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复旦管理学奖】 成思危：务实审慎的“风投之父”
新闻中心讯 “慷慨陈辞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素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美誉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这句话。这一位经历大时代、大变革的勇者与智者，用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格言。
正如他的名字——“身居高位、居安思危”，从46岁时的转行伊始，成思危先生从未有过一日怠慢。学成归国后，他逐步将西方先进经济与管理理念带回祖国，构建虚拟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并开创性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如今，这位年近八旬的长者，已带领中国经济迎来新的曙光。
从“科技救国”到“管理救国”
1956年，从华东化工学院学成毕业的成思危分配至化工部沈阳化工研究院担任技术工作，专攻于化工系统工程领域。而在文革期间，他逐渐发现，科技救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专业的高水准科技人员也只能在农村“修理地球”，无法为祖国的建设真正发挥作用，振兴中华离不开社会、法律与经历管理的保障。
1979年，在化工部负责设计联络、引进装置工作的成思危赴美参加化工学会年会。在美国的三个月中，他原本对美国的固有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美国在我印象中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这三个月下来，我觉得这个国家确实有它独到的特点：社会管理、企业管理、政府管理，尤其是国家的创新精神都很先进，和我去之前的想像大不一样。美国的朋友也告诉我，美国在管理领域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我想，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应该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
之后，成思危积极响应彼时邓小平的号召，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与其学习化工，不如学他们的管理。”他说道，“做理工科的学者去国外镀金，回国后能给自己获得荣誉，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我觉得作用还不够。况且在化工领域，我觉得我们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才的，可是当时真正懂得西方管理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因此，1981年，已过不惑之年并在化工学界卓有成就的成思危决定毅然转行，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学成归国后，成思危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成为我国现代经济管理领域的先行者。他从1997年开始致力于虚拟经济领域的研究，构建了虚拟经济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体系，创立了虚拟经济学科，并有效地推动了虚拟商务学的建设和发展。
自强不息的学术之路
当今电商时代，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已超乎想象，而在18年前，成思危的高瞻远瞩则始将这一经济生活变革的种子播撒至中国大地。他提出了虚拟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一工作成果后来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好评和关注，也对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这与成思危的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近年来，他倡导国内虚拟商务领域的研究，在互联网对经济生活，乃至对政府管理都产生了巨大变革影响的今天，这无疑是具有前瞻远见的学术创新。而这一切，都和他在治学中的勤勉精神与创新意识息息相关。
现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200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汪寿阳从1997年起，开始担任成思危的学术助手。在与这位良师益友的接触中，他感慨尤多，“成先生的工作与学习态度特别值得青年人学习，无论是在外出差，甚至是在国外出访公务的过程中，他每天都必须要抽出大约两小时的时间读书写作，从不间断。”这种不沉沦、不倦怠的精神影响着他的每一位学生。与汪寿阳同为2009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现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勇回忆到，“有一次，成先生生病住了院，可在休养期间他都仍拿着电脑学习，让我们实在敬佩不已。”从文革期间在磨难中坚持自学英语，直至临近花甲之年再战西班牙语，成思危始终孜孜不倦，将学习当作自己的生存之本。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人生座右铭——“自强不息”。
此外，成思危也从不为一些条条框框所限，乐于创新亦鼓励创新。他从零开始，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建立虚拟商务学科发展与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于学术界及相关商界产业的发展意义深远，或将在未来三十年内继续为中国经济大势的管理学研究视角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同时，他也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在中国管理学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汪寿阳所说，“倘若不是成先生的质疑思想与创新思维，推动如此一个崭新学科在中国起步或许是难以做到的，这也非常值得我们青年学生们学习。”
春风化雨、坦然谦和的大师
在石勇的印象中，成思危在为人处事中的态度可以用“坦然、谦和”来概括。“成先生做人坦然，他从来都讲实实在在的真话，不会假大空那一套。在学习工作中，对于别人的意见，他也从来都非常尊重，以虚心的方式学习，再从中融会贯通，寻找科学的原理。”作为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成思危对待下级非常谦和，几乎从不发火；对于上级领导，他也敢于陈述自己的见解。不慌不乱的性格让他处事泰然，常常首先为他人着想。
