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医院太平间工务员凌柏年:磕头我陪磕 落泪我也跟着落

16.11.2014  13:02

2014年5月6日拍摄的华山医院太平间工务员凌柏年。

      他的人生,围绕着一个大多数人忌讳的地点。

  9岁,他哮喘,每天跟在医院急诊室讨口氧气救急,帮着推遗体。

  23岁,他以临时工身份干起太平间的活儿。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工作,他觉得简直像中了大奖,并奉为毕生事业。

  39岁,他获得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佳工勤人员”称号。

  今年58岁的他,工作30多年来,平均每年要搬运1000多具尸体,多次在医院内被评为“先进个人”。他的领导换过8任,他的位置从没有换过。

  知道我要采访他,有人好心提醒我,说他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表达;也有人对我说,他有悲悯的情怀,当遭遇家属谩骂时他总是默不作声,有些人家到太平间要磕头,他也跟着一起磕……

  而他自己说,死人,活人,不都是人么;我所做的,是为了让活人心里好过一点。

  他叫凌柏年,华山医院太平间工务员。

   唯一感兴趣的话题,是太平间工作流程

  第一眼见他,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伸手和我握手。平头,身着挺旧的工作服,面无表情。

  他对采访没什么兴趣,甚至感到被打扰:“算了,我没什么好写的。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又不是人家年轻人要拼一拼。

  唯一能引起他兴趣的话题,就是谈太平间的工作流程——

  “流程是这样的。病房里打电话来说有人去世了,我们用车子到病房里去拉,拉了以后,有4张登记卡,写好什么病、什么病房、姓名、性别、几号箱、几日进来的、电话号码、家庭地址、什么殡仪馆、车位号……一个挂遗体手上,一个放身上,还有一个放冰库的门上,最后留一张放在我们这里。

  “家属用出院证到我们这边来拿死亡证,这是销户口的单子……我们还会给家属一个单子,上面会教家属怎么做,写得很清楚。要3份,单位一份、家里一份、报销医药费也要凭这个……殡仪馆凭这个纸条来拉人,我们凭这个纸条放人。

  “我们冰箱一天3次消毒,温度登记好,1号温度计几度,2号温度计几度,3号几度……

  这些制度是怎么来的?终于找到机会插入一个问题。

  “这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师傅没有教。我到现在没有弄错过。这样对遗体负责。最忙的时候是冬至、清明、春节、七月半,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去世的人也多。春节一个月80人……

   他常说“要不是华山医院,我早已不在了

  他的同事兼朋友王再能回忆,凌柏年家以前是大户人家,住安福路的小洋楼,家里还有烤箱。父亲曾是做生意的,后来没了工作;母亲受过教育,说话轻声轻气,和气善良。她一个人工作养家,一个月几十元钱,养6个孩子。

  凌说自己是兄弟姐妹中“脑子最不灵光的”,还有哮喘的毛病。从9岁开始,1965年,他就在华山医院周边玩耍。呼吸科医生张斯为从1978年进入华山做住院医师,“全年几乎365天都可以看到他”,穿哥哥姐姐的衣服,宽宽大大,趿着拖鞋。

  那时候,他晚上发病了,就跑到急诊间,对护士说:“阿姨,侬让我吸口气,我要断气了!”护士就递给他一根氧气管,吸一包氧气。有时候,喘得太厉害,急诊医生就给他开一针氨茶碱。但他没钱,医生们就把处方留着,给当时的革委会签个字,记账。

  凌因为服用过很多激素类药物,整个脸肿肿的。他被人骂“”也不生气。他极热心,不是站在马路上帮忙指挥交通,就在医院门口帮忙发牌子。或者帮医院门口的看自行车阿姨搬车,阿姨也喜欢他。

  14岁那年,他发病严重,差点死掉。经过华山医院两位老医生全力抢救,才终于挽回一条命。他于是常常说一句“要不是华山医院,我早就已经不在了”,也就一直呆在急诊室做义工。

  曾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做急诊医生那会儿,有自杀者送过来,闻一闻,一闻大蒜味,马上洗胃,有时候一晚上要洗几位病人,配好的溶剂不够用。张会大吼一声:“小凌!去帮了拿开水!”凌就立刻跑到医院老虎灶,拎开水过来。护士再配溶剂。

  看得多了,凌也有了些许常识,他看到哪位病人脸发紫了,会赶紧大叫“护士快点,这个病人快不行了!”如果有人去世了,他就帮着把逝者推去太平间。

  推着推着,就变成只要哪里要推遗体就叫小凌。

  如果哪天他不在,医护们会奇怪,今天小凌去哪了?

