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专访“大数据”之父:奥巴马和习近平想的问题是一样的

20.11.2014  10:32

  被称为“大数据之父”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来华了,同一天,恰逢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的乌镇起幕,就像某种巧合。抵达上海后,他第一时间与记者碰面,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

  此次迈尔-舍恩伯格受华东师范大学宣传部邀请,在20日的“杏坛高议”做围绕新书《与大数据同行》的讲座,后者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迈尔-舍恩伯格是开大数据系统研究之先河的学者,《经济学人》曾评论说,在大数据领域,他是最受人尊敬的权威发言人。他有多达一百多篇论文发表在《科学》 《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上,是《大数据:看庞大资料如何靠分析颠覆一切》和《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等书的作者。

  当大数据还在众说纷纭时,迈尔-舍恩伯格已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早在2010年,他在《经济学人》上和数据编辑肯尼思·库克耶一道,发表了长达14页的大数据专题文章,成为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他预言大数据正在把我们变成新的物种,世界的本质就是大数据,大数据将开启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

  之后,迈尔-舍恩伯格开始思考“被遗忘的权利”与互联时代的取舍之道,并最终写成了《删除》一书,他说:“过去正像刺青一样被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遗忘已经变成了例外,而记忆却变 成了常态……”大数据时代,人类又该如何构建积极而安全的未来?迈尔-舍恩伯格的问题引人深思。

  生于1966年的迈尔-舍恩伯格目前是牛津大学牛津网络研究院的网络监督及管理学教授。早期他曾在哈佛大学任教10年,是肯尼迪学院信息监管科研项目负责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熟悉亚洲信息产业的发展,先后担任过新加坡、文莱、科威特、迪拜及中东政府高层的咨询顾问。

  面对记者,迈尔-舍恩伯格教授文雅、彬彬有礼,在酒店大堂昏黄的光线中侃侃而谈,窗外是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景观,构成的密集空间网络仿佛一个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隐喻。

 

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

   澎湃新闻: 您是第几次来中国?对中国印象如何?

   迈尔-舍恩伯格: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了,第一次是在11年前,住在浦东的金茂,当时是一个一月,天下着雪,我看到浦东一片荒凉。2012年因为出版我的书《大数据时代》,我几乎每隔一个月就来一次中国。我不仅去过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还去过四川绵阳这样的小城市。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城市的变化,每次来我都觉得来到了一个新国家。而且中国一直在前进,经济高速发展,弥漫着乐观主义的情绪,不象欧洲,很悲观。

   澎湃新闻: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谈到互联网时这么说:互联网说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阿里巴巴的宝库,里面有取之不尽的宝物;用不好,它是潘多拉的魔盒,给人类自己带来无尽的伤害。你怎么看当今的中国互联网?

   迈尔-舍恩伯格: 我认为习近平是对的。互联网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可以用在不同的方向,它不是中性的。它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中国有大量的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互联网使他们保持连接,这非常重要。而且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太快了,我曾经和海尔的CEO聊过,他告诉我一个冰箱可以在48小时内到达偏远的农村,我非常震惊。互联网明显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知识传递。我自己出生于奥地利的小村庄,我12岁时我爸爸为了给我买一套百科全书花了昂贵的价钱,而现在从网上得到是那么的容易。淘宝是不可思议的!你们有电子商务之王。

  谈到中国网络时,西方总爱说审查和限制。但如果身在中国,你会发现情形并非如此,只不过有些西方网站可以上有些不能上。总的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非黑即白的,中国是复杂的,多元的,不能简单地评价中国互联网。我认为当习近平在说双刃剑的时候,所想的事情和奥巴马想的是一样的,奥巴马也面对着网络的负面作用和错误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最关键的都是在正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澎湃新闻: 有人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之处就是未能构建一个无所不知的大数据。您认为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是乌托邦还是恶托邦(dystopia)?当个人数据被轻易地获取,带来的是更多的控制还是反控制?会不会重现奥威尔的《1984》?

   迈尔-舍恩伯格: 所有计划经济的问题都在于:一个机构认为能为所有人做决定,当使用的是小数据,基本会是错误的决定;当使用大数据时,决定会好些,但仍然是某些人为所有人类做决定。这是不会运转良好的。所以过去的计划经济不是数据的问题,而是错误的人为错误的事做决定。大数据带来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更好的决策。

  当人们不信任的时候,是不愿给出自己的个人数据的,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政府、公司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是负责的。但不是说我们就不使用数据了,不使用数据意味着无知和愚蠢,意味着歧视和黑暗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更好地进行立法,确保数据的使用是负责的。全世界都需要这些法律,欧洲有些保护隐私的法律不够好,因为是20世纪制定的,而不是21世纪。

   澎湃新闻: 目前各国间的互相监控也愈演愈烈,频繁爆出。现代民主的基础正在受到损害,你怎么看?