成思危深知，要扎实推进管理科学并使其在社会经济中发挥影响力，必须依靠一流的人才。为此，他也一直用心致力于中国管理学人才的培养。79岁时，成思危仍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为博士生开设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课程，坚持自己备课、自己主讲，为学生们带来一些世界名著的精读选读，培养大家的思考能力。在他的学生中，像格林集团董事长、总裁王拴红这样以在职博士生身份跟随成思危学习的不在少数，其中亦不乏学术界、企业界、金融界、国际传媒界等各行各业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已身为局长、会长、董事长的精英人士们，在成思危面前仍是虚心向学的“徒弟”。“我想，我们大家所有的进步一方面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则受益于老师的栽培。他给予我们的学术指导为我们在业内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老师的庇护下，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王拴红说道，“这次听闻老师获得了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与自豪，同时也为我们虚拟经济领域、衍生品领域的从业者感到骄傲，这可以视作为衍生品领域的一个最大荣誉。”
从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跟随成思危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朱晓武有着更深感触。“成老师一直教育我要以复杂性科学为研究基础，从而探讨微观企业的管理及跨国公司经营的问题，最后再对现代企业金融改革进行全面的厘清。从微观到宏观，成老师给了我很多的研究新思路。”
除了对博士生的激励，成思危也非常重视在本科教育阶段对现代金融精英人才的培养。在他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创办了现代金融菁英班，这也是教育部唯一批准的、由文科性大学与理科性大学联合抗战教学的培养方案。在成思危的指导下，两校通过协同创新，双方共同派出最优质的教学资源，为本科生带来量身定制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金融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他在人才培养与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中国金融管理学发展点亮了曙光。
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实践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一路走来，成思危治学为国，所做研究工作都与当今中国的一些重大社会变革及管理问题密不可分，也揭示了中国与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预测。
“成先生的学术造诣非常高，但他并非如同我们想象中的一些大学者，只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从事理论研究，他愿意走出去，将理论运用在实践中，这种研究精神和研究态度都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汪寿阳介绍，成思危长期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原理建立虚拟经济的理论体系、结构以及应用，并又以应用为重中之重。在他眼中，如何将理论研究切实适用中国发展，才是管理学领域的真正成功。
“中国的管理学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虽然在解放前，像李岚清等等老一辈学者就学习过管理，但此后停滞的几十年间，一直没有新的进展，国内真正开始大量地学习西方现代管理经验还是要从改革开放之后算起。如今，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重视，如何能将这些理论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成思危谈到这一问题时直言不讳，“现在我们国内很多的教授可能对西方管理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在如何将其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尤其是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案例研究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的问题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正是处于对国内社会与市场的高度关注与深入研究，成思危在1998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主导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一后来被称之为“一号提案”的思想结晶，快速掀起了国内风险投资的热潮。成思危敏锐察觉到，当时的我国经济已从短缺状态中挣脱，新的经济增长需要新投资工具及金融产品的刺激，这时，来自理论界并融入中国金融市场现况的风险投资适时成为了良性推手。成思危利用在MBA求学阶段对风险投资的理论学习，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困难、民间金融投资渠道少等现实问题，交出了一份开创性的答卷。
接到复旦管理学奖的消息时，成思危很高兴，但仍不忘对基金会的发展提出殷殷嘱咐，“我希望我们国内的管理学界可以秉承当年我对复旦管理学奖提出的三个要求——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并且将三者结合起来。”他还对学生们给出了源于自身经验的睿智之谈，“对于年轻的同志来说，就是既要重视理论，更多地还要重视实践，因为管理学从根本上讲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它的研究重点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如何从今天的状况入手，采取措施达到未来的理想模式。所以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管理学者一方面要认真地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另一方面要认真地研究中国企业的实践，同时也要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最后达到创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科的目的。当然，这一切还任重道远。”