   评审的外国专家直说“OK”,还伸出大拇指

  凌柏年觉得自己天生不怕死人。

  他说,没到华山医院以前,哪边有人去世了,“我跑过去来得个快”。其他小孩子,逃还来不及呢!他还义务帮助一些派出所去搬运无名尸体。

  陈伯庭是华山医院上世纪70年代的人事处长。太平间的管理者退休了,无人接管。所有的人一听是要去太平间工作,全都鞠躬作揖“帮帮忙,什么事都好说,千万别叫我干这个”,不得已由一位当时担任会计科科长的老教授暂时兼任。

  直到有人告诉他,有个“戆兮兮”的小子不怕。他才第一次认识了凌柏年。

  这个小伙子对这个工作机会珍惜得像得到大奖,他还对陈伯庭自荐道——“我瑞金、中山、长征的太平间都去看过的!

  “你说谁会专门为了管太平间还专门去别的医院参观?”陈伯庭后来对同事说。

  凌是把这份工作当事业的。2010年初,华山医院通过了“国际联合委员会”的认证评审。当时,评审的几位专家跑到太平间一看,说,这么干净!什么都放得整整齐齐。外国专家又问凌,尸体怎么消毒、怎么保管、温度是从多少到多少……凌一一回答,外国人直说“OK”,还伸出大拇指!另一位说,这是看过的几个医院中最好的。医院领导也很高兴,没想到“这个地方”反而被评为最好。

  接任陈伯庭的人事处处长戚琴说:“他没什么文化,但能看出他有悲悯的情怀。”她曾几次目睹过凌搬运遗体。平时“戆兮兮”的一个人处理遗体时不苟言笑,一个个步骤做完,不慌不忙,自然妥帖。

  遇到跳楼的,惨不忍睹。他帮忙捡拾,并在塑料布内摆放整齐,轻手轻脚扎好。有人家已把遗体送进太平间,又返回想再看,他就让他们看,这在有些医院是不允许的。有死者手上有金戒指,他拿下来还给家属。有人送他钱,他不要,还给别人,还不掉就上交到医院。他说:“人都死了,怎么还能收人家东西。

  有一回,医院里一位同事去世。家属提出不愿再到殡仪馆感受悲伤氛围,就希望在医院太平间简单进行告别仪式。第二天来一看,凌柏年已帮逝者整理了仪容,一个人把太平间好好整理一番,把一些原本堆放的杂物挪到其它地方,腾出空间,还在墙上贴上“某某追悼会”几个大字。

  遇到纠纷,他也被家属骂,但每次都默不作声。之后告诫徒弟,不要有激怒家属的语言,不要让他们感觉再次受到伤害;要安慰家属,不要在家属面前提到遗体。如果家属不愿把遗体运到太平间来,就和家属说:“他已经过世,放在这边,会损坏他的遗体。下面的温度适合保护遗体。

  他说:“殡葬行业怎么乱,我不清楚,反正到我这里,一是一、二是二。他们有时候和我开玩笑,我说弄遗体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开玩笑。这样他们就知道华山医院姓凌的,是这样做事的。

  他多次被评上院内先进,1995年评上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佳工勤人员”。市里组织获奖者做报告,他紧张,不知怎么讲,最后简单介绍了工作经历就结束了。

   “磕两个头,我陪他一起磕。家属落眼泪,我也跟着落

  凌是亲手送走父亲的。

  父亲是在华山去世的,他说:“1983年,我爸爸在华山医院去世,我想把他放进冰箱里,但是放不进去啊……我打电话给我两位急诊室关系很好的工务员,我说我爸爸死了,让他们来帮我放。

