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文化传播要让人听得进看得懂”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社会与文化越来越关注。目前，全球已建立了440座孔子学院，646所孔子课堂，学习人数超1亿。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与“中国文化热”。面对温度越来越高的“汉语热”，中国的文化传播应怎样面对？记者专门采访了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
记者 胡思华
2005年，以首届世界汉语大会的召开为标志，“汉语国际推广”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开始全面实施，汉语与中国文化也随之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与“中国文化热”。面对蓬勃发展的汉语和中国文化热，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充满忧虑。在他看来，“汉语热”目前还只热在表面，要真正实现中国文化国际化，我们还差距很大。面对“汉语热”需要“冷”思考。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孙宜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对于全球范围出现的“汉语热”，作为文化传播工作者，他表示应该高兴。在他看来，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汉语热”相比，这次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时间长，温度高，辐射面大。迄今为止，全球已建立了440座孔子学院，64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120个国家和地区，学习人数超1亿；美国自2006年9月起在全美中学开设“AP汉语与文化（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课程，把汉语教学纳入美国中学的主流课堂。目前，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将汉语教学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政令。据教育部制定的 《留学中国计划》，预计到2020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将达到50万人次。
“热的背后其实有隐忧。”孙宜学说。孙宜学跟记者分析道，只要从两个视角看“汉语热”，就会看到落差。一是国内视角，弄清楚我们要传播什么，实际做了什么，应该怎么做，最终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实际上达到了什么效果；二是国际视角，从传播对象的视角思考：中国为什么向我传播中国文化？我想要什么？他们给了我什么？我希望怎么给我？实际上怎么给的我？他们想得到什么？最终目的是什么……从这两个视角可以看到两种认识上的落差，一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和实际达到的效果之间的落差，二是世界期待于我们的和实际得到的之间的落差，这些落差客观上会对汉语与中华文化传播造成很大的阻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汉语热”目前还只是热在皮肤层面，尚未暖到人内心深处，因此，现在还不是欢欣鼓舞的时候。
文化传播亟待提高整体水平
在孙宜学看来，“汉语热”本身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汉语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因此促使世界上产生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需求。因为只有政治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才会对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强大的辐射与影响，并且基于客观的市场需求，通过主观推动得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孙宜学以英国为例进行说明。当初伴随着英国的崛起，英国资本的全球化，英语作为交流工具也在经济领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英国政府也有意识地通过推广英语而传播其文化价值观念，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开拓新市场，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断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
孙宜学认为，不论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的需要还是世界了解中国的要求，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都有着极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必将挑战“西方中心”观，并借助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及由此形成的影响力，消解西方负面的中国形象，建构积极的中国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硬实力建设，创建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国际环境。这对平衡世界文化生态，重构良好的世界多元文化生态格局，也是必要的。
孙宜学介绍，为了确保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的实施和质量，国家汉办目前组织编写了两个标准、一个大纲，即《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和《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体现了以语言交际能力而非语言要素和语言技能作为语言能力标准的国际理念。然而，与欧美国家的语言标准建设相比，汉语国际传播标准的设计以及相关教学和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尤其是文化标准的设计则是严重缺位。因此，要尽快确立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国际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语言和文化传播标准，并设计相关质量评估体系，以保证不但有标准，而且保证标准得以成功实施。
与此同时，汉语传播深度、广度的加大，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在师资队伍、教材、传播策略与手段、孔子学院布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方式、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世界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国文化传播管理机制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解决的质量，都将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发展。
传播中国文化要有取舍有创新
面对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应怎样选择？孙宜学说：“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了保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对传播的内容要有所取舍。要基于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认真分析、明确向世界传播的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充分发掘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的世界价值，并在全社会普及汉语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原则，即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前提，避免文化的‘古董化’、‘博物馆化’、‘异国情调化’及‘原生态化’，做到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在保持中国文化精髓的前提下传播不断创新的文化内涵。”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孔子学院、“汉语桥”比赛、各类文化推广活动、世界中小学生夏令营、网络推广等形式传播中国文化。在孙宜学看来，这些活动虽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仍然存在着主观性强、意识形态浓厚、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等明显问题。因此，如何在中国文化传播的形式与内容方面更好地吸引受众，采取为受众所喜闻乐见但不失中国文化精髓的本土化形式，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用外国人听得进、看得懂、感兴趣的语言和文字及各种其他方式，展现形象，增进了解和认识。”孙宜学说。
文化传播需要整合各方力量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汉学家把莫言获奖说成是翻译家的功劳，意思无非是说：中国文学还是不行。对于这种说法，孙宜学认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但我们必须承认，莫言获奖与成功的翻译密切相关。莫言也说，没有翻译家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莫言获奖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重视研究如何通过翻译，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将最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然而，我国目前的翻译人才远远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求。而且其中大多是外译中人才，中译外人才缺乏，高端中译外人才严重不足，翻译质量难以保证，这已成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之一。在孙宜学看来，如何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翻译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借助翻译提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速度和质量，通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提升翻译的质量，培养翻译人才，这更是成为一项现实且必要的工作。
从莫言获奖，孙宜学还看到了海外汉学家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的重要性。“由外国人向世界客观介绍中国，更容易为外国人所接受和理解。海外汉学界目前正从主要关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向关注当代中国转变，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来说，这是一个良机。”孙宜学说，“我们要抓住这个转变，推动中国与世界在更宽广的领域进行内涵更深厚的交流。”
而留学生教育对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与留学生朝夕相处的孙宜学更是深有感触。在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通过汉语教育传播中国文化，培养汉语学习者知华、友华，真正从感情上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是留学生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只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功利性普遍较强，重汉语的实用性而轻文化，重汉语的短期工具性而缺乏持续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我们应充分发掘和利用中国的地域、经济和文化优势，充分调动和整合相关优势教育和文化资源，采取有效方式，培养既会说汉语，也能理解中国，更能从感情上亲近中国文化的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使汉语教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和窗口。”孙宜学说。
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对于中国文化，孙宜学更希望其呈现的不是短暂的“汉语热”，而是一种恒温状态，那就意味着汉语和中华文化已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一个常态存在，成为世界日常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孙宜学小传孙宜学，男，1968年生，博士，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中外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和海外汉学、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8部，编、译著20余部，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转载。现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上海市侨办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上海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中心特聘专家、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课题10项，曾获教育部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个人、同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等。社会兼职主要有《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汉语与汉语教学研究》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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