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交大·名师荟萃]陈石英：中国著名热工学教育家[图]

[编者按]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上海交通大学在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也涌现出一大批百年树人、奉献一生的名师先贤，正是他们无怨无悔地躬耕于三尺讲台，才奠定了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辉煌基业。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在交大·名师荟萃”专栏，让名师先贤的道德风尚、人格魅力、敬业精神、治学态度、教学艺术薪火相传，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营造“学在交大”的浓郁氛围，庆祝交通大学120周年华诞。

陈石英（1890～1983），上海市人，中国科技界、教育界著名学者。1906年烟台海军学校毕业，1913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1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交通大学（时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大学）教授并系主任、代理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同时兼任南洋铁路学校、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教授。1949年任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校长。在交大工作达67年之久。擅长机械及热能工程专业，讲课精心细致，工作认真负责，被老一辈交大人尊称为“陈老夫子”，钱学森先生尊称他为恩师。

心挂着学生三餐

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校门外华山路与虹桥路的拐角处空地，小摊林立，以饮食摊为多，每天的早、中、晚时间，各种小摊多展示出各自的经营特色，生意红火，很多交大人是他们的长年主顾，时间长了摊主与顾客成了朋友，我也是其中之一。有位山东老汉，他摆设的烘山芋摊，“产品”色泽金黄，香气扑鼻。他告诉我，你们交大里有位老先生，面目慈祥，穿着朴素，常在中午到他的摊上买半斤烘山芋果腹。以后，我到校长办公室工作，才知道这位老先生就是陈石英副校长。他一般都是上午上班，中午回家吃中饭，但有时下午有会议或接待来访客人，就只能用如此简单的中饭了。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到食堂用餐。他说，到食堂熟人太多，看到后你来他说地讲个没完没了，连吃饭也“不太平”，他还幽默地说：子曰“君子食不言，寝不语”。作为国家一级教授，一顿中饭如此简单，在高校中确实是不多见的。他自己饮食清淡简单，但对学生的伙食质量和清洁卫生却非常重视。当时学生食堂设在老南院，学生三餐划卡用膳，称为“学生膳团”。陈先生只要有时间，常会到学生食堂与厨工们聊聊，了解食堂的伙食情况，告诉他们，交大的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中学的优秀学生，考入交大不容易，入校后功课紧张，平时又缺少锻炼，所以一日三餐一定要做好。他听说有些厨工由于多年的习惯，不喜欢用冷冻食品，就告诉他们，荤食经过冷冻后的好处，“冷气”的鸡鸭鱼肉营养不会比“热气”的差。在国外，活杀的猪羊肉等都要经过冷藏后再解冻加工食用。蔬菜要洗干净后再切碎，因为切碎后再洗，会失去营养。食堂一定要消灭仓库的老鼠、蟑螂等“四害”。他说，我们的大学生中，家庭经济贫寒的多，他们只能靠学校的一日三餐，不能像少数富家子弟那样，食堂的饭菜不好，就自己到外面去加餐，所以，一定要把伙食办好。当时，学生食堂门口常常有些工友的家属卖酱油蛋和豆腐干之类的熟食品，陈先生也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卫生，不能让我们的学生吃出毛病来。我于50年代在他身边工作多年，聆听和目睹过他的言传身教，深感受益良多。他从教半个多世纪，虽然没有辉煌巨著，也没有引起轰动的科研成果，但他一生正直，用渊博的科学知识，娴熟的讲课艺术，哺育了一代代交大学子，可谓春风化雨，桃李箐莪。陈先生喜欢阅读《昭明文选》等古籍，现在，每当我走过他当年的办公室，常常会回忆和怀旧，想起《昭明文选》中潘岳怀念长辈的名句“今九载而一来，空馆阒其无人”，此时此景，何等相似。有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说过：“回忆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道出了我辈愿意回忆和怀旧的人的心声。    

