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回忆我的恩师——束景哲老师
编者按：2015年6月9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束景哲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5岁。束景哲教授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法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历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届大会同声传译（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同声传译（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由他编写的《全国高等院校法语专业统编教材：法语课本（第五、六册）》历三十年至今为高等学校法语专业使用，他还曾担任上海人民广播之声“广播法语”主讲。
上外新闻网特刊登由上外法语系投稿、上外法语系陈伟教授撰写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和缅怀。
回忆我的恩师——束景哲老师
我与束老师的渊源
说起我和束老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85年初。当时，法语系首次组织了从上外附中法语班学生中选拔直升上外的面试，束老师是我的主考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印象中他是一个和蔼、书生气质的中年考官。
本科时代，束老师担任过我的精读课老师。那时候，他正在外国专家Mignérat的帮助下，编写法语课本第5-6册，我们这一届非常幸运地成为首批使用这部高水平教材的学生。由于教材还没有正式出版，所以是以油印的方式，上一课发一课；课文由法国专家讲解，束老师负责教授语法、文体、练习、特别是翻译部分，这也是这部教材唯一一次由两位编写者亲自教授。这是一本令我终生受益的法语教材，也正是通过它，我领教了束老师非凡的法语功力。
我的硕士论文导师最初是岳扬烈先生，我听了他两年的翻译实践课。后来因为年龄的关系，岳先生退休后转而由束老师接替指导我的论文。就这样，我在不经意中成了岳先生的关门弟子、束老师的开门弟子。（人生犹如轮回：束老师退休的时候，他的硕士关门弟子也是由我接替指导，成了我的开门弟子。）我攻读博士的时候，束老师还教授过我文体学课程。
硕士毕业之后，我留在了上外法语系。因为束老师曾经担任过一届法语系主任，所以他除了是我的老师、导师之外，同样也是为我的同事、领导。正是因为和这些不同身份的束老师相处过很长时间，所以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才如此丰满、鲜活。
束老师的法语
关于束老师的法语，听岳扬烈先生（他也曾是束老师的老师）说，束老师读大学时所在的那个班级，是清一色的男生，被戏称为“光头班”。也许是因为少了一大外界干扰的因素，这个班的学生都非常用功，而且极为出色。而束老师则是这个班最为优秀的“三剑客”之一。后来“三剑客”都留校当了老师，成为上外的骄傲、全国法语界的栋梁，可惜我只有幸接受过其中两位（另一位是张以群教授）的教诲。
束老师的法语尤以笔头见长。他的汉法翻译，用词精准，表达儒雅，特别擅长用纯粹地道的法国方式传达文化内涵独特而丰富的中国概念。记得2010年世博会的申办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是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采用”。这句话要译成法语非常简单，但我们的解决方案最终被束老师改成了“Le thème de l’EXPO 2010 SHANGHAI CHINE « Meilleure Ville, Meilleure Vie » est une grande première dans l’histoire d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这一改动画龙点睛，使译文顿然熠熠生辉，让人拍案叫绝。这句翻译，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束老师的语言功力令人惊愕。在和我们一起做精读课翻译练习的时候，他可以用整整两节课的时间，只讲解两个句子的译法。当时，我们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为了减少批改作业的工作量，而在故意 “淘浆糊”。但现在回想起来，要想把区区两个句子的翻译讲得如此精深，谈何容易！这需要多少的积累、多广的知识！那时候，束老师才四十来岁。将近三十年后，每当我们这一届同学聚在一起，大家仍然会谈论起束老师的课，无不对他肃然起敬、五体投地。
束老师的为人
束老师不善言辞，人多时讲话都会紧张，这也是人们较少看到他从事口译、或在公众场合讲法语的原因。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法语系年度科学报告会，束老师的论文主题是一部法国戏剧的人物分析。正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之时，他突然神经质地扔掉粉笔，走下讲台，全然不顾自己只讲了一半。其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束老师在课堂上要自如得多。同学们如果对他的讲课流露出些许兴趣，他会滔滔不绝地讲很多，甚至会讲他读书时的艰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声传译的经历、在巴黎因为没有冰箱而去买冰棍镇啤酒喝的趣事…… 他喜欢好学生，看到满意的作业就喜形于色（可惜这样的情况比较难得——因为对任何人来说，让束老师满意，都是一项非常高的要求）。不过更常见的是，他面对偷懒的学生或差强人意的作业，长叹一声，露出痛苦而无能为力的表情。
