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师之本：尊重教育，尊重学生，尊重学术
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
2014年9月26日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2008年前学校提名我申报上海市模范教师，我自感不是合适人选，但还是被说服了。给我表格的那位年轻行政工作人员对我说：“推荐全国优秀要有‘故事’”，对没能推荐我更高一级评优表示歉意。我参加了该年市教委举行的优秀教师的座谈会，听了几位全国优秀教师的发言，比如辞去上海的教职到西藏边远地区教书18年，又比如重残在身仍坚守教职，这些教师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他们的贡献让人敬佩。今年学校提名我申报全国优秀教师，这是学校对我的抬举，推脱有点“不识抬举”，同意申报的话又自感颜容苍白。有关部分直接找我的学生写了申报材料，做了些被我称为“新娘化妆”的事。我或许有点苦劳，但依然没有“故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闪光”之处，评上后更觉得诚惶诚恐。我深深感到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我毕业留校那年，也正是“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的那一年。尊师重教作为国家复兴基础的理念成为共识，高校大发展的帷幕正徐徐拉开。我本人的发展一是借了外语教育发展的强劲东风，二是受到了几届学校领导的培养和很多前辈老师的扶持。
我觉得我做的是在座的老师们都在做的同样的事：认真对待每一节课，对待每一个学生，对待每一份要批改的作业，对待每一次讲课和每一次面对面的指导。我总感到至少要对得起奋斗多年考入上外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要对得起做教师的这份职业。我一般不说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因为任何职业，外贸公司当职员或公交车当司机，都是神圣的，不可或缺的。但我们的这份职业是特殊的，面对的是成长中的青年，我们的责任意识，我们的品行举止，以及我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会影响正处在塑型阶段的大学生。我们一直处在学生众目睽睽的凝视之下，因此“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重要。我这三十余年施教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寄托着无数家庭的期望，也是国家未来的期望。这样的职业容不得我们的懈怠。
我对自己提出3个“尊重”的基本要求：尊重教育，尊重学生，尊重学术，并努力以此为从教的基准。我历来认为，我们从事的是高等教育，不是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对就业而言，高等教育以人的终身发展为目标。外语院校不能只是一个传授语言知识、培养语技能的地方，还应在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分析思维，聚合思维，开放思维等高级层面启发学生，在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的同时，也需要培植民族文化之根基。“培养人”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一是人品道德，生活态度；二是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所谓尊重教育，教师首先要有爱国之心，要有信念和正气，要有强烈的责任心。我们更多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课堂内容的讲解在引领和塑造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学习和认识中摆脱功利和庸俗思想，树立远大理想，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包容理解的心怀。同时教学又是一门真正的艺术，这门艺术永远有提升的空间。施教之功，贵在点拨，恰到好处的点拨比单向灌输更有效果，也更见功夫。必须趁势用力，激发学生的潜能，做到引而不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在注重学生的专业基本功的同时，也比较重视他们文化视野的培养，鼓励学生广采博纳，独立思考，帮助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专业兴趣，提升科术素养。
一个合格的教师，不管他水平多高，他必须是尊重学生的。在中西文化激荡交融的外语院校，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尊重个性的今天，我们只有在倾听、尊重学生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引导和影响学生。我本人比较注重与学生平等地探求知识，不让学生感到交流中存在距离和隔阂，一直非常注意与学生站在同一平台，讨论式、互学式地进行教学和交流。目前我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带教博士生、博士后和国内访问教师，这种互相尊重的平等的学术互动，尤为重要。你不尊重学生，学生不会从内心真正尊重你。我认为教师治教不能以“我讲你听，我教你学”的态度，权威不可能靠摆出一副学者的模样建立的，教师应以一种包容大度、兼听兼学的虚心态度，树立起学生心目的权威。一个教师的工作，学生自有评说。你认真做好学问，负责任地上课指导，他们会到处颂扬你。反之亦然，逃脱不了舆论的评价和监督。
