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因病逝世 曾拍板开播焦点访谈[图]

21.09.2014  18:20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于9月20日晚去世,享年79岁。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微博消息,杨伟光系当晚在协和医院去世。

  人民日报官微称,他是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

  1985年,杨伟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担任副台长,主管新闻;1991年,杨伟光被任命为央视台长。这之后,他带领央视走上了电视改革的破冰之旅,直至1999年卸任台长职务。

  这一段破冰之旅,足以让他在中国的电视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初出茅庐

  在央视的光芒,几乎掩盖了一位年轻人曾经的成长经历。回头来看,杨伟光一步步努力,对新闻的理念更是在学习和实践中一点点累积而来。

  1935年出生的杨伟光是广东梅州客家人。

  有“世界客都”之称的广东省梅州市,是著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洪秀全、黄遵宪、丘逢甲、张弼士、李光耀、叶剑英、曾宪梓、田家炳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和生活。

  杨伟光是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靠政府助学金读到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那一年北大新闻专业在全国只招收28名学生,杨伟光就是其中之一。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杨伟光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从此投身新闻行业。

  “那时候我是穷学生,没有收音机,对广播一点都不了解,我就把所有关于广播的书、刊都拿来自学。”杨伟光后来回忆说。

  在央广的24年里,杨伟光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身业务骨干,由一名普通编辑、记者成长为部主任、副台长。

  1982年,杨伟光出任央广副台长,提出“全台共同办好新闻部”。

  当时,央广主要是转发报社、通讯社的新闻,独家新闻、重大新闻很少。杨伟光和他的同事们在此后的几年中,“”了新闻界一系列重大新闻,其中包括《天津静海县大邱庄坚持改革集体致富》。

  当年,央广为这组大邱庄的连续报道还吃过“状子”。

  那是1984年夏天。在几篇关于大邱庄的消息稿发出后,杨伟光意犹未尽,于是和台长杨兆麟一行8人直奔大邱庄做实地调查,写了5篇报道,掀起大邱庄宣传的小高潮。

  杨伟光与记者康平合写的通讯《农村改革的带头人——禹作敏》播出后,天津市有关单位写信到中宣部,举报杨伟光等8人在大邱庄大吃大喝、报道失实。

  “其实我连喝酒都不会喝。”杨伟光说。结果央广不诉而胜。

   一纸调令

  1985年7月,正当杨伟光专心致力广播新闻改革时,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要其调任央视副台长,主管电视新闻。

  如果没有1985年春晚的“失误”,杨伟光可能不会接到这份调令。

  那一年,央视把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小舞台到大场馆,当时的直播能力却没有跟上,这一创新初衷遭到了观众的批评。

  据说央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批评信,当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里专门向全国观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原广播电视部的领导把这届春晚的失败归因为把关不严,决定从电台“空降”一位副台长去央视。

  之所以选中杨伟光,有报道称,是因为他的文章《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引起了原广电部部长吴冷西的称赞。

  这篇文章是杨伟光研究广播、电视后写的,文章的主题是:只要注意发挥广播的特点,广播的优势地位仍可保持。文章发在内部刊物《编播业务》上。

  接到命令的杨伟光意外之余,心情也有些复杂。

  当年,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处在辉煌期的央广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传播界第一大媒介。他作为副台长,管了大半个摊子,包括新闻部、记者部、工业部、农业部、军事部、民族部、研究室和广告部等许多部门。

  在堵了时任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门却被告知“已经定了”之后,他辞别电台同事做了央视的副台长。

  “来CCTV的头两个月,我一句话没说。”杨伟光埋头调查两个月。

  当时中央电视台只有两套节目,播出的新闻平均每天才28条,《新闻联播》半个小时播出的新闻在15条左右,信息量小,新闻价值不高,且“新闻不新”,时效性总是落在广播和报纸的后边。

