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学术出版“走出去”水平 增强中华学术国际影响力

27.08.2014  00:04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尽管举办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成为上海书展的著名品牌活动,受到中外出版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8月13日,第二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张元济讲堂举办。这场论坛时长3个半小时,共有28个主题发言,被与会者誉为“高强度的头脑风暴”。发言中,既有站在国家宏观层面和战略高度对学术出版“走出去”提出的指导意见,也有研究机构和高校给出的理论指导,更有来自国内外一线出版单位的思考和经验分享。本版今天集中刊发此次论坛部分专家的发言要点,以飨读者。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邬书林

  一个国家的文化需要被世界认同。只有优秀的、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学术思想才能被接受。真正提高学术出版水平,才能实现跨越,做出成效而被世界接受。中国学术强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基础,否则说什么都是“无本之木”。学术出版要围绕中国的思想创新、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把优势通过学术语言向世界传播。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阎晓宏

  创新性智力成果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学术出版是智力成果表现出来的重要通道,要深刻认识中国学术出版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大战略意义。当前学术出版面临由数量向质量提升的过程,出版人要积极跟踪最新学术前沿,以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出版规律的把握,推出一批高品质的学术出版物。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桂晓风

  大学出版社要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总编辑要下更大的功夫。总编辑是出版物编辑质量方面的总责任人,也是编辑队伍建设方面的总带头人。学术出版走出去不是简单的文化快餐走出去,它是一个国家的攻坚战,另外也是一场硬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编辑绝对不能缺位。

   来自专家的声音——

   建设出版名社 增强中华学术国际影响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张杰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必由之路。走过118年历史的交通大学正在创新和完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思想文化三大创新体系,为社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出新成果、孕育新思想。出版是孕育学术研究、发布学术成果的重要途径。一流的大学必定有一流的出版社。建设一流大学出版名社,进一步提升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水平,既是全体交大人的世纪梦想,也是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研究、增强中华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共同需要。我们鼓励全球优秀学者参与其中,支持出版社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国际出版平台,争取有一天在全世界的大学校园里都有交大版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在传播、研读和探讨。

   同场竞技方显学术成果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徐炯

  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祥地,也是学术研究和出版的重镇。上海理应成为国际出版和学术交流的中心,特别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要勇于发挥作用,引领潮流。近年来我们充分运用上海新闻出版专项资金等鼓励和扶持政策,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学术出版国际合作以及学术图书的版权输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术出版只有“走出去”和国际同行同场竞技,才能凸显学术成果。当前学术出版“走出去”恰逢其时,大有可为。当然还面临一些困难,学术、语言、翻译、商业模式、数字出版这些挑战交织在一起,使得“走出去”大大增加了难度,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文化政策的倾斜,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密切协作,合力应对。

   精品、渠道一个不能少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 徐艳国

  学术出版“走出去”,首先要有学术精品。“走出去”是要展示中国学术发展的成就,不是简单地“走出去”,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前提是我们有拿得出手的研究成果。就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通过研究和凝练,打造一批融会贯通,让世界都能听得懂、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非常重要。同时,渠道建设同样不可或缺,要突破既有的单兵作战的局面,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展开合作,一方面利用好既有的渠道和平台,另一方面积极构建自己的渠道。

   出版是龙头 高校为中坚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杨庆存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国家大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协调各方面,凝聚综合实力,注重实际效果。出版行业是龙头,高校为中坚,无论是学术资源还是翻译人才都具有优势,但目前没有充分发掘、利用和发挥高校的学术资源,主动策划不足,组织乏力,守株待兔为多。期望高校成为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力军,多沟通、策划、组织、推荐和承担,通过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高校出版社的强力助推和有效合作,让高校成为“走出去”项目的重镇,项目质量也要有大的提高和改观。

   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朱健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创新实践,我们的学术出版“走出去”滞后了。我们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千万不能等中国经济和改革的发展都过河了,我们还在原地摸着石头。学术出版“走出去”是长期持久的命题和课题,以前常说万事开头难,经过连续两届“走出去”高端论坛的举办,我们已经起好了头,开好了路。我们争取每一届论坛都有认识的提升、合作的进步,把学术出版“走出去”论坛办成一个品牌,在这里有我们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愿景、共同的归属。

   按需出版新技术助推学术出版“走出去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 郝振省

  学术出版是按需出版最适合的门类之一。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我们开始将研究成果进行实践应用,目前开设了一个平台,思路是建立一个国际化按需出版数字传播平台,充分结合国际技术和主流营销网络,将中国的出版物输送到国际主流发行体系进行推广,获得的订单直接在当地印刷和配送,通过这种方式形成出版、发行、营销和结算。这种方式解决了很多弊端,比如说库存、退货、坏账等方面,成本和风险也比较低。它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版权输出,也不是传统的出口。这种产业形态有内在的力量和生命力,先卖后产、先销后产、先订后产,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运行模式。

   要让科技人员参与其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 翁史烈

  学术出版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得好”。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积极提倡,这是一个发展趋势,要让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学术界都知道这个情况,都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他们努力的话,我们的学术出版将是无本之木、无米之炊。