夫子循循善诱人

交大人一提起陈先生，都会尊称他为陈老夫子，确实，他在交大是无愧于这个称呼的。1890年，陈先生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烟台海军学校就读，中国海军早期的很多杰出人才都出自该校。1913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制造和造船专业。他在校学习刻苦认真，考试成绩优良，这为他以后长期为交大培养学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16年，他毕业回国，当时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大前身）校长唐文治慧眼识英才，立即聘请他担任教授。从此，改变了只有外籍教授主宰学校教学的局面。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学校校名虽经多次变更，但他却数十年如一日，讲授过物理学、力学、水力学、热力工程，指导过金工实习及机械工程试验，担任过系主任、代理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他当老师时，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以“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的师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说过：“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有的人认为交大只会教学生学好数理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交大在教育学生学好数理化的同时，更在于教育他们怎样做好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陈先生常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话嘉勉学生：“故今日之责任，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而少年的“智”、“强”、“进步”、“雄于地球”，其关键在于教育，在于教育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陈先生说，交大以往开设的中文课程，有很多内容都是古文，是我国古籍中的一些精华，其中有的文章都是教育学生怎样做人的，这是我国的珍贵遗产。读书、学习不管是数理化和文史课程都不能死记硬背，这样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我教过的很多学生都能独立思考，所以他们后来在工作中做出一定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有个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在他的著作《巨人传》中写过，古时候有一个国王，请了一个知识渊博的老师教他的儿子，这个老师用自己老师教他的一套教学生，结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学生思考，如“把猪牵到市场上去的是手还是绳子”，“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诸如此类的问题把国王的儿子教成了傻瓜。后来国王只能为儿子另请老师，新老师除了向他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外，还为他讲授人文科学知识，使他懂得宇宙之大和知识的多样，要他学会多用脑子去思考学问。以后，国王的儿子也用这样的老师来教育他的后代，于是他的后代一代比一代聪明。尽管陈先生讲的是一个故事，但也很使人受到启迪，读书和做学问切不可把老师教的一字不漏地死记硬背，要学会独立思考。学工程技术的人除了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一些文史哲方面的知识，以拓宽眼界，陶冶情操。陈先生认为，院系调整以后，理工科大学取消了中文课程，这是不明智的，影响了后来学生对中国文史哲方面知识的了解。    

陈先生对《昭明文选》可谓是情有独钟。这部在1500余年前，由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昭明太子）组织一批文人学士编辑的名作，汇集了上至屈原，下至本朝的130多位诗词名家的作品，其中不少都是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偶切当的上乘之作。唐代以来，有些朝代以诗词取士，这部文选几乎成了一些士子们博取功名的必读书。陈先生十分喜爱其中的一些篇章，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章句，穿插在日常的谈话中教育后辈。“文革”以后，他的很多书籍不知所终，唯一留存的一套乾隆年间木刻本《昭明文选》仍保存完好。现在这套珍贵的古籍（共14册），与民国六年（1917年）涵芬楼影印历代“草圣”书集《草字汇》8册和《庄子》4册，已由其家属捐赠给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其中《昭明文选》是馆藏年代最早的古籍，里面很多文章中有先生用红笔圈阅过的印记。    

无独有偶，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先生也是一位《昭明文选》的爱好者，在他主持编辑的《常州先哲遗书》中，还辑有《昭明太子集》补遗一卷。    