高等院校既是教学的基地也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因此我认为高校教师对待科研要有一种自觉，就像对待教学要有一种责任心一样，把对学术的尊重当作高校教师生命的一部分，不能太功利。我曾给青年教师举过一个体育锻炼的例子：一个人绕着操场跑步锻炼，日复一日，花了时间和精力，看似一无所获。其实通过锻炼他变成了一个体格上更加健硕的人，为一切工作和生活打好了身体基础。同理，一个人经常看书，想问题，写论文，学习严谨、逻辑地表达观念，这样的“脑力锻炼”使他在理智上成为一个更加健硕的人，一个更加深刻、敏锐、科学的思想者。这就为包括教学在内的一切与认知相关的从教和研究活动打好了基础。学术研究作为教师职业的一部分，不会劳而无功，它至少是一种“脑力锻炼”，强化了我们的思辨能力。做学问是严谨的思辨活动，需要以大量的阅读为基础，需要视野，需要问题意识，需要考证、立论和推断，需要静心的思考和逻辑的表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学生的创造能力和思辨能力，那么高校教师自己首先要有这样的能力。即使从教学角度来说，教师的这种能力最终使学生得益。
我1992初从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20天以后就开始当系主任，直到2012年年过60卸任，担任系/院主要负责人整整20年。管理工作是教学、科研、行政“三头”中耗时耗力最多的一头，但我的立足点是教师。我认为只要具有责任心，有效地利用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可以做好的。当教授学者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受八小时工作时间的限制，也不受周末周日、学期假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在学习、思考、观察、发现，随时随地都在报刊、网络、与他人的交流中撷取。对于很多外语教师来说，最缺少的不是时间，而是敏锐的问题意识、分析考证和逻辑思辨能力。某一刊物对我的一次书面采访中，我对自己的工作习惯做了比较扼要的归纳：
采访人：“ 听说您周末和节假日也都工作，经常工作至凌晨，请问是真是假？”
被采访人：“ 亦真亦假。周末和节假日也工作，这是真的； ‘ 经常干到凌晨 ’ 是假 ‘ 新闻 ’ 。我天天打鱼，不太晒网，但一般不求满载而归，不为打鱼起早贪黑，相信只要撒网，鱼多鱼少都是收获。我的工作习惯是只要可能，每天坚持都做些与教学与学术相关的事情，包括阅读、备课、做笔记和写论文，做到有效地利用时间，争取努力做到两点：一不让自己处在一种惰性或慵懒的状态，二不让健康成为学术成就的代价。我相信持之以恒是成败的关键，相信积累，相信坚守。”
从教近40年来，我一直试图朝我自己认定的合格教师的标准靠近，通过积累教学经验，通过阅读积累知识，扩大视野，不断丰富自己。如果说我自己评价有什么优点的话，我感到几十年来学业上一直在长进——很少狂奔冲刺，但小步快走，不太停顿。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吃老本“，因为教学理念、学术理论在不断发展更新。我不是搞语言教学研究的，但也在积累、思考、观察、分析中发表了数篇教学研究论文，让同行分享外语教学的认识。我在“谈我国高校专业英语‘两个走向’问题”一文中，提到了目前我国高校的专业英语教学实际上分成了两股的现状，我称之为“应用英语专业”和“英文专业”，讨论外语专业是应用学科还是人文学科的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及好几个场合都提出，在目前全球化态势下的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超越“学以致用”，以“学以致知”为口号，凸显人文专业的特色，旨在素质，旨在博学，改变“小才拥挤，大才难觅”的现状。这些宏观层面的讨论和呼吁，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的呼应。同样，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出版了几本学术专著和几本名著译本，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主持了一些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主编了一些教材，但这些都是长期的阅读、思考、书写的自然结果。这样的阅读、思考和研究，能促使我的教学变得更加厚实。
我一直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直到60岁以后，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加在一起应该有百名左右。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中，很多已成为我国外语界的重要学术力量，有15人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付出得来的回报。我的第一部专著《20部美国小说名著评析》出版于80年代，当时积累甚少，实际上写得很肤浅，但不止一次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其他大学的教师走过来说，“虞教授，我是读了您那本书开始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这样的反馈让一个当教师的感到非常满足。1994年出版的《新西兰文学史》获得了教育部的优秀学术专著奖，参加的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5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获得首届政府出版奖，编写的《英语短篇小说教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论文《萨科事件：文化语境与文学遗产》被《新华文摘》收录，这些都是对我当教师的工作的认可，同时这些小成就是在学校领导、出版社、其他教师的扶持之下取得的。从2004年起，我开始主编《美国文学大辞典》，希望用10年时间，在退休的时候为学校、为学界留下一点有分量的东西。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获得国家社科和我校两个科研立项的资金支持，目前已经完成校样审读，出版在即。我觉得这就是当高校教师的最让人值得骄傲的地方：你的付出，你上的一堂堂的课，你的学术观点和贡献，甚至你的风格，都会被记载下来——在你的著作和论文中，在你学生的传承中，在他们的记忆里。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