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普：拆除北京城墙、开豁口是现实所迫(图)
孔庆普
“我是1928年生人，今年86岁。1945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土木系。工作以后又上清华大学。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从1950年7月我正式开始桥梁、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代建筑的管理与维修工作……”这是孔庆普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的自我介绍。会上，他讲述了自己参与维修和拆除北京城墙的过程。
1950年，孔庆普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下半年，任北京市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助手，负责北京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维护和修缮工作。1951年全面负责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建的管理与维修工作以及桥梁(当时古桥占大多数)的维修与管理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和门楼。
前不久，孔庆普记载这一过程及城墙、城门资料的《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一书出版。这本书给北京市的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留下了宝贵的测量数据及营造资料，并披露了一些历史细节。仅从北京城内外城墙的拆除过程，即可看出颇引人深思之处。
1949年5月中旬，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下称“都委会”)于5月20日正式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是协助市政府审议城市建设规划草案和市政工程实施计划。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都委会第一次会议，叶剑英兼任主任委员，曹言行兼常务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有王明之、钟森、华南圭、单士元、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颂森(均为兼职)。常委会办公室设在北京市建设局内。
1950年10月，美国在朝鲜战场逼近鸭绿江。10月1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预防美国飞机空袭北京，在内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上各开辟两座豁口，以便市民疏散。此后，从1951年到1953年，北京市政府共批准了15项开辟城墙豁口工程。
在开豁口的同时，由于交通压力，北京的城楼、城墙也开始被渐次拆除。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外城的城墙砖基本上已被拆光。堆积在城根的碎城砖和城墙土，无人管理，只有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孤立地存在。之后，由于修建排水管道以及地铁工程，又开始拆内城城墙。
“从1953年到1958年，所有的古建筑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的。1958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南面的城墙、城门，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孔庆普说。“文革”时，孔庆普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下放到工地，就没有再主持工作，"文革’期间，内城的三面城墙，西面、北面、东面，还有西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这几项，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你说，城楼是我修的，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阜成门的古城门修得相当好，我每一次拆的时候，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一边制订拆除方案，一边掉着眼泪啊。在拆的时候，我真不忍心看。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向城楼鞠了三个躬，扭头走了，再没说一句话。”说完，孔庆普沉默了。
拆城墙、开豁口是现实所迫
法治周末：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去做调查、测量，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除。这弯儿也转得太大了。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工务员，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3个“城楼调查小组”。3月31日完成了外业调查，然后写了调查报告。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在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帮助下，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协助，做城楼修缮的工程设计。
1951年，修缮完了7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回信。到1952年5月，收到指令—拆。就这么突然。
法治周末：之前我看一些资料中说，毛泽东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1950年，对北京城定规划的时候，是把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老城区里面，其他的部门都放在周围。那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后来有人说，不行，咱们想想，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呢，战争不能松懈，现在不是和平时期，搁一块儿，一毁了不是全毁了吗？所以要把各部委都分散在中央政府周围，不要太远了。那时候是这样定的。那么，老城区怎么办呢？老城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就得先拆城墙豁子。
一说拆豁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都同意，拆豁子是没问题的。这个规划是正确的，是吧？至于后来拆了豁子以后，城墙都乱了。都乱了怎么办呢？太乱不行，都委会委员李颂森提出，拆了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每一段都盖一个公园。这样就在护城河外面50米围着建了一个围城的公园，公园不是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都被道路割开的。
那道路怎么办呢？钟森、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北京老城区有近40万人，生活必需品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这个量相当大。
法治周末：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解放前没有重载车，有一些挑挑的，推小车的供应，城里人就够吃了。
当时，城里边的供应很简单。那时候的垃圾主要就是煤球灰。煤球灰都垫到胡同里了，胡同比院里头高好多。还有一些垃圾，就倒在城墙根，有的地方都快到城墙上了。我小时候在西边那儿住，我们从垃圾堆上，能爬到城墙上去掏鸽子蛋、逮蛐蛐儿、摘酸枣。1949年解放以后，动员了一波人，来了一个大扫除，把垃圾清理了。
城墙根的垃圾清理完了，1950年，又搞了一个“三海清淤”“四海清淤”。“三海”是北海、中海、南海，“四海”是后海、前海、西海、小海。我就是从清淤那时候开始管桥的。当时，我给建设局的顾问林是镇做助手，他走哪儿，我就跟着到哪儿做记录。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安排到哪儿去？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就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和生活垃圾，都得运进来、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解放前，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法治周末：1950年2月，梁思成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另外，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是非常多的，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
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后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为什么？北京城里边要建房子，北京饭店对面有两栋两层灰砖楼，那就是梁思成设计的。当时他就说，就照这样弄。陈占祥是学外国建筑的，觉得中国建筑的那个大屋顶，都是木头堆起来的，太浪费，不行。从这儿起，他俩的主张就分开了。
陈占祥主张说，北京城我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
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个人了。所以，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就要考虑预防美国的空袭。万一美国空袭，几十万人怎么疏散？所以，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6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梁思成后来说不上话了
法治周末：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孔庆普：原来设计的时候，扒豁子，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东边两个是我做的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样一弄，老百姓就有意见，都给《北京日报》写信，有的转到市政府。市民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4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5条道路和5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委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1954年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法治周末：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先生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会委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这个小组设在哪儿？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的规划就不再报到都委会，而是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
这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法治周末：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是不是？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那个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他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城墙外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他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