一言能释百种疑

陈先生在美国就读的麻省理工学院，堪称当时全美最佳的理工科大学。1900年该校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物理化学实验室，其电子工程和机械工程在当时世界知名大学中也属顶尖。陈先生天资聪慧，领会问题快捷，对老师的认真讲课都能领会。麻省教学质量之高，使中国学生折服。其绝大部分课程都由知名教授讲解，连做实验课的指导老师也是由教授担任，所有这些都为以后陈先生回国执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交通大学之所以被称为东方的MIT，有陈先生这样一批教授任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讲授过“物理学”、“水力学”、“热力学”，带领学生进行金工实习及机工试验，对实验室的设备应用情况和发展前景了如指掌，常常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和技师胡金华等研究实验中的问题，亲自带领学生做实验。他学术造诣精深，立论精辟，备课精心细致，教学方法灵活。他上课时只带粉笔，不带教材讲义之类的书稿。讲授“热力工程”时，有时学生提出问题，他可以告诉他们此题的题解在哪本教材的第几页上，讲解的是哪些内容。他的讲课方式是从示范解题着手，来阐明理论与公式的应用。每次考试以后，他总要安排出一堂课时间对考题进行分析，与学生一起讨论，并对每题为什么批这些分数给予说明，学生如对所批分数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出理由申辩。学生答题时，如果思路正确应用公式恰当，答案即使有些瑕疵，他也会给学生批个高分。反之，你“小题大做”，舍简就繁，尽管答案正确，他也会扣掉几分，因为你没有用最佳的方法解题。交大著名物理学教授赵富鑫先生曾是他的学生，说陈先生是学校中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被陈先生称为是他“最好的学生”钱学森说过，在交大对陈先生上的基础课印象最深，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的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我对陈先生是尊敬的”。陈先生对钱学森的要求也极为严格，有一次“热力学”考试，按答卷成绩可批100分，但陈先生只批了99分，并把扣分的理由告诉钱学森，说是为了防止他滋长自满情绪。钱学森对老师的关怀欣然接受。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参观母校时，陈先生作为他早年的老师和母校的领导给予热情接待。1982年9月25日，他已卧床不起，还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交大学生有成绩者首推钱学森博士”，现在陈先生这份珍贵的手迹已成为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的藏品。    

陈先生对学生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但又不乏严格要求，如学生胡声求要赴美留学，缺少留学费用，他一次资助他大洋450元。后来这位学生在美国办起了飞机制造厂，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学生患病，他常解囊相助。有一次，学生施某在考“热力工程”时患病无法应考，陈先生亲笔致函有关老师，要求让他病愈后补考，令施某感动万分。而另一学生考试时擅离座位多次，经劝阻无效后，陈先生致函系主任和黎校长，根据校规严肃处理，真可谓爱憎分明，从严治学。    

陈先生在机械行业内可谓是桃李满门，他的一些“老学生”有时会联袂去他家问候，这时常会谈到一些技术性的难题向他请教。陈先生总是像当年在教室中讲课一样为学生解答，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老学生”再次感到陈师“一言能释百种疑，深入浅出世无奇”。陈先生还要求学生们注意创新，他举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例子，当年老福特研制成福特汽车和建成工厂后，就认为从此可以唯我独有，天下太平，于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久，他的品牌和工厂就落在别人后面了。老福特的孙子对他祖父创办的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打破了原来因循守旧的规章制度，设计出别人没有的产品。于是，福特汽车又上去了，排在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前列。陈先生也告诉学生，学习外国经验的重要，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东西，只要对我有利，就应该学习。建国初，国家从苏联购买了一批大小汽车，他说，苏联当时造的汽车不行，就引进了道奇卡车的经验，制造出明斯克牌大卡车。而我们学校的那辆1946年出厂的小福特，外表上看不是和现在马路上的胜利牌轿车差不多吗？因为后者是根据福特的图纸建造的，以后波兰又根据它制造出自己的华沙牌小轿车，胜利牌和华沙牌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应该为世界各国共同享用的。    

陈先生自1916年入校以来，成绩斐然。1919年4月，为了表彰他与交大另外两位老师顾惟精和胡端行的教学成绩，交通总长叶恭绰签署命令，特授予他们三位教授每人一枚一级三等奖章。1936年3月，交通大学呈文铁道部，请求表彰陈先生的杰出贡献，铁道部不久即批复同意，称陈先生“积学修能，整躬砺节，在校任职业经廿载，谆谆诲人，始终不懈，意念勤劳，应予褒奖”，并发给褒奖状一份，褒奖他20年来“兀兀穷年，孜孜不倦，热肠毅力，始终无渝。春风桃李，曾经手植三千；化雨菁莪，久已声驰万国。循循善诱，谆谆诲人。为该校之鲁殿灵光，亦学界之中流砥柱。似比积学笃行之士，允宜特予褒扬，庶可彰该教授为国育才之美德，而敦学术界专心任职之醇风”。    

这份褒奖状于1936年4月8日交通大学40周年校庆时，由校长黎照寰授予陈先生，在经过了70年后的今天，重温当年铁道部对陈先生的表彰，仍然感到十分贴切，无异是对他在交大工作一辈子的最恰当的评价。198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为表彰陈先生60多年来对学校所作的贡献，授予他一枚0001号纪念奖章。    

