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蕴十足的长宁路
26.07.2015 12:28
本文来源: 看看新闻网
从筑路起，这条马路就是该地区一条重要的交通干道。一直到1943年，汪伪政权接收租借，以四川省县名，改称为“长宁路”。1945年，国民政府置区时，“长宁区”就是取长宁路的路名而命名的。白利南路的往昔为什么用了英国驻沪总领事巴伦·白利南(Byron Brenan)的名字？原来，这条马路修筑的动议，来自他和葡萄牙总领事华德师(J.M.T.Valdez)——1901年，是他们同时照会上海道台袁树勋的。
(图：上世纪二十年代，行驶在白利南路上的公交。这条线路由于华商董杏生的公司运营，是上海最早的公共汽车路线)
话说这个白利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参与过不少重大事件。
（图：康有为的好友，李提摩太）
说到长宁路的历史，必提两个字“兆丰”。这两个字从哪里来？从英国兆丰洋行而来。如今，上海保存最完好的公园，中山公园，过去就叫“兆丰花园”。
它有一个英文名字，Jessfield Park，因此也称“极司非而花园”，这里过去是兆丰洋行大班、地产商霍格（H.Fogg）的私家花园。“Jess”的传说老上海都知道，现在的万航渡路，过去叫“极司菲尔路”，跟中山公园过去的英文名字如出一处。那么，这个英文名字来自何方呢？
据说在上海开埠之初，有一个葡萄牙商人路过虹口一家马戏场，听到里面有一少女的哭声很悲，即付银两为她赎身，并托付于一美国传教士。
（图：兆丰公园当年的正门）
后该少女随传教士赴美，就读后复回上海，嫁给了传教士。传教士即为她在沪西购地建屋，因该女子名极司（Jess），故称此地为极司菲尔(Jessfield），意即“极司之地”。
由于这一风流艳闻，在当时旅沪的外国人中流传甚广，故“极司菲尔”在外侨中也是知名度很高的地名。后来，霍格将花园北半部，靠近苏州河的部分卖给了美国圣公会，圣公会在那里创办了圣约翰书院，以后发展成圣约翰大学，也就是今天毗邻中山公园的华东政法大学。
191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花园南半部，改建为租界公园，定名为兆丰公园。1943年，日本占领军将租借交还汪精卫政权，“兆丰公园”于是改名“中山公园”，并沿用至今。
“银门叠翠”，“花墅凝香”，“水榭絮雨”，“绿茵晨晖”，“芳圃吟红”，“双湖环碧”，“荷池清月”，“林苑耸秀”，“独木傲霜”，“石亭夕照”等等。这些景观至今还能看到他们的模样，其中有些，最老的可以追朔到上世纪初。
比如，“石亭夕照”的大理石亭，就是1935年迁建园内的西方古典主义园林建筑，尽管文革中受损严重，但在97年又得以部分修复，99年还被列为上海市的保护建筑。不仅如此，笔者在介绍法华镇路的时候，就曾提到过，老法华镇的一些遗迹，也都被搬到了如今的中山公园内。
而翻看上海的近代租界历史，中山公园还和一段典故有着密切的渊源。大家从小学历史，都看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但是，是否听说过“洋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呢？
“洋狗不得入内”1919年1月16日，租界某行政官员的夫人，带着一只既无口套也没有系带的洋狗进入兆丰公园，引起纠纷。
（图：当年兆丰公园内卖“美女牌”冰激凌的女孩）1922年10月26日，兆丰公园颁布“禁止携狗入园”的新规定。然而，新规定引起一部分外国人的“强烈反感”，因而向工部局表示“抗议”。在这些外国人的潜意识中，他们携带入园的是“洋狗”，不应该被禁止入园。“兆丰别墅”长宁路上还有一处“兆丰”，当然不是现在中山公园旁边的商品房“兆丰家园”，而是上海滩著名的老房子，兆丰别墅。
1928年，兆丰公园开始对华人开放，附近的地区，便逐渐开始成为了金融界上层人物，理想的居住场所。
1929年，浙江兴业银行在兆丰公园东侧沿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兴建了3层西式住宅数幢；5年后，交通银行襄理，于弄内东西两侧，又建造3层西式住宅数幢......一直到1946年，大东书局总经理建造独立花园洋房于弄内西侧。前后数十年间，那里共建造了住宅近30幢，渐渐形成了兆丰别墅今日的规模。
“老报人”严谔生兆丰别墅内，不乏名人居住。著名报人严谔生，就是其中之一。
1929年，严先生在沪创办“新声通讯社”，着重报道国内外的经济动态，揭露日本叫嚣“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背后的阴谋，披露侵华文件“田中奏折”的内容。1936年，他创办的《立报》，还曾声援“七君子”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
解放后，严谔生历任市财委委员兼市府副秘书长、市工商局副局长，市文史馆副馆长。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死去。张治中旧居曾在兆丰别墅区住过的，还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
张治中所住的兆丰别墅77号，是一栋独立的花园住宅，建于1940年，南面有一花园，西侧就是兆丰公园。
