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张昕：希望与国际学界有对话能力
张昕
出生年月：1975年8月
学历：博士
目前职业：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晨晖学者
专业和研究领域：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国家-资本关系、产权与公司治理、善治模式、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内政与外交、能源与自然资源
对治学影响最大的学者：汪丁丁、凯洛尔·罗斯（Carol Rose）、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
对治学影响最大的著作：《没有蓝图：俄罗斯的政治策略与经济改革后》《财产与劝说：关于所有权的历史、理论和修辞的论文集》《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社会的起源》
采访张昕前，张昕发来一份简历作为参考：本科、硕士期间学习世界经济，博士转向政治学，现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任职，所作论文、讲演也似乎是铺开了一张大网，里面的关键词有政治经济学、货币危机、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内政与外交……
“张老师，您到底是研究什么的？”
在大学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张昕乍一接到问题，就以连珠炮的方式“突突突”地为记者扫了盲。“确切地说，我研究的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个领域正在放大。”与圆润呆萌的长相有些违和，说起专业问题的张昕很严肃，带着一股霸气：他的视野很宽广，尤其喜欢跨时空跨国家、多维度地研究国别政治；他的语速极快，可以借此判断出他的大脑转速已让人望尘莫及。
学术 “ 教徒”
张昕读博士时转变研究方向的理由同样霸气：“我对经济现象感兴趣，但对现代经济学背后的哲学观和基本研究方法有质疑，现代经济学高度关注个体间平等交换，但对不公平的交易和权力关系关注不多，也比较缺乏历史感。”读博士第一年，张昕读到了一本书《没有蓝图：俄罗斯的政治策略与经济改革后》，“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清楚的例子，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如何牵扯，政策与经济又是如何相互作用，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没想到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关系研究这么有意思，”张昕从此坚定了以俄罗斯作为主要观察对象来进一步学习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决心，而该书的作者之一后来也成了他博士论文的导师。
政治原非张昕所爱，曾经甚至反感，但是张昕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永远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似乎身上有一种磁场让他与“迷茫”绝缘，或许他强大的说服力也是来源于此。他说，他若只痴迷于现象，不接触相关学科，没办法理解现象背后的事情。逼着他要将背后的故事看清楚的是“焦虑感”，“理论毕竟是工具，工具会有缺陷，我在脑海里会时不时对现有理论提问。当新的现象出现，理论却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就很焦虑，就会逼着自己进一步研究。”张昕对这种焦虑相当喜欢，他觉得学者的焦虑是必须的，“这是一种对知识的嗅觉。”
在学术研究面前，张昕如一个虔诚的教徒。在他眼中，好的研究是有美感的，“比如理论解释，其背后的逻辑能将现实一一解释通畅，这种研究堪比艺术品，能打动人。”说到此，张昕明显激动了，眼睛放着光，手势也多了起来。他之前读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给出的“书评”便极为文艺：“这本书用一个漂亮的框架把整个资本主义100多年来的历史联系起来，框架的坚硬度和美感打动了我。”他正在进行的关于冷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就积极回应了阿瑞基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这个过程很令我兴奋。”
“ 工具” 狂人
张昕在他的“既定路线”上走得清醒又近乎痴迷，又或许是因为痴迷才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每一步要走向哪里。当留学国外学习政治学的绝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中国政治上时，张昕将视野放至更远，“单个国别研究，应该重视放到更广阔的理论框架下，虽然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但是多做些跨时空的多维比较研究，才能打开思路。不然只会陷入一个怪圈：要么就非常喜欢美国，要么就痛恨美国、高度颂扬中国，把东西古今之争都下意识地简化成中美对比。走出这个误区的方法就是研究中国以外的事。”张昕一直坚持做研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研究工具，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并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动辄就谈“中国崛起”。他学习过了俄、英、日、西班牙四门外语；闲暇时会看很多历史政治方面的纪录片，也会在讲课时将纪录片作为加深学生直观印象的手段，“我非常希望以后能开一门课——《电影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变迁》。”
