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上海人:60多年前 上海也曾流行广场舞

04.05.2015  06:41

  原标题:“书信里的上海人”系列之三 60多年前,上海也曾流行广场舞

  图片说明: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文工团员在街头扭秧歌。

  图片说明:现代广场舞跳出了新的时代感。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百万军民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上海解放。解放军攻城部队举行庆祝解放的“入城仪式”。市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姑娘们扭着秧歌,小伙子敲响了腰鼓,儿童们背着的“洋堂鼓”引人注目,工人方队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整个上海沸腾起来了。

  从此,群众文艺活动成了上海的感性存在,让这座城市更有激情、更有活力。

   情书中描写的群文活动

  两个上海人于1950年代的家书,记录了那时他们参与过的群众性文艺活动,文字不多,却也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脉搏,体悟到当年这个城市居民的情感与心灵。

  信件中的男主人公傅伟(化名),约于1930年-1931年出生。上海解放时中学毕业,在蓬莱区文化馆当职员。女主人公李敏(化名),1932年10月出生,解放时中学毕业,在长宁工校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从1951年起与傅伟确定恋爱关系。

   傅伟在信中对李敏提到:

  “昨天的五一游行我负责同学队伍,在整个蓬莱区八万人的队伍中,我们的队伍是最后一个,所以从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四时半,十足地在体育场等了七个半钟头。同学的思想混乱之至,结果没办法就教同学跳匈牙利舞。由于大家都学起匈牙利舞来了,所以才“”住了同学的情绪。等到我们出体育场时,三百个人中,几乎每一个都学会了跳这个舞,情绪高得不得了,连我这个从不会跳舞的笨家伙也跳得蛮好。这个舞好不好,就可想而知了。(舞蹈的歌谱是:5656565∣517653∣5534553∣5534533∣1432143215∣1432143215:‖。歌谱中的记号如一拍半拍等画得对不对,不敢肯定)。假如你要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不过听说在《青年报》上也曾经登载过的。(昨天我们的队伍做到了100%不开小差不买零食)。你是文娱先生,可以将这舞教给同学。”(1951年5月2日)

   李敏回复道:

  “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过去了,这次我们长宁区工校教师全部担任鼓动宣传,所以没有参加游行,但是我们都检阅了五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工人阶级显示了他们伟大的力量。尤其当同学们见到了我们先生给他们鼓动时,他们的步伐就走得更加整齐,歌唱得更响亮,口号呼得更有劲——这样我们从上午七时半直到下午五时才结束,在这期间却也够累了,那天晚上七时半我才回家。”(1951年5月4日)

  “今天,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内静静地想着写着……听着音乐,另有一股心情,音乐真能动人,使你去除了烦恼。有人说会欣赏音乐的,也就懂得了人生,这虽然不顶全面,但我倒感到很有意思。”(1951年6月16日)

  “由于过去的经验,我的声音被称为较清爽、容易吸引群众,因此我担任了很多,如对口唱(一男一女)、讲故事、对白等,此外还有大合唱和舞蹈。虽然我身体不好,在工作期间也有发烧、头痛等现象,但我都把它忍受过去了。这真是给我一个考验,但是很矛盾的,我会暗暗地烦恼。算了吧,不谈这。喔,我们在集体练习时教师间的感情更融洽了,记得在宣传的那天晚上(廿日),我们都拖着沉重的脚步到里弄里去开会,居民们的那种热忱,充分地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是有了提高。”(1951年7月23日)

  “一星期又匆匆地过去了,你们那里忙吗?大概又要开始订计划了吧!我们工校里这星期上的是临时课,三月二日在马陆桥他们工校会举行了开学典礼,我竟被选为教师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真是尴尬得很。但我总觉得跑上几次,老练得多了,可见什么事都得学习呢?唉,真是经不起磨炼,这几天晚上工作得较迟了些得了感冒,加上为了适合同学要求天天地教他们唱歌。为游行练,所以我的嗓子已变成麒麟音了,(这三个字不知是否这样写的吗?)今天是三月四日,反美大游行,我们长宁区工校教师会组织了一鼓动站,设立在中山公园门口,我们在清早四点即起身,到六时集合在公园门口布置,用了一上半天的喇叭,到下午一时才结束,但我的喉咙已发不出声了,回家又得很多事,所以竟从愚园路跑到老北门,你想伟大不伟大,但可把我累坏了。”(1955年3月4日)