国事如今依仗谁

陈先生早年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书柜中还有孙先生著《建国大纲》等书籍。在交通大学1930年6月编印的《教课章则》中，第1页就是孙先生嘉勉少年学生的遗训“非学问无以建设”，这是他1912年在暨南大学欢迎会上的一段话，陈先生说过，他是常常看这段话的，并时常对学生们谈起，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孙中山先生的期望。    

抗战期间，他与交大五位教授离开了汪伪接收后的“国立交通大学”，抗战胜利后，他与当年的学生、重庆政府派来的接收大员李熙谋一起接收了交大，将精力投入到交通大学的重建工件中。    

但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一意孤行进行内战，人民生活痛苦，国家建设无望，交大爱国师生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丢掉幻想，积极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陈先生给予过学生爱国运动很多支持，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为进步学生说话。上海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大员，据传是陈先生的亲戚，动员他前去台湾，遭到陈先生的婉言拒绝。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政府强令交大迁往台湾的阴谋，反对教育部要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个系及一个学院。为了团结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渡过困难，一些进步教授发起组织福利委员会，公推陈先生担任主席。福利委员会由专人向市里有关部门联系，为交大教工购买平价物品；开办职工子弟小学——“交通大学教授会主办同仁小学”；建议成立教职工合作社；对因病住院教工，其宿舍在校内者免收住宿费及水电费，非校内住宿者，建议校方给予差额补贴，以资公允；请学校出面向市里燃料管理委员会申请，每月配售给交通大学平价煤60吨。以上措施，对在困难中度日的交通大学员工的生活改善起了一定作用，陈先生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以后，他还担任过交通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尽量为大家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949年5月21日，上海解放前夕，交大1945年入学的电信管理系学生穆汉祥和同年入校的化学系学生史霄雯两位烈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先生义愤填膺，以后每年清明节，他都要带领交大师生举行扫墓纪念活动。史霄雯烈士的母亲和弟弟住在上海，每年的清明节陈先生都要把他们请来，嘘寒问暖，待如亲人。他在祭奠时谆谆告诫师生们，是烈士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的生活，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用优良的成绩来纪念他们。这一活动年年举行，直至“文革”。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不久，陈毅同志在学校文治堂向上海各界青年代表作报告，用唐人崔颢的两句名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来比喻蒋家王朝的“不复返”，今后的新中国要靠大学来建设，全场掌声雷动。交大也有一部分学生参加听讲，陈先生闻之高兴万分，认为今后国家有了希望。    

诤诤谠论对党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一支解放军部队由上海西郊开入交通大学体育馆借宿，陈先生闻讯后十分高兴，会同应变会的成员做好接待。    

6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由上海科技、教育和文艺界代表162人参加的大型座谈会，陈毅市长作报告。他分析了上海的形势，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使与会者听后大受感动。吴有训先生即席发言畅谈自己的感受，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一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共和国作出贡献。在这些与会者中，出现了不少“陈毅迷”，对这位武可指挥千军万马，文可定国安邦的将军感到由衷的钦佩。陈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称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位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帅才”。    

1951年12月，上级党组织为了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调来了60多名干部，陈先生以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代表学校在上院114教室召开欢迎会，在致词中，他希望大家今后与交大教职工一起，为办好人民的交通大学而努力。    

1952年2月，交通大学党委正式成立，陈先生与书记李培南合署办公，他常就学校中的一些重要工作坦诚地向党委书记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俩人一起学习《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及其他文件，学习中遇到问题陈就向李请教。陈先生很尊敬列宁，在他的书柜里，存放着一张从苏联杂志上取下的列宁铅画像。有一次，几位电力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的师生来看望他，陈先生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在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加上你们。”引得师生开怀大笑。    

陈先生性格豪爽，直言不讳，常常“言人之不敢言”。他说：“古人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他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能见到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听到很多一般人听不到的事与物。他佩服周恩来总理对人体贴入微，办事周密精细，处理难题迅速果断的才能。对于有些干部在当了大官以后就以“救世主”自居，动辄整人训人，他很反感，他曾经自豪地说：“不要以为你是共产党员就感到了不起，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常常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些党员哼哼哈哈，不说真话，当领导人一定要允许人说话，说真话，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他反对大跃进中的蛮干，对什么单课独进、大炼钢铁、深耕密植、电网捕鱼，以及报纸上报道的老百姓在大跃进中的“冲天干劲”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那个年月里，又有谁会去倾听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逆耳忠言？    