   学术出版在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 邱蔚六

  人的两个脚“走出去”比以前方便多了,国际学术会议也参加过很多,可是要通过学术出版物,通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的学术出版在创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学术出版“走出去”根源是语言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刘华杰

  学术出版“走出去”根源是语言问题,早先学术是以拉丁语承载的,然后是法语、德语、英语,英语下面是什么?汉语也可以争得一个席位。虽然我们的语言不是公共语言,但中国应该争得一个席位,只要我们应得的那份就可以了。此外,对于学术著作的界限不妨放宽点,有些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但对于宣传中国形象非常重要,可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

   来自一线的实践——

   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创造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韩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这几年充分利用国家级平台,借力国际书展活动,出版了一批代表中国学术水平的精品力作,在学术出版“走出去”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学术出版“走出去”不仅是文化工程,也是市场行为,我们还要创造实实在在的效益,要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创造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实现学术出版“走出去”可持续发展,要具备4个条件:一是国家支持,不仅是资金上的支持,还包括政策、规划上的支持;二是学界参与,没有学界的积极投入,学术出版就是无米之炊、无本之木;三是渠道保障,在渠道上光靠一个出版社难度确实很大,所以要有稳定的国际合作伙伴,实现共赢;四是数字化嫁接,“走出去”没有数字化就还是原始的、传统的传播方式,智能型学术专业数据库是数字化嫁接的一个关键。

   借船出海”不如自己搭建好专业特色平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 范晓虹

  谈到国际合作,学术出版“走出去”实际上是在“借船”,借在世界范围内有相当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学术出版机构,借他们的能力,借渠道、借平台、借资源来做,但最后总会受制于人。外研社近年来自己搭建了一些有利于“走出去”的专业特色平台,如国际文化创意传播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利用互联网优势,打造多语言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出版服务平台、对外翻译与传播平台、文化创意产业高端人才培训平台等,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将来对于我们较大的学术联盟能够贡献绵薄之力。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关注两类选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德耀

  学术出版不是简单地“走出去”,还必须做好准备。首先要做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一些书在国内获得了一些荣誉,如《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等,我们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但凡一部好书,就要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其次要重视关注人类和世界、当代和未来的重大课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策划。安南先生讲的一句话非常好,我们都是地球的分子,要为世界的和平去努力,要不断探索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宗教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大学出版社是有潜力的。

   探索合作出版多种形式

   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 蒋东明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强烈冲突的情况下,在这么大差异的前提下,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合作出版方面有多种方式:一是由外方出版社选我们的书,与作者、出版社进行改造,不是完整翻译,而是缩写或是改编;二是与海外的作者共同编撰学术著作,如《菲律宾华人华侨史》,引起很大反响;三是做两岸的资源共享,与台湾同行共同开发相关的内容资源。

   既要做好梦又要做好事

   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吴宝安

  中国地方出版单位要“走出去”,既要做好梦,又要做好事。一是领导重视,二是制度、机制到位,三是学习、效仿、创新。政策要倾斜,政策、奖金、待遇各方面都应给予支持。

   按需印刷为“引进来”提速

   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朱洪涛

  在财政部重点支持下,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建设了中国教图按需出版按需印刷平台,今年6月30日已经试投产,目前部分国内外的出版商在做样书,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后将正式推出该平台,目的不在于印刷,而是为“引进来”提速。

   走出去”要依托学校优势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章梓茂

  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学校重视和支持,需整体挖掘学校资源进行开发合作,把真正高水平的东西传递出去。

   学术强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基础

   励德·爱思唯尔集团中国区政府关系总监 张玉国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实力上升飞快。从学术论文的数量来看,从2004年开始,过去10年里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量迅速攀升到国际第二,仅次于美国,占全球全部学术论文的15%左右;从质量上看,2013年中国C9联盟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频次和科研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日本的RU11。在中国科研竞争力越来越强的今天,学术强才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基础。

   学术出版可以更多地依赖数字化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编辑总监 新加坡分公司董事总经理 潘万和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出版停留在纸面上,人们可以从图书馆得到某些文献,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获取资料的方式。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只要有数字化产品就可以链接到希望得到的图书资源。学术出版“走出去”也面临着数字化的挑战与机遇,逃避这种趋势只会使得很多计划无法实现。

   学术出版需要开拓新的商业模式

   德古意特出版社执行总裁 冯守望

  学术出版目前面临许多困境,如纸质书业务每年流失10%~15%的销售量,而电子书的增长仍无法弥补纸质书业务方面的损失,高校、图书馆资金紧缺也对高校出版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学术出版完整的价值链中,灵活度变得比以往更重要,出版社需要更积极地创建和采用新型商业模式,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德古意特在最近4年里执行了6个新商业模式,对客户需求的出版服务进行了大量投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商业化的同时不能丧失自主性

   土耳其出版协会副主席、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法里·阿拉尔

  知识现在像别的东西一样,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当大学被推向市场之时,其独立的地位就会被剥夺。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危害到学术出版,所以每家大学出版社都必须寻求在偿付自己支出的同时,不至于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中迷失自我。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4.08.25 第4版

原文: 提升学术出版“走出去”水平 增强中华学术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