   曲调已改,节奏依旧

  傅伟与李敏给我们留下了139封信,时间跨度是1951年到1959年。两人的家书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才可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越先生,他比傅伟小6岁,却对1950年代上海的群众音乐和舞蹈记忆犹新。

  像傅伟他们一样,越先生也住在上海的市中心,他家在永寿路上,北靠延安东路,南临淮海路。越先生的父母一直在宁海东路菜场摆摊卖海产品。越先生小学毕业时,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开始帮助母亲“做生意”。

  1951年年初,宁海东路菜场管委会组织了“宁海东路菜场文工团”,越先生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说,“我算文化程度高的,担任了文工团团长”。文工团的成员都是“菜场里的”,有的是摊主的子女,有的就是年轻的摊主。文工团活动频繁,早上“落市以后”,他们就“找时间”到菜场总代表家里练唱歌,到延安东路边一个叫做洋经浜的地方跳舞、打腰鼓。越先生说,“洋泾浜原先是一条小河浜,英国人做了租界后就填满了,成为路边的一个小广场。我们文工团就在这里排练腰鼓,有时还喜欢跳舞。当时特别流行一首舞曲叫‘找朋友’。舞曲的一开始是‘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

  文工团很忙,经常在马路边找个小广场,在店铺前拦一段人行道进行表演,打腰鼓,唱歌跳舞。他说,当年唱的歌都欢快流畅,气势磅礴,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人会唱,天天都唱。两年多以后,越先生重新上学。1956年,越先生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了团总支宣传委员,他说,“我每周都要组织一次舞会,每次都把一部分舞票发给解放军干部战士,让他们来参加舞会。解放前在舞厅里跳的交谊舞,当时全上海都流行起来。”我惊讶地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南下的干部战士太多单身汉,政府在想办法创造机会让他们找对象。

  傅伟自称是个“从不会跳舞的笨家伙”,然而,恰恰是这位搞混了匈牙利舞曲与《找朋友》的“笨家伙”对于音乐、舞蹈的热情与投入,反衬出上海这座新生城市的新气象,其中,交谊舞对于上海的未来意味深长。

  李敏是个“文娱先生”,她在信中提供了一个理解音乐的视角:“会欣赏音乐的,也就懂得了人生”,从这个视角去解读两人的家书是富有启迪的。李敏的家书有趣地蕴含着她的音乐之恋与“思想改造”实践之间的隐约的关联。她努力接受新思想,却时时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她热情教唱革命歌曲,嗓子都变成了“麒麟音”,却在静悄悄的时候听着“西乐”。

  李敏在“思想改造”中终于更多接受了新时代的音乐与舞蹈,她不仅意识到新时代的音乐舞蹈对于自己人生的意义,还认识到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为此,她决然放弃了“读大学的念头”,决心做好“文娱先生”。

  在李敏们的努力下,新上海的新生活催开了新时代的音乐舞蹈之花,创造着上海崭新的城市文化;反之,新的城市文化也不断地塑造着上海居民的人生,改变着上海人的生活。

  上海在变化中。弹指一挥数十年,上海旧貌换新颜。前些日子,我们特地起了个大早,来到傅伟李敏他们曾经唱歌跳舞的愚园路,走进中山公园。公园里满是跳着广场舞的老人们,那些70、80岁老人的矫健步伐总引人关注,他们莫不就是当年的傅伟李敏?

  广场舞音乐流淌在晨雾与绿叶之间,曲调已改,节奏依旧,轻松的、明快的、给人活力。老人们喜欢这样的旋律,正如越先生所说,“这样的曲子让人想起年轻的时代,使人年轻!

  (作者单位: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