北京部分和唐山部分一起正式合组成立交通大学。
在办成工科大学的艰难过程中，唐文治致力于向西方一流大学学习，借鉴西方工程教育的先进经验。当时，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国内几乎没有办学经验能供参考，唯有大胆借鉴欧美工程类大学办学经验。唐文治来校后，对外国一流大学的章程进行了认真研究，最终主张学习美国工科大学的办学经验，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同类工程专业为蓝本，教科书直接购自美国。又聘任万特克、谢尔顿等美籍教员主持专业教学。基础课、专业一律用英文讲授，学生作业、考试也一律使用英文，极力使学校专科所培养的学生达到美国本科大学毕业生水平，乃至在当时举行的全国庚款留学考试中，最初几年工程一科所录取者，几乎全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国在美留学生中，但凡持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毕业证书的学生，均可与美国学生一样享受直接报考大学研究院的待遇。学校由此声名鹊起，获得中外人士的广泛认可与交口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唐文治在借鉴、学习西方教育经验的同时，主张办理新式教育时应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国情，使得外来的西方教育中国化、民族化。他说：“吾辈为中国之人，办中国之事，自当有中国之常识”。为探索外来的工程教育本土化，创建富有本国特色的高等工程教育，唐文治在掌校期间进行了各种富有创见性的种种尝试。其中最富有特色的就是开展国文教育。
唐文治重视国文教育的用意有两点，一是努力运用本国语言文字来表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导科学教育走上本土化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以此为载体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与科学教育互补。为此，他专设国文科，开国文大会，自编课本讲义，还亲自登台教授，演示读文法，即今人所称的“唐调”。又亲自制订了“勤、俭、敬、信”的校训，在礼堂悬挂了摘自儒家经典联幅：“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作为学生砥砺道德品质的座右铭。在唐文治的大力倡行下，国文教育成为学校的一大教学传统，形成了重视研习国文以及讲求道德教育的浓厚风气。
1920年，唐先生因目疾日深而辞去交大校长一职，移居无锡从事国学教育。但是唐先生始终关心交大的发展。1930年，他应邀返校参加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在致辞中对兴办“第一等大学”有了更完整的表述。他说：“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
由此可知，唐先生一直在思考并践行着自己在办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目标——办理“第一等大学”，对交大全体学人提出做出“第一等学问”、成就“第一等事业”、培育“第一等人材”的殷殷期盼。同时，他特别强调，所有这些成就的前提都必须是“砥砺第一等品行”。
可见，一方面，作为工科先驱唐先生，注重先进科学技术教育，力图培养出可以与欧美各国争胜的一流人才；另一方面，作为国学大家，他又致力于儒家精神的现代传承，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品行的体用兼备之才。因此，我们认为他的历史贡献在于，既为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与世界一流接轨提供了有益的早期教育实践，同时又为来自西方的科学教育融入中华优良传统文化进行了十数年身体力行的尝试，他力图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等大学之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唐先生中西结合、工文并重的教育模式，造就了一批文理兼通的早期科技人才，如淩鸿勋、丁西林、杨荫溥、周厚坤、支秉渊、冯简，等等。浓厚的人文教育环境还影响了一些学子成为民主革命家、文化界大家，如无产阶级革命家陆定一、侯绍裘，著名新闻工作者、文化斗士邹韬奋，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戏剧家洪深，画家朱屹瞻，文史专家朱东润，教育家孟宪承、廖世承，等等。
同时，由于唐先生打下的办学基础、塑造的优良教风，使交大的发展蒸蒸日上，在建国前已跻身国内“第一等大学”的行列。在当时培养出的莘莘学子，许多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例如，既出现了像江泽民、汪道涵学长这样的一等领袖人物，也出现了以钱学森、吴文俊学长为代表的一等科技人材。
从“第一等大学”到“世界一流大学”
以唐先生为代表的交大前辈对办“第一等大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为中国今天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界仍以西方为楷模，大力学习西方先进办学经验。但是，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中的一个基本病症。早在上世纪早期，唐文治所进行的将西方工程教育中国化的深思与力行，将外来教育民族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应能为我国当代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背景，为我国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带来诸多启示与智慧，同时也为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历史经验。
建国后，上海交大曾经因受到院系调整、西迁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发展一度受到了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均取得长足的进步，交大抢抓机遇、敢为人先，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及时提上了学校发展的议程。
早在1978年4月4日，学校召开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校誓师大会，时任党委书记邓旭初提出“把学校建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理工科大学”。1987年11月20日，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一期建设工程竣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专程赶到闵行校区参加庆祝大会，挥笔题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努力把上海交大办成第一流大学。”1995年12月，江泽民在交大百年校庆前夕，又为母校题词：“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1998年1月学校在召开第七次党代会决议报告中正式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在2015年3月的校党代会十次会议上，学校再一次重申了2020年初步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到建校150周年，全面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性奋斗目标。去年10月24日，国务院下发的《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了更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必将推动交大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今天的上海交大，工科的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30名；理科整体实力接近世界前100名；生命医学学科整体实力接近世界前200名；16个学科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前1%，形成若干具有冲击世界一流能力的优势学科群，一大批教师成长为国内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学生们参与创新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在重要国内外各类创新大赛上争金夺银，一大批毕业生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的全球影响力大幅提升，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已然清晰可见。斯人虽逝，然精神未已。唐老校长当年孜孜以求地兴办“第一等大学”、培养“第一等人才”的目标，至今还鞭策着全体交大人不断奋斗前行。成立于甲午战败后的交通大学，至今已走过近120载的风雨历程，今天我们有幸生逢盛世，更应该继承老校长的殷殷期望，借鉴老校长中西结合的实践探索，前赴后继、励精图治，努力把交大建设成为一所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科技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不断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2016年第01期
原文： 从“第一等大学”到“世界一流大学” ——纪念唐文治先生诞辰1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