  为了改变当时电视新闻时效慢、报道面窄、信息量少的局面,杨伟光提出抓三个字:快、短、多。

  快就是北京晚六时前的重要活动,力争当晚七时的《新闻联播》就播出;各地白天重要活动力争当天播出。

  短就是以短为主,搞简讯,几十秒一条新闻,一句话一条新闻。

  多就是汇天下之精华,增加信息量。

  此外,他还提出要改变新闻结构,减少会议、外事和生产新闻,增加经济、社会和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新闻,提高可视性。

  “杨伟光把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路子搬到CCTV去了!”央视的编辑记者们纷纷议论。

  杨伟光还展开了与老东家央广之间的比拼。

  1987年,广东全运会尚未开幕,杨伟光和同事得知央广把演播室搬到广东去的消息。他们赶紧商量应对之策,最终决定以打字幕新闻的方式保持信息发布的领先。

  全运会比赛的结果,一般两三分钟即可传到北京CCTV播出机房,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效大大超过了央广。

  央广老播音员张之只好无奈地吐槽说,“你们这字幕新闻没辙了!

   新的尝试

  在解决了新闻的时效性和信息量的问题后,杨伟光将注意力集中到转变电视新闻传播观念上。

  杨伟光和同事们接下来在新闻节目中做了一系列新的尝试,创造了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在《新闻联播》里打破常规,把国际新闻作为头条播出:《美国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了《新闻联播》的头条,播了6分钟。

  第一次播放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制定“破产法”实况,用电视纪实的方式报道人大常委会议,打破了神秘感,反映我国民主生活的进展。

  第一次实况录播中外记者招待会,第一次运用滚动字幕播出……

  198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宣部召开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布置报道工作。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在会上点了中央电视台的名,问今年报道记者招待会有什么新路数。

  杨伟光意识到,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记者提的问题,最能反映“国内思想动态和海外舆论对我时局、政策方面的种种曲解和疑虑”,而领导人的答记者问,最能消除“曲解和疑虑”。

  “如果把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况的录像播出去,直接同观众见面,是一种最好的报道方式。”杨伟光说。

  出乎他的意料,录像播出的方案连过几关,得到同意。

  为了稳妥起见,时任广电部副部长马庆雄和他还组织了一个顾问组,请老同志当顾问,帮助在政策上把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中国政府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了数次记者招待会,报道了记者向国家高级官员提问的种种情况,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

  在上世纪80年代,每一点小小的改进,都可能意味着观念上极大的变革。1987年的那次电视转播,对于中国电视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新闻立台

  在央广和央视任职副台长期间的经验,为杨伟光真正掌舵央视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1991年12月18日下午,杨伟光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不管做什么,马上到台长办公室来。

  他急忙赶到台长办公室,只见艾知生笑吟吟地拿出一个文件,向杨伟光宣布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杨伟光同志为中央电视台台长……

  担任央视台长后,杨伟光提出要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口号。他最重要的理念便是“新闻立台”。

  “为什么要提出新闻立台呢?以前电视台被当成娱乐工具,主要就是放电影,转播舞台剧、话剧,放些新闻也是新闻简报,没有时效性。我到电视台以后有了新闻改革的思路,但是(20世纪)80年代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不适宜搞批评。到90年代,中央领导提出要抓一些热点问题,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试着做,新闻单位应该敢于碰这些问题。”杨伟光后来回忆。

  1993年,《东方时空》应运而生。

  由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牵头,7个颇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组成了新闻改革策划班子,他们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策划方案。

  这是一份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新闻栏目方案,栏目时间有60分钟,前20分钟是新闻,后40分钟分成四个板块,即《东方之子》《生活空间》《金曲榜》《焦点时刻》,栏目的名称拟叫“新太阳”,还有几个备选名称。

  杨伟光看到这份策划案非常高兴,同大家对每个栏目的内容、定位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最后议到名称时他说:“栏目的名称不能叫‘新太阳’,容易引起歧义,去想几个新题目来,再从中选择。

