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初婚年龄10年推迟2.7岁，晚婚正在拉低生育率

　　人口出生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适龄女性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前，《人口学刊》刊登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月和研究员张许颖的论文《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下称“论文”）。论文指出，2006年以来中国女性婚姻推迟现象十分明显，女性已婚比例的持续下降对总和生育率产生拉低作用，且强度在不断增大。

　　 晚婚导致初育年龄推迟

　　该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17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中国大陆15~60岁中国籍女性，实际调查成功的样本有249946人。论文基于总和生育率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女性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文章指出，中国虽然出现了婚育年龄推迟、不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等现象，但当前中国婚姻与生育的联系仍十分紧密。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结婚5年及以上没有孩子的夫妇占比仅为1%左右，结婚3-5年没有孩子的比例为6%左右，可见在步入婚姻后家庭选择生育的比例很高。

　　结婚年龄推迟、适龄女性已婚率下降对生育率的影响十分显著，直接减少了生育的妇女人数。根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一项研究《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

　　研究显示，2006年以来中国生育旺盛期女性已婚比例持续下降，20-29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2006年的66.8%降至2016年的55.2%。20-34岁女性的已婚比例从77.9%降至68.5%，二者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女性已婚比例的下降带来初育年龄的推迟，使一孩生育水平下降，并可能降低生育二孩或多孩的概率。

　　论文指出，分年龄来看，育龄妇女已婚比例对生育率的拉低作用体现在30岁以下的大部分年龄上，越年轻人口的拉低作用越明显，20-27岁年龄段女性已婚比例下降对总和生育率拉低幅度最大，女性已婚比例下降是引起总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2011年是重要转折点

　　2011年是中国女性婚育特征变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女性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程度都相对较小，此后影响程度大幅提高。

　　从中国女性已婚比例分析情况来看，2006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女性年龄别已婚比例曲线有所后移但幅度很小，但在2011年之后，各年龄段已婚比例持续降低，曲线后移速度显著加快，尤其是在生育旺盛期年龄阶段的后移更为明显。

　　论文指出，2011年之后各年龄已婚比例的下降使生育率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其中2013年以来20-27岁各年龄已婚比例使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均在0.005左右至0.026之间，对总和生育率产生了很强的拉低作用。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婚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产生明显影响。一方面，结婚太晚，时间精力不够了，就不一定会生二孩、三孩。另一方面，晚婚也会影响总的人口出生率，比如原来20岁就生孩子，现在快40岁才生，这样就会影响人口代际传承的频率，从而影响了人口总量。

　　为何2011年以来女性婚育年龄显著后移？

　　董玉整分析，女性结婚年龄推迟有几个原因：

　　一是受教育年龄拉长，影响人们的婚育时间。在现代社会，人们接受时间越来越长的教育。这是学习型社会的典型特征，但在客观上也很自然地就推迟了结婚年龄。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研究生毕业再工作几年，结婚时间就推迟到30岁左右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到2020年的9.91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到2020年的15467人。越是人口多的大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婚龄推迟现象也越明显。

　　二是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影响人们的婚育行为。董玉整说，近十年来，人口加速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转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速，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加大，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对初婚、初育年龄都起到推迟的作用。

　　第三，现实的婚姻成本增加，影响人们的婚育决心。董玉整说，结婚要彩礼、婚房、婚车、婚宴等等，都需要一定的金钱支撑。对于婚育人们有现实的担忧，很多人都想着要把钱物攒够了才敢去结婚生育。

　　第四，现实婚姻的不稳定性，影响人们的婚育信心。近年来，离婚率快速增加，让人们对结婚生育有了更多现实条件的考虑。

　　第五，人们自我意识大幅提升，影响了婚育抉择。年轻人接受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婚恋观念、生育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董玉整看来，未来女性结婚年龄延迟的趋势还会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