  他顿了顿又说——

  我干这一行,一定要乐观,否则这个事做不好。你心里有压力了。那就不行了……怕的话,也做不好。

  其实我所做的,是为了让活人心里好过一点。

  做到现在,这些去世的人,我都当自己的家里人来弄。我母亲是在黄浦区老年护理医院走的。当时我去的。他们也是这样弄的。那么我也是这样处理别人的亲人。

  我刚刚到华山医院做临时工的时候,在老急诊室的时候,有位小姑娘自杀,火车把她的两条腿都轧掉了,送到我们医院里来,后来不久就去世了。也是我拉进来的,拉进来后我帮她把两个脚摆摆好,脸保护好就送到太平间里去。我想这样家属看着心里会好过点。说不清原因,反正这件事就在我脑子里了。

  还有种人,60岁还没到就走了,我看到老痛心的。最后一面了啊,我叫他儿子过来,让儿子跟爸爸讲,我会把妈妈照顾好的,叫他放心。磕两个头,我陪他一起磕。家属落眼泪,我也跟着落。

  我也会想到自己,我没有小孩,自己走的时候,随便别人了。

  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这个工作总要有人做,你也不做,他也不做,谁来做

  陈伯庭自己也承认,对死亡,多少是有点忌讳的。

  戚琴做了多年退管会工作,送走过不少同事。但即使是一些老教授,听到参加追悼会的信息也连连摆手,不想去沾染死亡的气息。还有不少人,面对亲人的离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其实,死亡是对生者最好的生命教育。她为不少同事写的悼词,在追悼会后,常常被家属讨要。一位女儿说:“我都不知道爸爸还有这样一面……

  死亡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面对死亡?这依然是一门缺失的社会课程。而回避是社会共通的习惯。

  有病房里的家属知道凌的身份后,忌讳他的存在;有人看见他会特意走开。

  在食堂里,即使很挤,凌坐的那个座位旁边,很少有人敢坐,所以他自觉不去食堂吃饭,通常只请人帮忙带来。

  太平间的墙上有个钩子,是特意为他装的,因为他发病了就在太平间里挂盐水,省得去急诊间挤占别人的座位。

  他养成了远离人群的习惯,除非是在身份不被知道的地方。他也终究没能组成家庭。去年10月,他经历了人生唯一一次旅行。徒弟领着他去了趟杭州。他去的头一件事是烧香,捐了上百元钱,回来开心得像个老小孩。

  “我做这个工作,人家看不起,但我无所谓,人家瞧不起就瞧不起。这个工作总要有人做的,你也不做,他也不做,谁来做。人总归要死的,到时候我也要死的。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他当然只能算作“小人物”,他的人生与“闻达”这类词汇毫不相干。

  他内向,一肚子往事,却不喜欢跟别人讲,“难过的时候,最多抽两根烟”。他喜欢听越剧,开心的时候会自己唱唱。偶尔,跟邻居“寻寻开心”,讲讲笑话。他乐于帮忙,虽然也知道,“人家来找我,只有两件事,要么看病,要么家里人没有了。我么,帮忙跑跑腿”。

  人们觉得凌柏年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但其实他有很在乎的东西。

  他经历过几次生死,从此开始信佛。每个月初一、十五固定去上香,雷打不动。他有一次从庙里回来对王再能说,“我在菩萨面前代你磕了三个头,因为你对我好”。

  母亲去世后,他养了一只小狗“嘟嘟”。因为自己常睡在医院,所以每月给邻居500元,打扫卫生、管小狗。后来邻居有事不再管了。朋友劝他送走小狗。他纠结了一个多月,说“我和它是有感情的”。他还说,小狗养了8年,“柏年”与“8年”,上海话听起来是相似的。但最终,他还是把狗送走了。

  王再能劝他领养一个小孩,他说,不要,我都这把年纪了。如果领养一个,才十几岁,我就走了。

  现在,他有两名徒弟,一位“80后”,一位“90后”。他们谈到与师傅价值观上的不同——师傅是那代人过来的,培养的观念是苦脏累差都不怕,可是现在社会不一样了。现在的生活好了,但是回过头来想会发现,怎么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可能人变现实了……所以我们的想法和他绝对有差别。我们这代太多人抱着投机的思想……

  一直为凌看病的呼吸科医生张斯为说,人要活得有价值。在处理死人上面,小凌比任何人都擅长做这件事。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而凌柏年反复想告诉我,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什么工作都一样,“该是我的事,做好就完了”。

  对逝者心存悲悯,对生命怀有敬畏。如此,方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