  过了几天,这些年轻人又拿出20多个新名称供他参考。当杨伟光看见“东方时空”这几个字的时候,眼前一亮。

  “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正好符合这个名称的‘东方’;‘时’就是时间,有一种历史感;‘空’则是无限的空间,有气势。”杨伟光回忆。

  他毫不犹豫地在“东方时空”上画了个圈,于是《东方时空》就这样诞生了。

  《东方时空》一经推出,立即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以此为发端,《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相继问世。

  杨伟光承认,这样的尝试开始时非常小心。

  “1993年开办《东方时空》,里面的《焦点时刻》就是讲批评。刚开始做这个节目我就要放在垃圾时间,批评内容很难把握,我不希望很多人看,但是要做。”

  那时,杨伟光每天早晨起来要先看《东方时空》,看完以后去上班。

  “结果没想到,《东方时空》一出来大家7点也都看了,因为它的内容摆在那儿。一年以后把抓热点的节目从早上7点放在《新闻联播》的后面,就是《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创造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奇迹,收视率一度达到35%。

  创办之初的《焦点访谈》聚焦社会热点、揭露时弊,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

  曾有报道戏言:“当时中央电视台门前,两个队伍最长,一个是地方官员的说情队伍,一个是找中央电视台反映问题的老百姓队伍。

  在中国电视史上,《焦点访谈》是领导视察、批示最多的栏目。

  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与《焦点访谈》工作人员座谈,原本计划一个半小时,结果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

  朱镕基调侃说:“自《焦点访谈》开播以来,尽管我不是最热心的观众,也是很热心的观众,对这个栏目我一直积极支持,热心宣传,你们没给我推销费,我完全是义务的。

  朱镕基为《焦点访谈》题写了力透纸背的16个大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他说这是他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才定下来的词句。

  “山东有一个法院院长,又喝了点酒,记者去采访时,他就说,‘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我怕谁,谁都不怕!’下面人把我们的采访车给放了气。结果记者回来以后,就跟我反映这个问题,问能不能播出。我就问,是真的么?记者说,是真的。我说真的就可以播,后来就播出了。当时山东正在开人代会,人大代表说把我们山东人面子丢光了,弄得很紧张,三天就把这个领导撤职了。”杨伟光回忆。

  一片叫好声中,杨伟光和同事们却压力重重。

  《焦点访谈》在黄金时间播出,风险更大了,怎么把握?

  “当时,我们定了几条原则:第一,焦点访谈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是假新闻,必须实事求是;第二,焦点访谈必须与人为善,你必须是为了改进工作,不能人家接待不好,你就故意加码,不能感情用事;第三,焦点访谈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省连续搞几个焦点访谈节目,省长、书记压力会很大;第四,在中央开会的时候,省长、书记都在北京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的批评哪一个省,要不然这个省长、书记没法见人啊,人家就会问,你这个省怎么回事啊?”杨伟光曾在受访时介绍。

  杨伟光认为,焦点访谈要坚持办,但只有做到这几条,才可以长期办下去。

  “美国一家新闻媒体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焦点访谈》节目后,感到很吃惊,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媒体只能谈政府官员好,不能批评,没有想到中央电视台有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表现。”杨伟光说。

   广告招投标

  “现在一些人谈到央视时不无调侃,但他们当时积累起来的新闻评论部,即使是现在,也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清誉,经受了许多的考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姚欣保告诉记者。

  “他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姚欣保说。

  除了对新闻栏目的改革,杨伟光担任台长期间,央视的广告和电视剧也获得了极大的突破。

  杨伟光刚刚接手央视时,央视广告费和其他收入只有2.7亿,到1997年,收入则突破了45个亿。

  广告增长快,与解放思想有关系。

  在《新闻联播》之后插播广告,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当年确是个“禁区”。

  “1993年底,广告部主任找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栏目之间加广告的话,那就能拿大钱。”杨伟光回忆。

