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沪上论巴金精神: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自我否定"
图片说明：李辉在思南文学之家演讲“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写作的影响” /晨报记者 何雯亚
东方网11月23日消息：“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著名作家、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家（1998年）获得者巴金这些发自肺腑的文字和精神，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家，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诞辰110周年，昨日，著名学者、巴金研究专家李辉特地从北京赶来，以“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写作的影响”为题，在思南文学之家开讲。在李辉看来，巴金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人格力量：真诚、奉献、以及“自我否定”精神。
写作《随想录》
“开时代之先”
李辉的讲座是从关于巴金的“真话”开始的。李辉并不讳言，在特殊年代，巴金也曾经“人云亦云”过，也曾经写过批判文章。“上世纪50年代，巴金写文章批过胡风。1964年，他也批过老朋友柯灵的《不夜城》。我们今天再谈巴金，不必否认他也有软弱的、自我保护的方面。”与此同时，身为上海作协主席的巴金，是文革十年上海作家当中被批斗得最狠的一个，在当年连电视机都不普及的情况下，上海电视台曾现场直播过批斗巴金的场面。而在巴金下干校劳动期间，患病的夫人萧珊因得不到及时医治去世。在李辉看来，正是这些痛苦的经历，成为巴金后来进行忏悔和反思、写作《随想录》的前提。
1978年底，劫后归来的巴金开始写作《随想录》，从而达到个人文学和思想的又一高峰。当时的中国文坛，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正在盛行，但巴金从未在文章中抱怨、控诉过个人的遭遇，正相反，他一再提到自己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从道德角度进行自我解剖，并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在《随想录》中坦言：“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讲真话”的精神
影响了一大批作家
巴金对文革的反思以及“讲真话”的精神，影响了一大批同样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和他们的写作。萧乾和季羡林先后都做出“尽量讲真话，绝不说假话”的表态。而杨绛《干校六记》、梅志《往事如烟》、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萧乾《不带地图的旅行》、廖沫沙《瓮中杂俎》等一批文化老人的回忆录，都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特殊年代提供了素材。
李辉举例说，萧乾是受巴金影响最深的一位，晚年萧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对巴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巴金曾说过，在自己的朋友当中，沈从文、曹禺、萧乾三个人是最有才的，“才华超过我若干倍”。1980年，萧乾在香港杂志上撰文，谈及自己与另一位作家之间的恩怨，语言犀利，火药味十足。巴金接连给萧乾写了两封信，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和劝阻，“要大量些，想得开些，那是很小的事。请你多想想”，“来日无多，要善于利用，不要为小事浪费时光，我们已经浪费得太多，太多了”。
萧乾接纳了老朋友的好意。1986年，萧乾一组《文革杂忆》的文章交由李辉发表，他在李辉的信中明确表示这一次不写自己的遭遇。1994年，萧乾为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并在给李辉的信中写道：“虚伪的谦逊没价值，没意思，也争取不到谁。‘自我否定’得是由衷的。这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西方也不过出了一个卢梭。
理解和宽容
是认识那代人的基本态度
近年来，研究包括巴金在内的文化老人的作品很多，那一代人的“怕与痛”，被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及，有些甚至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和批判。李辉特别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和充分认识巴金和他经历的那个年代，我们就没法认识巴金和《随想录》的重要与伟大。“我们要站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分析那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选择。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开个会，你有沉默权，你可以不说话。但在那个时代是不行的，你必须表态。还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他们未必担心自己，但要考虑家庭、孩子，可能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像巴金，他跟柯灵是好朋友，他白天要念自己写的批判柯灵的文章，晚上又到柯灵家去聊天，他心里不痛苦吗？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代人的痛苦，只是一味指责，从这种指责中获得快感，那真是太容易了。”
在身为历史学者的李辉看来，理解和宽容，是认识那代人的基本态度。“宽容，就是说我认识这个事情不好，我会提醒自己坚决不那么做，但对当年做那些事的人，我是能理解的。进一步说，巴金那代人，在做一些违心的事的时候，他们心里至少还是感到痛苦的。现在的有些人太功利、太世故了，连痛苦和反省都免了。相比之下，我觉得那代人更值得我们尊敬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