   迈尔-舍恩伯格: 是的,监听是不必要的,又是非常危险的。监听是不必要的,因为并没阻止了多少恐怖主义,是危险的,因为导致了人们之间、国家之间的不信任。不信任带来的是不诚实。人们从诚实中获益,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诚实地面对处境,承认需要改变。只有诚实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 哈贝马斯认为市场的独裁损害着欧洲民主政治的基础,大数据时代会不会使这种情况加剧?一些有倾向性的数据会不会代替民主争论和商谈?

   迈尔-舍恩伯格: 你们也读哈贝马斯我好震惊!恭喜恭喜,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哈贝马斯对我很重要。我要分两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是市场的角色。市场不是问题,市场主体——公司的行为才是问题。我们必须规范公司的行为,市场需要很多的规则和法律,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需要规则。2008年的经济危机证明我们需要更好的规则,确保规则更好地实施。

  说到民主,我们要问什么是最好的政策决策?有两种决策,一种是基于大数据的,一种是基于大多数人的选择。对于后者,如果大多数人被愚弄了怎么办?我们该采用基于大数据的理性的决策,还只是采用大多数人的选择?这是对于民主最为基础、关键的问题。就像新加坡常常指责欧洲, 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民主问题里有这么一个张力,没有简单的答案。民主要求对公民负责,也就是说教育公民,使其能做出选择。没有民主的话,公民是被排除于决策之外的,对政府说:你来决策,我只负责抱怨。在民主中,公民无可抱怨,因为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己负责。这是很难的。

   澎湃新闻: 所以大数据时代会使它变得更容易吗?

   迈尔-舍恩伯格: 在大数据时代,会更加艰难,更容易使民主偏离理性。在大数据时代,民主是尤其被挑战的,大数据时代的民主要求民众有更高的教育程度。

   澎湃新闻: 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在大数据时代并没有被消除甚至可能加剧,请您谈谈大数据时代全球正义问题。

   迈尔-舍恩伯格: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该如何处理社会正义问题?我并不认为大数据时代就一定会制造新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有人担心这个,但我担心的是其他的事。我担心的是误解了大数据。如果用正确的方法理解大数据,把大数据用来提高人的生活,这是乌托邦;如果误解了大数据,把大数据用来区分人,甄别、贴标签,说:“你看起来聪明,所以应该接受教育,你看起来很蠢,所以不应该接受教育,你不应该去医学院,因为大数据显示你不会是一个好医生”,那么这就是敌托邦,这是很可怕的。这就错过了大数据真正的力量。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来构造大数据,来帮助人类建立彼此之间的关联,来克服社会区隔和不公。

   澎湃新闻: 您对阿里巴巴上市怎么看?

   迈尔-舍恩伯格: 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刻,是互联网历史性的一刻,不是因为这是一家中国公司,而是因为这一刻,我们真正理解了“规模”意味着什么,在互联网上“规模”几乎意味着一切。阿里巴巴并没掌握最先进的技术,也不是最好的品牌,就是规模使得它不同。中国是如此得大,市场是如此得大。

   澎湃新闻: 您的《删除》一书讲了删除信息的重要性,您在推进隐私保护、删除信息的权利上做了哪些工作?

   迈尔-舍恩伯格: 当我写《删除》时,每个人都在笑我,因为他们觉得遗忘是不重要的。后来他们说,即使遗忘是重要的,也没有公司使遗忘变得容易。但我的书启发了一些公司做遗忘的工作。比如Snapchat,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用Facebook,而用Snapchat来聊天。他们用Facebook来炫耀好消息,比如我上了一个好学校,po了一张好照片,因为它是永久的;他们用Snapchat来发布一些坏消息,比如我喝醉了,因为会被遗忘。它们是不同的数字工具,人们使用不同的工具来传递不同的信息。几年前我写作了《删除》,我相信这本书促进了对删除和遗忘的讨论,帮助产生了新的工具。而且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遗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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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澎湃新闻网    编辑| 吕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