张治中参加过北伐，抗战。抗战胜利后，三到延安，促成《双十协定》的签订，主张国共谈判，和平建国。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任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谈判破裂后毅然留在了北平，参与新中国的政事。除以上人物外，在兆丰别墅住过的还有如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爱国民主人士、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等。
如今，那些烜赫一时的人物大多已经作古，住在兆丰别墅的只是些普通的市民，但从考究的建筑构造，别致的钢窗，残留的壁炉水汀，蔽荫的法国梧桐，仍可以想见兆丰别墅当年的风采。“中研院”
长宁路865号，原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如今是中国科学院微系统研究所，与中山公园隔路相望。其中一部分园地，原属蒋家花园，于1968年划归冶金所。
1928年6月在南京召开第一次院务会议，蔡元培被推为院长，杨铨为总干事，总办事处设在南京，后在上海增设驻沪办事处。在愚园路884 号定居时，蔡元培常在工余、假日到兆丰公园散步休闲，并曾吟诗留念。
“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筹划中央研究院及各研究所内迁，从愚园路884号搬到华山路303弄16号，只住了一年就去了香港。
“消失的圣玛利亚女中”
在长宁路上，有些历史已难再现昔日风采，尤其是这几年的大兴土木，不得不说，什么保护，什么尊重历史，都敌不过开发商提供的GDP——“圣马利亚女中”的遭遇，就可以说是“令人愤怒”。
长宁路1187号，中山公园西南侧。
这里曾留下了张爱玲的中学时光，她的小说，散文和评论的处女作，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发布的。而2004年出版的另一部张爱玲遗稿《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她直接以圣玛丽亚女中同学为底本写的。
1952年7月，圣玛利亚女中与中西女中合并，形成了“市三女中”的前身，而后者的终身名誉校长薛正，就是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的。
关于这处建筑的历史，笔者曾经在“消失中的圣玛利亚女中”一文中，有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轻轨站台上，曾经还能看到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而如今去看，那里已经被彻底拆光，管你上面是否写有“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从“沪杭铁路”到“三号线轻轨”这张历史照片记录了长宁路的一段往事。
照片上的位置，正是当年的长宁路道口，这里经常“拦档子”，把路人堵在两边，最长达四十分钟，让附近上下班的工人，叫苦不迭。
这段铁路就是“沪杭铁路”，长宁路道口、火车西站南边，当年还有个钢筋混凝土碉堡，上面布满了被子弹击中的凹痕，直到建轻轨三号线时，碉堡才被拆除。
对于碉堡背后的历史，多年住在这里的老人曾在晨报上撰文回忆：
1949年5月底，解放军七十九师首先沿长宁路攻入上海市区，长宁路响起一夜枪声。
母亲告诉我，那夜子弹横飞，顽抗的国民党军队以沪杭铁路据守，抵抗沿长宁路向东进攻的解放军，国民党军队的子弹落在屋顶，打碎的瓦片噼里啪啦响成一片。面对碉堡里射出的机枪子弹，为了不造成长宁路两旁市民伤亡，解放军没用过一颗手榴弹，更没用过炸药包，解放军却因此大量伤亡。
天明时枪声平息下来，家人个个平安无事，内心明白：天真的亮了。
父亲骑上自行车，照样沿着长宁路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道口以西的长宁路上，躺着不少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鲜血染红了长宁路。那天，兆丰公园大门口广场上坐满了解放军战士，一片土黄色军服成为长宁路的崭新街景。就这样，长宁路成为了上海少数首先解放的马路。据说，陈毅的吉普车就是从长宁路开进了设于圣约翰大学的上海市军管会，揭开了新上海的辉煌篇章。
西新街的“流氓”
解放前，长宁路两边就分布着不少工厂，有国棉五厂、二十一厂、国营一机、钟表元件厂、大名铁工厂、安乐毛纺厂和猪毛厂。
与此同时，马路边还有不少棚户区，西新街，就是其中一个，这里曾是长宁著名的“苏北窟”。宽带山上曾有上海网友回忆说，当年上海三大“流氓窟”，和虹镇老街相比，长宁的西新街“毫不逊色”。
西新街的形成这块棚户区，就在如今的凯旋路长宁路这里，就是现在凯欣豪园和联通上海总部的所在地，“多媒体大厦”。
民国29年(1940年)，日军强拆民房辟筑道路，称西新街，寓意公园（中山公园）以西，新开辟的街道。
当年的居民大多是苏北人，解放前，应该是1949年的一场大火，从长宁路一直烧到后浜（现安化路），整个棚户区无一幸免。
解放后，那段长宁路的两边小商铺云集，有服装店、百货店、五金店、玻璃店、米店、点心店、南货店、中药店和酱园等等。
当年，去长宁路购物，大家便说去“西新街”。陋巷的小路，称为“台咯路”。如今西新街消失了，整条长宁路，从东到西，也是一路高楼林立，商贾蜂拥而至，中山公园商圈，已是名气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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