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扩大化，高校里出现一股批判“旧传统”及其代表人物的风潮。过去，陈先生经常要讲讲“老交大传统”，这次运动中也有一些人把陈老夫子当作“老交大”的代表人物批判。党委领导认为不能把陈先生当右派批判，但又不能不帮助他“过关”。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出面召开“记者招待会”，由有关师生员工代表参加，他接受大家的提问（有的人是质问）和意见（有的人是批判），在会上自己作解释（检查），结果一次没有过关，又开了第二次“记者招待会”才过了关。这样做，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和风细雨”了。对于与会者各式各样的“帮助”，他来个“照单全收”，在表态时他狠狠地把自己痛骂一顿。但我听陈先生说过：“我从心底里自问，没有反对过党。”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第二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对我说：“我陈石英在交大的40年，是年纪活在狗身上了。”我体会到他的心中在滴血，在那些批判他的人中，不少人是他教过的学生！第二天，他悄悄地对我说：“‘凌烟阁’上人，未必皆忠烈，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陈石英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主义’呀！”    

由于市里领导的关心和保护，陈先生总算渡过了反右斗争的难关，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市委负责同志曾经去看望他，对交大有关领导说：“我们要注意呀，朋友应该多一个好一个。”现在想想，这位负责同志真是体现和正确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先生这时已是垂暮之年，但他对这份决议却十分认真地阅读，有些语句下面还用红笔画了线。他的“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的疑问，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决议》所写“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孜孜不倦为人民

1953年1月起，陈先生在担任副校长后，对他分管的工作是十分负责的，有一段时间，彭康校长请他多多关心苏联专家工作。他要求专家工作组为他安排时间，向苏联专家征询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并要求我方人员在学习苏联经验时一定要结合中国和学校的实际。1954年暑假前夕，学校人事部门报送了100多份派往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审查表，他每份都认真审阅，连评语中的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说：“国家花了大钱培养他们，我们要认真对待。”他逐份审阅后签名盖章，然后要我盖上学校的大印报送教育部。他担任过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常带领有关人员至学校各处检查。当时校内一部分教工和学生中没有把爱国卫生运动看成是件大事，陈先生教育他们，不能设想在一所蚊蝇乱飞，垃圾遍地的大学里会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他对学校有些领导在开会时吸烟很不满意，曾委婉地提出批评。在陈先生的大力推动下，交大在当时徐汇区和高校评比中，卫生状况都名列前茅。    

他也分管过学校的体育工作。1954年5月4日，他撰写了《开好体育运动大会，将体育运动转入经常化普及化》一文，针对当时师生员工中身体不良情况严重，号召大家要认识“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宝贵的资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白蚀浪费’这种资本，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增强和提高身体健康，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坚持经常性的锻炼，这乃是增强我们每个人体质的重要方法”。    

陈先生对师生员工的关心是广为人知的，很多教工都是他办公室中的常客，老工人刘洪、朱鸿福、陈祥林，他都引为知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当时有些教工生活并不宽裕，逢到发薪前夕，有时会缺些买菜钱，他常会慷慨解囊。解放前夕，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患肺病得到陈先生资助，后来这名学生留校当教师，对老师的关怀一直铭记在心。另一位得到陈先生资助完成学业而以后事业有成的学生，曾经索要陈先生的照片，准备去江西景德镇制作一批茶杯，把陈先生的相片烧制在茶杯上，分送给他的亲朋好友和当年的同班同学，陈先生知道后连称不妥，婉言谢绝。    

1982年9月，陈先生已是92岁高龄，他还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对学校历史上一些问题的回顾。现在，这些珍贵的记忆已成为校史博物馆珍藏的资料，与陈石英先生的名字一起，永远铭记在交大人的心中。    

1983年6月17日，陈石英先生驾鹤西行。斯人虽去，风范长存。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