  “因为过去天气预报跟《新闻联播》连在一起,政治性很强,因此一直不加广告。我说这样,先加30秒,6个5秒标版广告,听听反映再说。”杨伟光决定。

  这样播了半年以后,广告加到了1分钟,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在此期间投放广告。杨伟光拍板,以招投标的方式,决定谁的广告上谁的不上。

  “还是招标为好,招标在现场,大家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公平合理。所以广告收入一下增加,这就是1995年从10亿翻一番到达20亿的原因。”杨伟光说,“招标严格不严格,广告界和电视界议论纷纷,什么话都有,我说这些很正常,都是公开的。

  姚欣保还记得,杨伟光曾谈到,他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四大名著的电视剧得以播出,能够用电视的形式传播中国古典名著。

  打造精品电视剧,亦是杨伟光的重要决定。

  杨伟光认为,只有抓质量、抓精品才能使电视剧生产良性循环,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随后,央视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使一批优秀电视剧应运而生:《外来妹》《情满珠江》《北京人在纽约》《三国演义》《水浒传》《开国领袖毛泽东》《雍正王朝》等,在当时俘获了大量粉丝。

  此外,一批高品质的纪录片、文献片《毛泽东》《邓小平》《香港沧桑》《改革开放20年》《望长城》等相继问世,特别是大型文献片《邓小平》于1997年1月1日开播,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告别央视

  1999年2月,64岁的杨伟光从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在杨伟光任台长的7年多时间里,央视频道数量由原来的3套增加到9套;节目播出时间由1992年全台平均每天播出37小时,增加到1997年全台平均每天播出150多个小时;国际频道通过卫星覆盖全球96%的地区;节目固定栏目由几个增加到306个;广告、经营收入达到50亿。

  1998年3月,杨伟光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还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等多个职务。

  2002年,杨伟光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新成立的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职务。

  姚欣保记得,初见杨伟光,可能会觉得这人比较内敛,甚至是有点木讷的,不太张扬,完全不会将他与部级官员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在话题打开以后,他是能够侃侃而谈、愿意交心的人。

  杨伟光不仅对于电视新闻有自己的想法,对于新闻专业教育也有他的思考。

  姚欣保告诉记者,杨伟光意识到,现在的新闻传播教学,太多的从理论到理论,许多学生进入媒体后根本不能工作,应当增加实务性课程。

  在师资方面,杨伟光认为应该“一人一半“,偏理论的教师占一半,偏实务的教师占一半,真正能够让学生学会动手。

  姚欣保说,杨伟光的很多理念,放到现在看也还是先进的,对大陆大学新闻传播教学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很强。

  杨伟光因此还牵线搭桥,为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提供固定的每年到央视实习的机会。

  记者本人与杨伟光的唯一一次联系,还是在2012年。

  当时,记者正于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任职。为了制作院庆专刊,曾十分忐忑地致电杨先生,邀其写下寄语。不想杨先生在电话里毫无架子,欣然同意,并很快用短信发来自己的寄语。

  “期待师生们: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培养出更多全国知名、影响世界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名制片。为交大争光!为祖国争光!

  曾有记者问杨伟光,事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他将之归结于不断的学习,尤其是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哲学使我注意辨证思维,注意‘度’的把握,注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紧跟时代潮流,关键时刻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战胜困难。

  “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把握好‘度’是成功的关键。古人说,‘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两句话是至理名言,是我的座右铭。”杨伟光答道。

  (本文参考自《杨伟光:破译电视辉煌的一个密码》《杨伟光:CCTV要覆盖全世界》《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春晚是一台讲政治的文艺盛宴》《白岩松:没有杨伟光就不会有我们这批主持人》《杨伟光:电视人生不停歇》《杨伟光的电视人生》《杨伟光,中国电视改革的里程碑》《杨伟光:演绎央视演义》《对话央视前掌门杨伟光:打造CCTV黄金时代》等。)

来源:人民网 2014.09.21

原文: 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因病逝世 曾拍板开播焦点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