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吃辣子鸡、定做皮袄,讲述长征路上有血肉的另一面

28.10.2016  21:41

[摘要] 12年前,历史学者刘统出版过一本《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首次讲述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曾称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2年前,历史学者刘统出版过一本《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首次讲述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曾称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回忆起当时的出版过程,刘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本书涉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与西红军等敏感话题,经过了好几轮的修改。” 

今年9月,《北上》纪念版出版。刘统没有在此版上作更多的修改与增补,“现存的史料摆在这里,如今再一次顺利出版,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点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 

刘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一直致力于长征的历史研究。在初版《北上》的基础上,刘统将其拓展为另一本书《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这种断代史的写法,极易让人想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刘统也坦言自己受黄仁宇的影响极大:“就是要把对历史的考证和研究融入到我们自己的叙述中去,这样可以有更多的读者。” 

刘统说,每当看到长征史实中的细节,他就会感到“很新鲜”,“这是当时的一个生活情景,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可以还原红军战士的情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实情感,”刘统说,“我觉得讲述历史还是要按照司马迁的方式,既不是教科书式的宣传,也不是学院派的考究,而是要把历史讲成一个故事。” 

关长征的2个误解

时代周报:你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过,关于长征一直存在两个误解,第一就是长征并不浪漫,而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为什么这么说? 

刘统:这个不是我说的,而是毛泽东说的。在公开场合,毛泽东说长征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但在党内的高级会议上,关于长征,毛泽东历来都说是路线错误的结果。若不是路线错误,怎么会把根据地丢了,被迫地行军两万五千里呢? 

长征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会走上两万五千里,也没有人预先设计过这个行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毛泽东到了陕北之后,把这些痛苦的经验教训,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其中有一章专门是讲战略退却的,实际上就是总结长征的历史教训。 

长征不是红军主动想走的,而是因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迫使红军守不住江西革命根据地,犯了一系列战略上的错误,再加上江西区域本身民穷财尽,红军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才提出了长征的转移战略。 

在转移的过程中,往哪走?怎么走?谁来带领?这期间又发生了很多的斗争,比如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张国焘的斗争……所以,长征确实是经历了重重的苦难。在当时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还能把红军保存下来,把革命的事业保存下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关长征的第二个误解是“没有人在红军长征的回忆中写路线斗争”,你对此曾解释说,“这其实是因为当时包括很多高级干部在内,许多红军都不了解党内的内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信息封锁? 

刘统:这个事情说明,党的路线斗争一定是在党内的最高层进行的,在最高层,这样的矛盾和斗争是很正常的。高层里没有人想断送红军与革命,但是无论何种选择何种意见,正确的肯定只有一个。在撤退的过程中,党内最高层经历了很多斗争,这些斗争只是被记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里,不能向下传达,假如向下传达,容易引起军心不稳,引发军队混乱。 

在毛泽东和张国焘分裂的最后时刻,中央通过了决议,谴责张国焘的分裂,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这一层级,如果你是军团长,那也是不会知道的。这在当时是一种尊重大局的表现。 

人性的一面:吃辣子鸡、做皮袄

时代周报:作为研究长征的历史学者,你认为长征研究的新动向是细节化,最大的进展就是细节方面的研究。网上流传一篇何涤宙写的《遵义日记》,详细记录了红军凑钱吃辣子鸡、定做皮袄的生活细节,非常生动。如何看待这样的细节在长征历史研究中的位置? 

刘统:长征中的红军干部也是人,有情感、有血肉。在长征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但还能苦中作乐,还能寻找到一些生活中的乐趣,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 

在长征的过程中,也不是每天都要跟生死搏斗,每天都心事重重,神情凝重的。相反,有很多的生活细节能体现红军乐观的那一面。过草地爬雪山的时候,都有表现红军乐观幽默的信息,这些史料很充分地还原了红军作为人的情感。我很喜欢原始史料中的这些生活细节。 

长征研究的新动向,一个是细节化,另外一个就是实地考察,你不经过实地考察,就很难理解很多历史细节。比如四渡赤水,那么多的军阀,那么多的国民党四面围堵红军,为什么没有能够消灭红军?你去实地考察,去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才能理解。当时大家都是靠两条腿行军,在这个山头上能看到他在那个山头上,可就是追不上。再加上红军截获了国民党军的电报,掌握了情报,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没有敌人,才知道往哪里走。这些东西必须建立在史学家的实地考察上,没有切身的感受,就不能解释当时红军是怎样突出重围的。 

时代周报:当实地考察与历史文献有所冲突时,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 

刘统:最大的例子就是飞夺泸定桥。当初的史料是飞夺泸定桥的亲历者自己写的,可到了泸定桥所在的实地一看,就会知道原来讲的爬铁索根本是做不到的。100米长的铁链,至少要爬15分钟,怎么可能躲过子弹呢?!所以这里面的记载是存在问题的。经过采访当地人,才会知道,红军一昼夜狂奔三百四十里地,抢在了天亮前来到了泸定桥。川军接到通知是头一天,他们负责拆泸定桥的板子,但因为泸定桥很窄,只能三四个人作业,川军一晚上也就拆了四分之一的板子,加上增援部队没有赶到,红军赶到后用火力压制,迫使川军点火烧了桥头堡,这样红军铺木板子爬桥,才夺下了泸定桥。当地人给我讲的这个历史故事,我觉得是可信的。 

重走长征路加深历史责任感

时代周报:根据初版的《北上》,你将其拓展成为《中国的1948》,从一个切面展示了中国历史,令人想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你如何看待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与成果? 

刘统:在我写书的过程中,黄仁宇的影响对我是很大的。当年他的《万历十五年》出版,在中国的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历史应当如何叙述?成了一个令历史学家思考的话题。是走学院派路线还是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以此吸引更多读者?黄仁宇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错。 

我后来看了黄仁宇的个人回忆录,他的学术之路很曲折。作为国民党军官出身,黄仁宇亲历了国共内战,最后作为一个战事失败者,到海外去做历史研究,他的写法其实一直都不被学院派接受,黄仁宇本人在美国学术界也受尽排挤。 

我也想走不同的路子,不想把看到的历史写成说教;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把历史写成学院派的叙述方式,那种繁复的考证很容易让读者看不下去。我要向读者叙述一个故事,这个叙述的过程中包含了研究和考证。我这样的写法自然不是主流派,但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 

时代周报:如何看待80后、90后重走长征路? 

刘统:历史研究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首先要基于真实,其次要适应大众的接受习惯。我认为重走长征路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80后、90后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每个人的思维都是多元化的。不同的人重走长征路,所获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但大家怀的都是同一种情感,一种追寻当年长征前辈精神的情感。就像我当年重走长征路,站在山顶上,更加深了我对红军前辈的感情,也加深了我自己的历史责任感。 

来源:《时代周报》 2016.10.25 

原文: 吃辣子鸡、定做皮袄,讲述长征路上有血肉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