张昕简历上有一个选项特别奇怪——“田野调查”，这个在人类学使用频繁的词语竟然出现了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履历上。张昕对此另有解释：“人类学在意涵上卓有贡献，我们的学科却没有太重视。人类学常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我们而言绝对是个有益补充，其优势是善于将观察对象缩小到个体，将观察视角放到底层。”张昕把这个借来的工具用到了自己的研究中，“通过观察、访谈，我可以接触到实实在在的人，视角会变得微观，在这个过程中才有可能直面人们行为的意义，而大规模数据分析中不能完全确定的因果关系也有可能凸显。”从美国到俄罗斯，再到印度，张昕的脚印扎扎实实地踩在了一个个具体的城市、乡村，今年夏天他的足迹又要印上格鲁吉亚的版图。他的脑子就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多核中央处理器，能迅速把田野间采摘的生果提炼充实到他的理论体系，“一个理论，肯定有其产生的背景，我习惯追问自己，时空环境若做些改变，会产生哪些新的变化。”张昕说，他研究的内容有时会像智力游戏，他会下意识把其中一些内容放到现实中考量，“比如大国关系理论，放到企业、学校内部都是高度相似的，但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结构的一些理论放在大学里就不适应，我们就要找出原因，有差别就有值得研究的空间。”
或许是凭借这样广阔的视角与思考，张昕的感悟总是有所不同：最近，他在关注冷战后中印俄等国际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很多人认为这些国家在冷战后经济成长带来的体量上的变化促使他们去参与修改国际秩序，但张昕认为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中替代性体系规则的修订，并不只是经济体量增长的结果，“他们重塑规则的动力来自于内部的结构变化——一种相对特殊的新的资本主义形态，我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形态’，这种形态与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有系统性差别，因此这些国家声张的规则和先行的自有资本主义的规则并不一样。我们要结合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化来看今天的规则修改问题。”
时间赛手
在研究领域放入了太多的热情与雄心壮志，张昕的生活轨迹也因此改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完博士后，张昕在美国执教两年，但他不是个“安分”的人，他有他的理想：“我教书的地方比较偏远，无论是周遭人谈论的话题，还是接受新信息的速度，对我想要研究的内容并无帮助。我想要做长远的研究，因此决定不在那里浪费时间了。”回国后，张昕如鱼得水，“政府对大学的资源倾斜是惊人的，我研究的这个领域得到的资源与关注都是我在美国时得不到的。”
尽管回国后白头发多了一半，尽管有许多行政事务缠身，张昕还是乐此不疲。他眼里看到的，是“一带一路”，是“中国对世界的新贡献”……是众多刺激他思考的信号。“信号多、纷扰多，怎么静下心来做扎实研究，在热闹中把自己变得慢一点，是我现在要攻克的问题。”从家到单位，张昕要用上1小时15分钟，地铁上相对稳定的45-50分钟是他每天固定的研究时间，“我研究的领域接触时事与政策较多，需要做一些政策评论，这段时间我就用手机阅读、想些东西”，张昕说，在国内要想成为一名好学者，就得学会利用碎片时间，“我在试着培养一种能力，在等人、等车、等会议开始前的一段时间迅速静下来做些思考。若是等一个舒服的研究写作环境再开始，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政策评论是张昕专业领域内研究产品的一个具体体现，他在重视之余也有着非常坚定的原则：“我一直在避免空中楼阁式的空泛评论，也要求我的学生不要误入歧途。评论要建立在核心的学术研究之上，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政策咨询、时政评论都能找到相应的论文、书稿文章、数据出处。”张昕认为，以大学为根基的学者，要安身立命，就要有知识素养、要有核心研究。“我还在学习、探索当中”，张昕说，在学术这条路上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流的学者，与国际学界有对话能力，而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赢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和尊重。
采访过程中的言语往来一直都非常正儿八经，直到最后让张昕评价私底下的自己，他回应：“不是一个无聊的人”。这一点基本可以印证。尤其是当他霸气地吐出“我不是‘直男癌’”时，这突变的“画风”让记者措手不及。
来源｜ 文汇报2015-02-13 原文记者｜ 刘力源 本网编辑｜ 戴勇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