束老师为人谦和，学生们都尊敬他，但从不怕他。他为人不计较得失，从不和别人板脸，他的处事原则：酒逢知己就多谈谈，话不投机就点个头，如此而已。
98年暑假，我结束了一年的法国政府奖学金进修，从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便接到束老师电话，邀我做他的搭档，担任一场高规格法律会议的同声传译。那时我从来没有同传经验，诺大的上海也没几个人知道同传为何物，组织者更是连起码的准备经验都没有。没有任何发言资料；翻译间被安置在封闭的、没有监视器的设备间里，译员看不见会场；翻译间没有空调设备，在炎热的夏季只能靠两台大功率电扇将会场的冷气吹一点进来；最头疼的是，同传设备还经常出故障…… 束老师和我使尽了浑身解数，虽然法方代表在会议结束前对译员“高质量”的服务表示了感谢，会后，束老师还是找到中方组织者对其会务准备工作的不充分表示不满。
束老师的提携和教诲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束老师是起过关键作用的人之一。我是“文革”后上外附中第一批面试直升进入上外法语系就读的三名学生之一，束老师是我的考官；我在完成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束老师是我的导师；我站上法语专业本科生翻译课的讲台，而且一站就是十五年，束老师把他的教席和教案留给了我……
他爱才，想尽办法提携新人。我硕士研究生刚毕业，他就让我参加编写他所主持的《法汉-汉法袖珍词典》，并且担任汉法部分的第二编者；他引荐我认识了众多出版社的老师、编辑；他带领我经历了第一次同声传译的“战火洗礼”；他在任系主任时，竭力鼓励我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并为我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哪怕是在我走上教师岗位、甚至是获得副教授职称之后，他还替我修改润色译文……
然而，束老师让我受益最深的，却是他对我的谆谆教诲。99年我通过博士论文前夕，他和我长谈了一次。他对我说：你会有十年的时间去成为专家，到那时你会发现，担任博士答辩评委的、撰写职称晋升报告的、受邀做学术评估或讲座的，都会是你；对于四十岁的你而言，这一切来得都会很正常、很自然。问题是，你能不能利用这十年的时间去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专家？十年后，我果真获得了教授的职称，也早已做过了束老师所有预言过的事情。我不知道在束老师眼里，我是否名副其实，但他的那一番话，我从来没敢忘记，我知道，那是他的肺腑之言，是他真实经历和感受的写照，是他愿意和我分享的东西。
翻译世博会官方文件之初，束老师是上外法语系强大翻译力量的总教头，负责所有法语译文的修改、润色，是名副其实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久之后，他告诉了我内心的苦闷：有些译者，遇到生僻难译的字，要么空着，要么跳过，由总教头处理。“小陈，总教头的工作难道是翻词典查生僻字填空的吗？总教头的主要精力，应该花在使法语表达更加流畅、使译文风格更加统一上面才对。第一轮的译者，怎么能把查生僻字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作放到我这里来呢！”束老师的这席话，让我对译者的严谨和责任幡然醒悟。从此之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永远不会把字词层面的问题留给在我身后把关的专家；也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束老师和后来上海市政府聘请的外籍世博申办顾问，都非常乐于修改和润色我的译文。是束老师的教诲，让我在从教之后，又获得了一次接受高人指点、更加进步的机会。
束老师退休之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工作。他的舞台更加广阔，出版社、翻译活动、兄弟学校的讲台前…… 到处都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我知道，他热爱法语事业，同时也肩负着儿子、父亲、丈夫的重任。每次见到他，我总会为他矫健的身体欣慰，也总能从和他短暂的交流中汲取灵感和营养。不料他却走得如此突然，如此无声无息。
我曾对我的同事们说，束老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必须仰视的巨人。但我从学束老师编的教材、听束老师上课的那时候起，就一直在问自己：等我到束老师年龄的时候，能不能有束老师这样的法语功力？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试图翻阅这座高山、超越这个巨人。我想，作为他的学生、或他学生的学生，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和安慰，也许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不应该让束老师看到我们的时候，长叹一声，露出痛苦而无能为力的表情。
以此文献给束老师，并和所有热爱他的人共勉。
（陈伟，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